学习杜老支持农民转移就业取得国民待遇的精神/崔传义
在30年改革发展中，杜润生同志高屋建瓴，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问题放在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上，不仅支持、指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率先支持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他高度评价“民工潮”，称“民工潮”是农民在创造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两大业绩之后，依靠自身力量，开通城乡关系、活化生产要素、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强大动力源。这一思想对当前和未来的改革，对实现中共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目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回顾起来，有几件事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件事，是1988年10月，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几个年轻人写出《资源、包袱、财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的研究报告，杜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给予高度重视。那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的郭永利和其他室顾宁一、赵毓、王强几个同志，鉴于农业家庭承包制不仅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也使在传统体制下荫蔽的数以亿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与转移问题提上日程，较早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课题组，关注农民流动。他们在1987～1988年，与八省十县（市）政策研究部门进行了联合调查。1988年10月提出《资源、包袱、财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的研究报告。由于他们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得到王郁昭同志的支持，我就较早了解了有关情况。他们几个同志过去承担的事务性工作较多，对他们搞的研究，往往不受重视。该报告指出，估计农村有一亿多剩余劳动力，到20世纪末，剩余劳动力将达两亿多，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开发得当就会转化为社会财富，搞得不好，则会成为社会的包袱；如果不从现在起着手探索多渠道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途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劳动力的就业与安置问题将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严重困扰因素；劳动力转移要求就业机制变革、搞好开发培训和政策法规建设。杜老审阅该研究报告后批示：“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非常重要。在国内生产总值300～2000美元阶段理应出现农业劳动力加快转移过程，我国转移障碍何在？日本、南朝鲜可作借鉴。望继续研究，得出几条建议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杜老的批示，给研究人员很大的鼓舞，指明了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的重要地位和方向。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1988年10月下旬由该课题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等单位发起，要求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筹备会。经过一段准备，王郁昭同志提请国务院农研中心研究，1988年12月20日，杜老批示同意，国务院农研中心批准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第二件事，是1989年5月4日，在北京市房山区召开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杜老发表讲话，提出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全局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劳务市场，让农民自己选择，鲜明地肯定刚刚浮出水面的“民工潮”。1989年春，我国出现第一次“民工潮”，舆论哗然，有人提出把进城农民用铁扫帚扫出去。杜老讲话一开头就说，现在全国都很关注怎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最近有人对农民流入城市说成“盲流”，搞不好会出动乱，这种看法值得注意，把剩余劳力问题研究清楚，也说明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很有必要。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以下重要思想：
——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使“二元结构”固化，影响我国从不发达转变成发达。他说，我国要从不发达转变成发达，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现代化，就要有生产要素在工农业之间流动。开始时要素从农业向工业转化，从农业抽一部分剩余到工业，工业同时要吸纳农村劳动力。但我国是把资金抽到工业，人力留在农业，生产要素的转移是片面的。这使农业既没有积累又要增加消费，延长了农村自给自足的时间，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工业占国民经济的份额已增加到70%左右，但城市人口只有两亿；农业份额低于30%，但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80%左右。这是违背历史规律、违背逻辑的。他接着说，我们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农民太多，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就形成了所谓“二元结构”：现代化工业加传统农业。工业的好处只有少数人享受，大多数农民享受不到，造成社会上有两种人，一是城市居民，一是农民，各方面的待遇都不一样。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把“二元结构”强化了，凝固了，把城市和乡村变成一种对立关系。社会主义本来应不断消除城乡对立，但实际政策加深了这个对立，这是很不利的局面。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改革经济体制，修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打开城乡壁垒，让劳动力流动。他说，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从加速重工业的发展搞起，用钱很多，必须对农民统购统销，以价代税，保证城市的低工资，而且资金也是低价的，外汇也是低价的。为了维持这一套，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排斥市场，越不让劳动力流动，越扭曲。这些都是深化改革的内容，同时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工农业关系。不但要减少农业的负担，同时要扩大工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打开城乡壁垒。
——发展城市，发展中小企业，发育劳动市场，让农民自己选择。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向打开城乡壁垒、扩大工业吸收农村劳动力这个方向迈进。原来的公社制度把劳动力冻结起来，实行包产到户，解放了劳动力。农民可以自己安排生产要素，根据市场判断运用各种资源，但我们城市这一套还没有改变，不得不让农民发展乡镇企业，用少量资金推动几千万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乡镇企业吸收有限，农民就流向城市。现在农村劳力已转移了几千万，硬要把这些劳力赶回农田，产生的问题难以想象，回去也是危险的，我们要谨慎从事。前一段时间要发展乡镇企业，过一段时间又要打击乡镇企业，前一段时间提倡劳力转移，现在又要赶回去，反复几次就带来灾难。如不把一部分农民从农业转移出去，农业投入的边际产出越来越低，这会增加土地的压力，要素配置不是优化而是劣化。改变就业结构是控制人口的最好办法。必须另找出路，那就是发展城市，促进城市就业。把自发流动变为有序的市场流动。必须发展可以吸收剩余劳力的工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少消耗能源与资金。这种产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也要把农业本身变成能容纳更多劳力的产业。
他强调，更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劳务市场，有了劳务市场让农民自己选择。凭我们自己规划总搞不对头，大批江浙劳工往西边去，粗工往东南走，靠我们想不出来。你说没有机会，他能找到机会。另一些地方，人口很密，还是很需要劳力。东莞、佛山缺劳力，过去预料不到。城市里的建筑业、清洁工、粗工杂活没人干，靠谁去安排指挥？就靠劳动市场。农村劳动力大转移是由国情产生的。因为过去转移得太少，现在转移量必然会多些。顺着农村劳力转移方向搞下去，采取适当办法，建立市场秩序。
第三件事，是1993年9月，杜老在河南省商丘市参加农村改革试验区关于流通问题的会议之后，接着考察安徽，在合肥召开的市场农业座谈会上，他高度评价“民工潮”是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伟大事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在中西部省区，农民转业有很多困难，出现了离土离乡流向城市，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所谓“民工潮”，多达六七千万人。虽然“民工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小，但我们不应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这是农民在创造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两大业绩之后，依靠自身力量开通城乡关系、活化生产要素、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伟大事业。
他说，“民工潮”就是农民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反应，是改革后农民对自主权的自觉运用。这样的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创造农业步入现代化的条件，有利于农村耕地整合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利于自给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商品化、专业化的转变。
他指出：如果各级领导审时度势，尊重农民的选择，正确引导“民工潮”，使之成为一个劳动力大市场，把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全国产业结构等结合起来，那将是一篇有声有色的大文章，是一项造福人民的事业，将迎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这个讲话振聋发聩，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一直鼓舞我们开展农民进城就业和市民化的研究。
再一件事是，1999年10月，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要编辑该会十年来的论文集，我把杜老在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的讲话记录稿加上《国家发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题目，送给他审阅。10月15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在你的支持下，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得以成立，十年来做了这方面的连续研究和探讨。现将一些成果汇编成一本书。您在首届年会、也是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所提的问题和任务，仍未完成。现将该讲话的记录整理稿送上，请您斟酌为盼”。杜老进行了仔细的文字修改，三天后就让人送来。从修改稿可见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2003年，我将自己1994年以来有关农民流动的调查报告汇编成一本书，请杜老题词。他的题词是：“农民工流动关系城乡发展，前景应由国家统筹安排”。既说明了农民工流动关系城乡发展的全局，又指出了关键在于政府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杜老一直关注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问题，关注着这一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伟大事业。在2003年7月28日90岁生日的时候，他深情地说：“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农村人口的转移，如何能够在本世纪的中期，转移出去两亿左右的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我们要学习杜老的精神，为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统一、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而加倍努力。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