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一些地方的农民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问题，突破了长期计划经济和传统农业经营管理模式，自发地搞起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包括“联产计酬责任制”。党内对此争论很大。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发表谈话，支持了安徽肥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中央于当年发布了75号文件，讲到，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当时还仅限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包产到户”一下子由暗的变成明的。从此，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全面拉开。“包产到户”范围越来越大，在社会上、干部中引起了很多争议，特别是在媒体上反映出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有说好的，也有反对的。当时的思想认识并不统一，“包产到户”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解决。
随着改革的深入，反映官员认识和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每年都有进步和变化。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
到了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凡是群众要求实行这种办法的地方，都应当积极支持。最终肯定了“大包干”，结束了争论。
在这段惊心动魄的大争论、大改革时期，杜老心系农村，心系农民。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直接了解农村基层的真实情况，倾听农民的真实想法和心声，以便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决策，他积极支持了当时国家农委政研室年轻干部提出的利用大学生寒暑假回乡机会作“百村调查”的建议，开创了贴近群众、实地调查的新形式。
1981年，当时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老，将“百村调查”的任务交代给当时农委政研室的翁永曦、曹居中，指示组织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回乡调查。1981年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百村调查”的任务由组织社会力量从事农村研究的农研中心联络室继续承担（联络室在机关内称六组，农村战略研究组）。
第一次“百村调查”是通过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等高等院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利用寒假回家过年探亲的机会，走亲访友，进行农村调查，如实反映农村情况。当时为了保证信息的第一手和真实可靠，要求参加调查的学生，一是家必须住在农村，二是大三以上文科学生（因为当时的学生中有工作经历，岁数较大的不少）。调查报告不限题材，只要求真实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1982年春天，新华社广播了“百村调查综述”后，在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子中掀起了一股关心农村改革的热潮。第二次“百村调查”参加的学校进一步扩大，北医大、中医药大学、北京财经学院等多所参加进来，学生也不限于文科了，研究生参加的也多了。当时为了及时反馈调查报告，对参加调查活动的学生在交调查报告时，报销单程探家车票。学生们交回调查报告后，我们按照交回的时间顺序统一格式、编号，重新打印、校对，不做大的修改，保持原来的观点和素材，连语言也基本是原汁原味，及时整理主要是为了领导看着方便。那时的打字机是老式铅字的那种，效率很低，打字室的小姑娘们经常加班加点，下班也不能回家，但是她们毫无怨言。
“百村调查”遍布大江南北，20多个省，100多个村子。这些调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农村学生的父老乡亲、亲朋好友们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后，粮食增产，家里有了余粮后喜悦的心情；用“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利益最直接，办法最简单”，“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些朴实的语言表露出对大包干发自内心的拥护和认知。报告也反映了承包期过短，农民不放心，怕政策变，不敢投入的担心；反映了平均分配土地过碎，不利于生产经营和集体统一管理，出现了农民自己协商转包土地和转移经营权的情况；反映了土地承包后劳动力增加和人口增加带来的一些新问题，有的地方采取“动粮不动地，供粮不包田”的办法，有的地方采取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田互补”的办法等。报告还反映了农村的干部作风，基层组织涣散，家族势力，宗教迷信，农村医疗缺医少药，计划生育等大量的社会问题。
杜老对这些报告很重视，不仅在百忙之中亲自阅览，搜寻着有价值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验证着已经出台的农村政策，对有的重要信息还亲自批示，上报给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这些朴素生动、栩栩如生的调研报告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当时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对上报的一些报告都有过批示，宋任穷等老同志也有过批示，万里同志的最多，都是用红笔作出的批示。当时我们都是些刚到机关的年轻人，看到有这么多大领导的批示，都很激动，私下里戏称这些报告是“枪枪见红”。那时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也连续发表这些调查报告，经济日报社就在九号院小灰楼一层办公（我们在二层办公），经济部的高以诺近水楼台，总是泡在我们办公室等稿子。
根据杜老的指示，联络室主任卢文同志还亲自主持，召集参加“百村调查”学生的座谈会，会后以简报专呈杜老。令我记忆深刻的是“百村调查”后，农研室在参加调查的学生中，吸纳了一些立志于农村工作的同志到机关工作。岁月蹉跎，这些同志已经都是有关单位的领导了。
“百村调查”从1981年开始，共搞了两次，到1983年结束，后转为规范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30年过去了，杜老在当年农村改革如火如荼的岁月里，用他独有的调查方式，践行着我党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路线和理念，为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留下了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
（本文作者系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巡视员，此文得到翁永曦、曹居中、蒋中一、郭作玉等同志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