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袁崇法
北京西城区有一个灰色高墙围着的老院子。院子东侧临街有两个门，南面的门较大，显然是正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不怎么开启。北边不远处有一个稍小的铁门，偶尔能见到车辆出入。正门一侧挂着一块牌子，标明这是一个清代的礼王府，并且是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院子东临的这条街叫西黄城根南街，院子的确切地址是“西黄城根南街九号”。
它是一处记录着历史的遗迹，却不是旅游开放的景点。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阻断了人们的视线，使小院充满着神秘感。
如果今后将此小院列入旅游景点，人们只需记住它叫礼王府就够了，不会在意它所在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
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并不知道礼王府的人，却与它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牢牢记住了“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这个地名。在他们看来，这个地名要远比礼王府的遗址和历史重要得多。
因为，“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在20世纪的80年代，是杜润生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所在地。
我有幸曾是农研室的成员。1982年8月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到农研室，此时它刚成立五个来月。之后，在它存在的所有岁月里，见证了它的使命，见证了承担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并为此献身的优秀的工作群体。
一
礼王府院在中央农研室时期被大家简称为“九号院”。中央警卫局在它的所有门口都设立了岗位，足以说明当时驻院的不是一般的机构和人物。院内的标志性遗迹只有一个似殿非殿、似门楼又不像门楼的建筑。里面除了大小不同的几个平房小院，一栋三层高的灰色办公楼格外显目，它是砖混建筑，建于50年代，呈“L”型，东西走向较长，西侧的一段南北走向较短。农研室从1982年成立到1990年初撤销，除了现职副部以上的领导干部在院内有一些专用的平房办公室外，其余人员基本都在这座灰楼的二层办公。一层当时为经济日报占用，三层是经委的农业局。两单位同属经委，后相继搬出，但又有经委新的部门进入占用。
灰楼每层30来间房，有大有小。农研室刚成立时就有近百人，二层的每间房都挤得满满的。小房间约12平方米，一般是三个人共用。除极个别外，局级干部一般没有专用的办公室，显示他们身份的是配放了一张两头沉的办公桌。处以下的桌子则是一头沉。年岁较大的局级干部可以有一张床，供中午休息。其余人员用三张椅子拼起来午睡。几年后人有增多，椅子不够，每个办公室可以根据需要和空间的允许，领几张专供午睡的顾头不顾脚的折叠躺椅。
院内有一个公共食堂，所有驻院机构的人员，中午都在食堂就餐，就连部长们也不例外。每到开饭时，大家拿着自备的碗筷，排队交饭票打饭菜，围着圆桌边吃边聊。还有一个浴室，每周一个半天对农研室全体人员开放。去洗澡的人很多，经常可在浴室里见到局长和部长，多数时间是几个人同时用一个喷头，没有人觉得尴尬或别扭。可见在当时，大部分高级干部的居住及生活条件与普通人也相差无几；大家对级别和身份的不同，也不如现在那样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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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下班，部长们现职是专车，非现职保证用车。局级以下坐班车或自行解决。很多人骑自行车上下班。我所在的二组，组长张云千、副组长段应碧，当时已是局级、副局级，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骑自行车。
即使上面不给资金，改善办公条件和福利待遇的机会也是有的，但农研室在这方面似乎很淡薄，又似乎很麻木，甚至连送上门的“大礼”也没收下。80年代中期，农村的长途运输专业户刚刚兴起。在当时，农民搞长途运输虽然开始允许，但私人购买汽车仍受到政策的限制。为鼓励农民运输专业户的健康发展，解决他们买车难问题，农研室从国务院争取了一批进口运输车指标，并负责协调这些指标的落实和分配。具体落实进口和分配指标的单位，找的是当时带“中国”字头的物资进出口公司和汽车进出口公司。事情推进得很顺利，协调得也很愉快。最后一次会上，各方达成了意见一致的分配方案。会议该结束了，两个公司的来人似乎还有话没说完，没有走的意思。不知哪家公司的一位女代表，忍不住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道：“就这样了吗？难道你们农研室真的一点管理费也不提么？”农研室所有参会人员都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只有一笑了之。这件事后来传开了，但谁也没当回事，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笑话。
二
农研室的现职与非现职部级以上干部有20多名，大多在60岁以上。局级干部50岁以上居多。40岁左右的研究干部很少。新生代是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最初几批本科和研究生，大部分具有上山下乡或工厂劳动的经历，岁数在30左右，1982年后陆续进了20多名。机关本部研究团队的结构大体如此。由这一结构决定，当时顶在一线的多数是经验丰富的局级干部，如卢文、李占魁、张云千、祖国补、黄道霞、艾云航、郏启新、黄鸣、段应碧、王西玉等。年岁偏大的同志，精力已显不足，却不停地承担着调研、交办和起草农村改革政策文件等核心事务，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致将身体累垮。最突出的是张云千，在农研室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他的领导下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大我整20岁，具有敏捷的思维、幽默的谈吐和极为深厚的文字功夫，是我终生难忘和敬重的长辈、恩师。按他的衡量标准，我写的一些自以为是的文章，简直是逻辑不通，漏洞百出。但他从不笑话人，而是通过自身高质量的工作每时每刻影响着你。每当看到他用密密麻麻的又十分工整的标准校对符号，把一篇篇文章改得十分精彩时，既对他由衷地敬佩，又为自己感到脸红。为了起草、修改好农村改革的文件，他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他的胃、心脏都不好，萎缩性胃炎长期折磨着他。每年文件搞完，就会大吐血一次。终于在他62岁那年离开人世，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和改革事业。
领导层决定尽快将年轻人带出来。和现在所谓大胆使用年轻人的办法不太一样，农研室对年轻人不是先提拔后使用，而是全方位地给他们提供展示才能同时又承担一定责任的机会。如给职务不提拔。农研室的中层机构是组室，纯研究业务为组，带有管理职能的为室。组室负责人由局级干部承担。这种机构和人事安排，在当时的一些国家机构是通行的。但农研室从1985年开始，陆续让一些还什么都不是的年轻人担任副组长甚至组长。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让一批年轻人参加由领导、部级、局级干部组成的办公会，参与高层次信息沟通和政策研究讨论；另一方面，将有些中央领导交办的任务和调查研究课题，直接交给年轻人去组织力量完成。对这些年轻的组长、副组长，在工资制度改革时，陆续将行政级别提升为处级，也并不和实际承担的组长职务挂钩。又如提供各种参会机会。农研室每年受中央委托，组织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平时还有各种自己组织或外单位邀请参加的会议，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参会学习和发表意见。全国农工会议期间很多年轻人被抽调到文件组、简报组、秘书组等。为鼓励年轻人研究创新，还特意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允许机关内部和社会上一些探讨性的、并不成熟的文章在内部发表，在一定范围内交流。
农研室聚集的部级干部，都经历过战争年代，许多领导干部很早就涉及农村工作。从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从农村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很多人亲历亲为，甚至自己的政治生命始终和农村政策的演变联系在一起，杜润生同志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熟悉政策、了解农民，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层政策研究水平。尽管对农村的政策制度安排和调整改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具有老干部共同的优秀素质，即替老百姓着想，特别看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很多人对当时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丧失信心，但对用什么更加有效的制度去替代心里没底；他们支持鼓励广大农民的创新实践，却担心引起宏观局面的失控。他们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希冀，很大一部分转为对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年轻人到农村、到基层，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国情民情；希望多发现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总结出经验教训；希望运用新的知识与理论分析研究问题，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提出新思路、新观点；希望多了解国外实践与理论的新动向，借鉴成功的经验，避免走弯路。总之，让年轻人加快成长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他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鼓励、帮助年轻人。如共同或指导完成中央交办任务；带年轻人出差，传授调查经验；让年轻人挑头完成重大政策研究及咨询课题；安排年轻人出国考察、参会；与他们共同撰写文章等。领导层一般都要直接听取调查研究成果的口头汇报，以便面对面地与年轻人交流；同时，还往往直接点名让年轻人承担重要工作。这些看似简单又平常的方法，使年轻人处处体验到真诚的信任和鼓励，又时时感受到历史的责任和压力。比如，杜润生主任曾委托我组织中国膳食结构和营养需求课题研究；张根生副主任让我协助他组织蒋中一、何道峰、戴小京、魏唯、罗海刚、娄旭奎等年轻人研究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刘堪副主任在准备1985年农村工作文件期间，甚至让我组织人准备第二套方案。类似情况在农研室数不胜数，几乎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
老干部的言传身教，对年轻人树立考虑大局的观念、探索创新的信心和求真务实的风气，乃至对他们的事业观和人生观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1983年初，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在等候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号文件前，刘堪副主任带我去上海、福建调研。一路上，他找各层干部座谈，听他们详细介绍情况，并且自己做记录。当时上海农村的社队企业已经有一定规模，很多农民由此开始致富，上海的同志讲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刘主任同地方同志探讨了很多上面担心或争议的问题，并深入到农民家里去了解实际情况。在福建，沿海农民和渔民中当时刚刚出现私人建水产品冷库的现象，刘堪同志又找相关人员座谈，亲自到几个冷库去察看。日程安排得紧紧的，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和人座谈。这次调研整个扭转了我对大领导到下边属走马观花的看法。刘主任的调研非常详细，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密，从不孤立地看待和评价任何事情。从各个场合的提问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特别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在农研室八年，我跟他直接接触时间最长，无论做事做人，对他留下的印象也最深。他早年学的是中文专业，文学功底深厚，但无论讲话还是写东西，在他那里从来找不到一句华丽的辞藻。令人钦佩的还有他的做人。在农研室，刘主任是属于有思想深度的领导，对农村改革从不缺乏自己的见解，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表现自己，多次声称只是“杜主任的助手”。他给自己始终把握着这样一个定位，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献给了中国农村改革幕后默默无闻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文件的起草事务。晚年他笑称自己是“四平老人”（即平凡、平庸、平和、平常者也），其高尚的境界和儒者的风范，让年轻人由衷敬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创新改革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其中有一批年轻人，多数是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学生，他们在校期间就开始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广泛接触当时的热点问题。他们一边拼命学习，一边运用刚学来的知识和理论探讨中国农村今后的发展道路，完成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调查研究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些人在共同的志向和责任的基础上逐渐凝聚成一个合作团队。很快，他们成了九号院的常客。在一些领导同志的帮助下，这些充满生气、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终于成就为一支调查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和政策制度安排问题的专业研究队伍。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组”，挂靠在社会科学院农村所。后来改名“中国农村发展所”，正式成为农研室直接领导的一个研究所。该所英才济济，多数成员，如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等，后来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成为佼佼者。杜润生主任一开始就对这支队伍充满了期望，并为指导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82年年初他对发展组几位同志的一次讲话，充分表达了他和一些老同志当时的心情：“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一言兴邦、一言危邦，要将决策放在科学的基础上。但那是不容易的，要进行艰苦的、长期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研究固然很重要，但不能直接转换为政策。当前农村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你们要多做现实问题的调查。长期坚持调查研究有极大的好处，尤其是对全局性问题的系统调查，是你们将来的本钱。生动的东西只有在下面才能得到。你们思想活跃，提倡新思维、新方法，但首先应该提倡的是调查研究。……对问题要学会多角度、多层次观察，不要只看一个方面，不要给人戴帽子。总套一个模式就不会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怎么搞、怎样走出中国式的道路，都要从调查研究开始……今后我们将在一起共事，我们来为你们做好服务、组织和协调工作，还要帮助你们避免我们走过的弯路。”（1982年3月13日晚杜润生对发展组几位同志的谈话记录）
农研室设有一个专门机构叫联络室，主要任务是广泛地接触和联系学校、研究机构等社会研究力量。通过委托专题调查研究、组织研究成果交流等形式，一方面汇集各种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成果，给更多关心改革开放的各界人士提供发表意见的平台；一方面也指导着社会上的研究，能够按照中央的改革开放目标，聚焦热点问题，为决策研究服务。委托研究的范围不仅考虑当前的决策需求，还为中长期的战略性安排做事先的储备；不仅关注农村，还考虑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九号院内灰楼北边仅有的一间最多只能容纳40人的平房会议室，每周都有几次由联络室组织的重要的调查研究汇报和课题成果交流会，不知有多少名人光顾过这间会议室，也不知有多少人因经常光顾这间不起眼的会议室，后来成了耀眼的名人。
三
更多人知道九号院是因为密集的信息往来。除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掌握的经济社会运行动态和有关政策信息及时送到九号院外，地方政府从省一直到一些县的农村发展与改革动态，都大量地会集到九号院。农研室因此成立了资料室，专门负责资料整理和筛选。
基层实践的信息还来自新闻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大的新闻单位当时都设有农村部，这些媒体往往在第一时间将基层最新动态和新问题反映到九号院。
基层信息和媒体反映的主要优势集中在个案事例和局部动态。为使信息更加规范、科学，农研室大力呼吁并支持成立了国家农村住户抽样调查队。这样，中国农村从此就有了由中介机构而不是主管部门提供的量化信息。农研室还在全国不同地区选择了300个村级单位，作为固定观察点。农调队和固定观察点，不仅每年提供着可供宏观分析的信息，同时也是政府以及社会研究机构快速调查的有效渠道，大大提高了各界对农村进行实证研究的水平。
农研室处理信息的成果，一般反映在《送阅件》和《农村信息》两份刊物上。《送阅件》主要呈送国家领导，反映重要动态；《农村信息》则发送地方，主要登载地方经验供交流。
中国的农村改革最初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准确的说法应是来自于农民的自发创新。自发创新成果的积极因素需要肯定、支持和巩固，也需要在正确的引导下逐步向市场流通体制和宏观调控体制延伸。而引导需要政府，更需要理性。为保证农村改革的健康深入，避免政策过猛过急，特别是在宏观改革领域获取实践经验，在农研室的建议下，国务院决定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设在九号院，由农研室管理并进行政策业务的指导。试验区一般以市县为单位，涉及的政策体制有粮食购销、土地长期承包、农民新的合作形式、农民进城创业等，允许试验区在这些政策制度方面进行超前一步改革探索，为全局积累经验。试验区的设立，使农村改革不再局限于农民的自发创新，而是将实践创新和政府的理性指导紧紧结合起来，更加有序地推进。
四
虽然农研室平时承担着大量的中央交办、政策咨询和政策协调性工作，但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央起草推动农村改革的政策文件。从1982年开始，农研室为中央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一号文件”，和一个五号文件。这些文件已深深地印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同时印入人们记忆的，还有文件的制定过程。
每年上半年，农研室都会组织机关和社会研究力量，到各地农村了解新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实际效果；发现新问题、新动向。到年中梳理出若干主要问题，开始安排专项的调查研究，专项研究除了组织机关和研究机构人员外，一般还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地方政府。
下半年开始召集各种座谈会，倾听调研情况和各种年度政策安排的建议。座谈会多数在九号院举行，有时集中几个省在地方召开。
问题和建议梳理清后组织人员起草文件。文件起草小组除在机关抽人外，通常要从地方找几个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或是起草或是议论。如经常召集借用的有江苏的吴镕、四川的赵文欣、广东的杜瑞芝和山西的霍泛等。
文件的主要政策内容基本形成后，从三个渠道进行反馈。一是向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汇报；二是征求各省意见；三是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
意见反馈往往是反复进行的，直到年底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才能将文件内容最后确定。
实际上，从最初的草稿到文件正式形成，变化是非常大的。初稿的真正作用是抛砖引玉，作为集思广益的引导。
当年“一号文件”的这种起草方式，保证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从理论到实践各界最广泛的参与。文件中的许多政策始终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形成的，又几乎是在公开的环境下制定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程度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政策选择既要处理好利益矛盾，又要面临各种政治观点的压力。今天回顾起来，这种广泛参与和适度公开的文件形成过程，对于保证农村改革政策的顺利出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0年新年伊始，农研室全体成员聚集到天天中午就餐、取暖条件始终不好的食堂，听领导宣布撤销农研室的决定。这是全体成员的最后一次聚会，也是一次告别。尽管撤销的消息都早已知道，但大家还是来了。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八年来将每个人的理想和努力凝聚在一起，日日夜夜为中国农村改革操劳献身的团队，今后不会存在了。老同志几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虽然，农研室的撤销意味着他们从此将告别历史舞台，结束职业生涯，但他们中间没有人表示丝毫怨气，依然是那么达观，对年轻人依然是那么信任和充满期望，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大家要想开点”。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噙着泪花，仔细聆听着老同志的每一句离别嘱咐，大家心里清楚，因为年轻，他们还有前途，但要达到老同志们的胸怀和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机构撤销不久，农研室的所有人员陆续离开了九号院。没有人说得清楚院子里后来发生的事情。据传说，里面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栋灰色的三层小楼，将被拆除，人们再也不可能见到它。但对于农研室的全体人员，当年九号院的样子，尤其那栋灰色的三层小楼，依然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亲近。从灰楼二层到平房小院，那些拥挤的房间，那些成堆的资料，那些熟悉的面容和声音，那些来去匆匆的脚步，甚至从那几个熟悉的房间里飘出的低廉的烟草味，似乎还在伴随着各个感官。对于所有同九号院有过联系的人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将永远留在与中国农村改革分不开的历史记忆中。
（本文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