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明
1995年杜润生主任应时任山西省政协主席郭裕怀的邀请赴山西考察，我和杜主任的秘书顾宁一陪同前往山西。
9月3日晚杜主任一行乘85次火车前往山西大同，4日到大同后住雁北宾馆。这次去山西一是列席参加山西省政协第七届常委会，二是去山西的一些市县参观调研。
在大同，杜主任让我和小顾参加省政协常委会的分组讨论，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在会议期间，杜主任和代表们一起参观了大同市的利群制药厂，同风肉制品厂等企业。
9月7日上午，杜主任在山西省政协全体委员会议上作了报告，杜主任说，我是个山西人，抱着学习的态度向父老乡亲学习，这次来山西，不虚此行。从另一个角度讲个问题，是介绍性质的，经济学家预测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问题可能遇到严重的挑战，人口达到16亿。估计粮食产量，一个数字是6.5亿吨，布朗估计3.7亿吨，现在产量4.5亿吨。国内同志认为有6000～7000万吨，或3000万吨缺口，这么大的差别预测靠不住，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趋势是有的，靠我们全自给是不可能的。城市土地、工业和农业争地，十几年了每年减少500万亩，控制不住是很严重的。布朗说日、韩人口增加，土地减少，收获面积减少25%左右，中国15亿亩土地，减少25%就很严重。水资源，日、台、韩有污染，没有缺水问题，我国华北、西北、部分东北地区严重缺水及有污染问题。
杜主任说，中国有两个情况，别的国家没有，工业化启动晚，消耗资源，大头在后面，还有一条，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他国家几乎没有，计划经济遗留的因素还没去掉，对农民政策的激励是不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充分，还没有真正实现平等交换，农村资源外流，工农业争地，争水，缺乏控制，在这个环境下遇到挑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像外国学者说的那么严重。第一条，土地不会减少25%，土地面积不是真实数字（有20亿亩，统计数字15亿亩），大约耕地18.8亿亩，山西8000多万亩土地，说5000多万亩。第二条，日、台、韩和中国不能比，他们收获面积减少，是因为工业发展、富足起来，存有大量外汇，遇上国际粮食市场是买方市场，推销不出去，美国休耕地百分之二十几，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土地，进口化肥，（日、台、韩）自保大米，不保小麦、饲料。中国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可能遇到卖方市场，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越来越多，购买粮食多了。60年代陕北灾荒，运的路上，增加成本（交通不便）往回背粮，路上就快吃完了，中国太大，是个内陆国家，运输成本太高，不如用运费培养生产。
农业的技术大革命有希望，生物工程，基因工程不是一二十年解决的，到来的时间还很难预测，现在还是用现有的技术，报酬递减，化肥用多了，不起作用，中国发生在少数沿海地区，一斤化肥产不了一斤粮食。缺化肥的地方比过度用的地方多得多。
人口，政府还会控制，自古以来没有办不了的事。中国自从立国以来都是种粮食的，还有办法控制消费，是中国特有的能耐，大家都有饭吃，都吃不饱。我国不讲沙文主义，但讲大国责任感，基本上实现自给，不放弃国际提供的有利机会，进口一部分粮食，大米要自保，小麦、饲料、纸浆、木材、糖料都可以进口一些，数额不会太大。粮食进口保持在5%～7%，现在进口1500万吨，最多到3000万吨。第一条，增产粮食的比例要超过人口增长，大于2%左右。第二条，保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不可以生产粮食破坏环境为代价。
杜主任讲，现在有乐观派，15亿亩土地养活12亿人口，有光明未来，不能忽略人民的生活要改善，生活要提高。发展的奇迹有代价，不够温饱水平，社会维持不住。战争条件下或经济恢复时期农业太脆弱了，和平时期光搞温饱不行。悲观派认为现在四面楚歌，也不对。
因此，包产到户，老百姓要吃饭，自己就要自给，80%的人都自给，调动80%人的积极性，多生产一点就行了，包产到户是粮食安全体制，不安全的只是城市人口，解放军。
许多困难都过来了，不能悲观也不能大意，不能消极，不能等待，积极在地方上。不然瞎积极变成瞎指挥就危险了，这个毛病已经犯过多次了，应当自己检讨。
杜主任对山西的问题，粮食、农业问题讲了几点意见。首先讲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农业关系，杜主任说，最近中央强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视经济效益，中央这个建议将来变成中央指示，农业怎么体现呢？有三个层次问题，一个是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是否妥当，合适？二是农业生产、粮食生产、种植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是否不断优化；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既是社会生产又是自然生产，是综合利用土地、水、气候、阳光进行生产，达到收获一定产量。与自然条件打交道，与工业不同，为了和自然条件打交道，首先要认识自然环境，适应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首先是适应，闹不清规律，一定会受到惩罚，不改造就成了动物，吃现成东西。不适应自然环境，还能造成灾害，社会生产必须了解经济规律，必须研究两个规律。
黄土高原区，黄土层几十米到百八十米厚，世界上少有，而且是高原，降雨量400～500毫米，水源流量小，地表地下水缺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气积温不够，小于年120天无霜期，且风沙大。耕地不算少，人均2.8亩，大部分是旱地，适应两个字：旱、寒。要利用它，先适应、认识，不违背它，再改造它，引水、打井、保水、节水，过去引水有一点，保水、节水缺乏科学办法，雨、热同时，太集中。土地广种薄收，不够吃，走西口。灾害逼一部分山西人经商，成了山西帮，发展钱庄，也就是今天的金融事业。
山西曾经是全国的金融大省，是没饭吃逼出来的，那时没办法，今天有办法，改旱田，都变成水田是妄想，搞水利要很好选择。山西处黄河、汾河流域，每年16亿吨泥沙进入下游，把有机物冲走了。总之，山西要把旱地种好，水田改造不适当，成本很高。比较成本低就是优势。以色列利用比较成本，滴灌、喷灌不用在粮食上，生产蔬菜、瓜果拿到世界上去卖，相对上算，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自然条件随着时间空间是流动、变化的，随着大气环境变化，明年的事不好预测。面对这个现象，出现另一个结果，农业生产的非标准性，同样的劳动、投入，报酬不同等；投的不对是负结果，造成灾害。总体来说，要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粮则粮，宜草则草。每个地方把两头定死，基本农田不能动；林草定死；中间的土地，可粮、可草、可树，机动地让专家研究解决。
应当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第一敢干、不能安于现状，参加世界竞争；巧干的主要手段是科学技术，要真重视，不是口头重视。各个单位经费不足，搞短、平、快，跑项目，技术推广站网破、人散。中国的科学家实在好，又省钱，又耐用。讲效益，不光讲现在的，还要讲以后的，不光讲当代人，还要关系后代人的效益。土地、水资源是千秋万代都要利用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依靠，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发展为代价，必须保护环境，防止资源过度利用，防止侵蚀、污染，制定一种安全标准，土地、水要实行财政支付转移，给下一代转移一部分，省里提出改造的方案，旱作、节水……八大工程重视了环境问题。
（年产）110亿斤行不行？二灾、二平、一丰是不是有变化，或是有计划完不成，如果搞不成，另有平衡办法。六年内食品需求提高不了多少，不必紧张，心中有数，订得低一点，争取超过。生产粮食注意发挥比较优势，气候不论怎样都得有优势，种小杂粮，品种改良变为大杂粮，加工利用，畅销全世界。日本每年进口50万吨荞面，其他地方土特产，输出你的气候、资源交换。资源还有煤炭，挖煤倒煤，有煤、有电，发展工业，乡镇企业，发展煤化工，化工厂，农业得益，煤返补，回补农业。今后把煤的优势转化为农业的优势，有了钱，钱投在什么方向，也是效益问题，改善宏观政策，建设环境，鼓励生产者的积极性，保护种商品粮的积极性。搞一些硬件建设（道路、水利等），最重要的是鼓励人民积极性，农产品的市场化，利用市场力量是根本的根本。搞好市场硬件，农民搞好口粮农业，不造反，不请愿，不抵制你。
第二个问题是深化改革、开辟财源。
投资钱从哪里来？农业部估计增产千亿斤粮，1斤0.35～0.4元，要35亿～40亿元资金。全国农业投资主体，国家财政、农户、集体、社会的比例为2：6：1：1，农民是投资的大头，就整个农业计算，大型农业基本建设，国家是主要的，今后六年，省、地、县，县比较困难，但过得去。对工业要求，第一步，两家分别自养，少抽农业积累，减少农村资源输出，提高农村自我积累率；第一阶段农补工，第二阶段分别自养，第三阶段工补农。
提高比较收益要多考虑，多想办法。农村人口多，土地少，劳动生产率低，75%人口分享25%农产品收入，人均收入太低，土地上过密劳动密集，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大米价高，都种卖不出去，美国补贴休耕。
双轨制的办法，缺点、矛盾多，造成危害大，农民有损失、怨言，造成腐败（道德、体制问题）。农民一方，城市消费者一方，为农业服务工业一方（化肥、农机）、财政，几方利益摆平不容易，靠政府调节几方利益很困难，现在是为了少数消费者，得罪了几千万农民。政府无能为力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只能靠市场，为了追求利润，降低成本，热心学习科学，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优化资源利用与配置，使农户、地区、国家、世界生产结构逐步优化，实行资源互补，分工协作，专业化经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种什么，靠行政压力解决不好，解决不彻底，只能靠市场裁判。30多年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发展，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是一个生产力的大解放，这也是发展潜力的所在。还有一大部分生产力没有解放，一大批大中型企业没解放，一大批农民没解放。我们国家、党面临重要抉择，不能含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调控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不能把调控、干预当成市场经济。
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规模化经营，希望60%劳动力到2030年左右转到非农业，农村留40%务农，户均耕地已到1.5到2公顷，不是短期（六年）能办到的。六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引进大公司、企业到农业领域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或其他服务行业，叫产业化、企业化，公司加农户，基地化。产业化带专业化性质，批量生产，企业化是以公司形式进入，农户分散生产、公司加工生产，科技辅助，一条龙，一体化。农产品加工，粮食加工、强化食品，改性食品，山西能加工的东西，绿色产品、植物油、蔬菜、干果，小杂粮、皮毛，养殖业；加工、保鲜、贮藏、销售一条龙。生产基地化，把原有的东西、组织适应这个要求加以改造，比如供销社。
第二、三产业合为一体，收到一定服务业利润，吸收就业，吸收本省、外省、外国资金进入农业领域，增加农业现代化启动资金，转变工农分割、城乡分割体制，优化产业结构，产品、资本、劳动力合理流动，合理分配，也可以把民间游资转化为投资。
世界性加工业都是兴盛不衰，农产品收入弹性低，加工后收入弹性大。山西提供多样化产品要面向国际，要树立目标。
政府办好两件事：金融市场；优惠农业的政策，鼓励国有企业进入农业，这是农村产业新的生长点。
好事多磨，前途光明。
9月7日下午，杜主任继续报告。
杜主任说，第三个题目是上层分类指导、基层分散决策。这是农业的特点决定的，农业和工业有不相同的结果。自古以来，经营是分散的，决策也是分散的，农业离不开土地，土地分布在广大面积上，土地的生产力是有极限的，是利用光合作用的能力，理论数值是1%，农业是土地密集生产，提高生产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土地扩充的空间越来越小，气候、四季、三带（热带、亚热带、寒带）、光照、水、地形差别很厉害。
80年代搞区划，划了九个农业一级区；东北区，长城内蒙区，甘宁区、黄土高原区，黄渤海平原区，青藏高原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华南区。（决策时）土地离生产者越近越准确。离土地越远，决策越不准确。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掌握农时不容易，预测不准将带来损失。从数学上讲，是概率论、博弈论。人民公社多数办不好，因为是农业，劳动者分散作业不好监督；人多地少条件下，搞土地规模经营合并没有意义，人均土地增加不了，土地离开农民，关心程度降低。家庭经营也能现代化，机械化经营，与小农经济是两回事，家庭经营能变成大农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变化决定于实践，不取决于领导机关的偏好。米袋责任制应当适应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我们国家应当坚持稳定承包权，提供一些激励他们发展的决策。
政府要保护环境，森林、土地、水源，山西要用15年时间绿化起来。生态保护，政法严明，污染地下水可怕。要把民主意识灌输给农民，共同的事业，多数通过，群众监督，保留反对者的权利。
强调社会团体，专业农协、行业工会，把搞农业工程变成群众共同的事业，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上。上级领导要有更有效的总体规划，投资环境、激励政策、财政支持，部分地区协调，搞好群众办不了、不能办的大事。
把重视农业落实到有效的实践上，从简单的布置数字，催收催种解脱出来。目前深化改革，在省的权限内决策改革，既保护粮食生产目标，又保护环境，还有群众积极性，训练一些干部在新的轨道上逐步前进，勇往直前，这样，我们山西这么点问题就不算什么大问题。
当天杜主任从早8：30到中午12：30，下午3：00到4：15几乎连续讲了五个多小时，表现一个已满82岁的老同志的充沛精力和活跃清晰的思想，广阔的视野。
9月7日上午，杜主任参观了大同云冈矿井，在了解了矿区的基本情况下，杜主任执意要下矿井考察，由于矿口风大，杜主任年岁已高，在大家劝说下才作罢。
9月9日，杜主任一行赴偏关参观考察万家寨水利工程。
9月10日上午，在听取了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进展情况汇报会后，杜主任作了讲话。
杜主任说，他作为一个山西的公民，对引黄济并表明一点看法。
第一点，我们有一个共识，山西缺什么，山西可以说是宝藏遍地，人口不少，人才不少，就缺水，水是一个最大的限制因素，限制生产，限制我们的发展，限制生活质量的改善。没有水，水污染也改善不了，吃饭还有代替品，能买进来，水实在没办法，非想办法不行。中近东缺水，海水淡化，很费钱，不能不花。
第二点，省委的决策，中央的决策是必要的，现在决策还能赶得上，拖下去后悔莫及，因为我们不引水，实在不行，除了黄河的水，没有其他可引。原来说山西有一块地下海，取之不尽，现在看来不可多取，1000米以下有什么水不知道，有也不敢动。
有没有别的方案可以选择，自流灌溉等，黄河河堤那么低，自流灌溉很困难，也要提上来。引水办法也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因此，这个决心非下不可，这是1958年开始，山西党和人民的理想，今天实现了，我们很高兴。
第三点，现在的问题到了临界点，到了非动手不可的时刻，地下水过度开采叫过采，工业已限产，甚至停产，农业水浇地不增加还递减，井灌不能发展，最严重的是水污染、水短缺。好水不来占领，坏水必来占领。影响到人的用水，不是个发展问题，而变成生存问题，十年、二十年就更加严重了，已经影响全山西生产、生活的安全，已经过了最低安全标准。晋东地区有几个漏斗、一片污染，正在扩大，环境的最低标准快维持不住了。
第四点，引了12亿立方米的水并不能解决全山西问题，但至少限制环境继续恶化，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如果这两条办不到，山西将来要大移民，逃荒、走西口，来个大槐树底下分散。太原不能再发展人口，要想扩大生产，扩大繁荣度，要有一些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没有繁荣，没有水就没有大城市，不但没有，还得移民，出娘子关，走西口，陕西也不行，也没有水。办这个水利工程，不但解决持续发展问题，防止环境恶化，比这更重要的是后代问题，是代际关系。多花一些钱，120亿元，12亿水，十亿元人民币换来一亿水，这个钱是替我们后代支付的，叫做转移支付，花这个钱可以收回一部分，当代人承担一部分（提高水、电费），当代人花一点钱为后代人留福利，把道理讲清，老百姓知道不容易，至少干部应当知道。高级干部、行政机关，人代会，政协聚集人力、财力搞工程，意义是深远的。
第五点，我的希望有两条，竭尽全力保证工程质量，不仅对得起当代人，也要对得起后代人，让后代人认为这个工程搞得不错。想办法，搞好监测系统，技术工程有很大难度，两部分，枢纽和打洞；水是流体，有流体力学性质，很难掌握；洞的地质结构非常复杂，在地底下，经勘探，弄清楚，弄不清楚的小节很多。第二，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很难掌握，而且有电子系统，自动化系统，出了小毛病，全面动态要改变，我们要向国外专家、国内专家请教，还要有自己控制、利用的系统，搞不好就推倒重来，不要凑合。
第二个希望培养人才，关键、难度大的东西从国外机构取得，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大学校，培养人才，也是一个不可放弃的机会，希望指挥部不要关闭起来搞，要开放，邀请国内有关科研、技术学校，有什么问题、外国搞得好的，作记录，研究，把能学的学到手，中国是个多山国家，引水工程不止一个，将来还要南水北调，往丹江口、河南、河北。沿途山地很多，地形复杂，我们趁这个机会，办这么个没有学校形式的学校，在这个地方要有点贡献。我估计，我们凡是一个工程总有隐蔽问题没有发现，总有不可避免的差错要发生，切不可大意。我们看到工地的全体同志在指挥部领导下，在郭、郑几位领导下，工作做得好，为人民操心，为人民辛苦。我抱着感激的心情，表示敬意，他们应当得到奖励，奖励过去，鞭策未来，我们也对国外专家，意、加、美他们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9月10日回到太原后，住迎泽宾馆，11日与胡富国、张雪同志见面会谈。
11日下午，参观了新建的太原机场、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
12日上午，杜主任参观乔家大院，中午在太谷县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见面，下午在平遥县城参观，当晚住在介休。
13日，从介休到洪洞县，参观大槐树、苏三监狱，下午参观丁家大院，了解丁氏文化，晚住在运城。
14日上午，参观永济、铁牛、普救寺，下午在芮县参观长庆宫。
15日上午，参观关公廟后，10点在运城大酒店听取运城地委书记汇报。下午杜主任作了报告。
杜主任说，这次来山西，感想非常多，看见大家很有主意，很有干劲，很有作为。
下面讲讲“经济转型时期的农业”，我们处在过渡时期，两个过渡，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体制过渡，带有过渡时期特征。观察世界体系国家，一批是17世纪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业化影响了农业的生产，造成农业萧条，停滞和萎缩，英、美有几十年时间，法德有二三十年时间，原因就是工业对农业，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虽然这些国家农业停滞、萧条，但有一个办法，从殖民地农业进行掠夺式贸易，廉价收购农产品，高价销售工业品，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都是英国殖民地。以后农业的困难越来越大，工业回补农业，改造农业技术，贷款给农业种种优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业更好了，世界最发达的农业不在农业国，而是在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西欧比较典型，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国，都不是发达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形不同了，独立、解放的国家都向工业化转化，有的转得快，有的慢，新发展起来的工业国容易处于新的困难境地，其中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困难最大，大多在东方。不但政治上独立，要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不能搞农业社会主义，要搞工业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力是现代生产力，必须提高生产力。受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包围，我们必须赶快发展，是赶超战略，超过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时间，尽快掌握现代工业水平。帝国主义有殖民地可以掠夺，现在不允许再侵略，要靠自力更生，要靠农民，农民占大头。在发展工业的时刻，不能不向农村提取积累，不能不用农业的剩余，提取过度，提取得超过应有的界限，不能简单用税收办法，容易造成政治上被动，实行命令，计划经济，体现在农村就是统购统销，实际上以价格代替税收，用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代替经营税和土地税，把农村的资源转到城市，工业部门充实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是产生一些后果，贱价买粮食，低价卖给城市消费者，用城市低价维持重工业成本，时间一久，农民感觉承受不了，原因是比较利益吃亏，粮食价格赶不上化肥价格，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资源很缺乏，计划经济偏爱城市、偏爱工业和重工业，形成一种惯性，工人工资很难提高，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不吸收轻工业、农业，资源分配给农业不平等待遇，没有等价交换与财政支持。每年投资规模，只有1979年一年达到10%（对农业），中国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不对称，工业已发展到70%，工业人口才25%，25%的人口享受70%的工业收入，75%的农业人口享受25%左右的农业收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农业发展分母大、分子小，工业上看，分子大，分母小。
30年来，有个人民公社体制，工分吃饭，离开工分谁也活不了。超高度密集在土地上，可分配的少，参与分配的人多，收入水平低下，积累率低下，就业结构不充分是农村长期贫困的根源。后果在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改变。家庭承包代替人民公社体制是一个大解放，恢复农民自主权，以家庭为单位的多种经营体制，恢复农民与土地的亲密关系，每个农民都会关心自己的吃饭问题，不必再催收催种。家庭承包制是安全网，安全机制。没有听说哪个地方饿死人，这就证明了给生产者一个机制，就能激发生产积极性，是自负盈亏的机制，自己承担风险。大工业还没有这个机制。但是农民的自主权是残缺的，例如，土地的产权，承包权时常受到侵犯，没有产品的处理权就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粮棉统购体制不是市场化，实行双轨制，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还没有解决。农产品交易的市场化，这就是我们遇到的困难，工业还要向农业提取积累，农业的自主权还未过渡到市场化，转型时期的农业就面临这种情况。
我们的农业是个什么东西。农业有两种特征，第一种特征是一个自然生产，生产有生命的物质，依靠太阳、自然条件进行生产，光合作用。第二种特征是社会生产，不能一个人进行，结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既是社会生产又是自然生产，要求人们遵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违背自然规律，社会生产无效，违背社会生产，社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组织不好，破坏自然规律。现在经济规律没有摸清楚，没有从命令经济走出来，要有巨大转变，不只是农业问题，是整个经济的问题。
虽然农村、农口提出很多要求，市场经济取代统购统销，关系太多了，城市的消费者，粮食又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上游产品，它的价格动，其他价格都要动，与工资有关系，国家在这方面下不了决心。
改革以来，实行合同制，1984年、1985年实行，1987年、1988年定价保量，统购数量加上去，800亿斤变为二征购，农民更不愿意了。到了1994年棉花更难办了，现在还没找到代替统购统销的制度。到1992年工业有一个大发展，乡镇企业、城市工业发展，但是工业必然征用土地，水源、争田、争水，造成土地减少，水源紧张，各地都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日本控制住了，农地，城市用地，中间机动地。价格高，农民不愿卖地，兼业户多，形成礼拜农业。
我国每年减少500万亩耕地。布朗说21世纪中国有两个问题，耕地减少52%，另一个是水。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只保大米，不保小麦。中国要产4.7亿吨粮食，确保每人400公斤需要量。
中国有20.5亿亩，已利用18.9亿亩，统计数字是15亿亩，中国与日、韩不一样，他们人口少，自己不够，买国际粮食花不了多少钱。美国补贴出口，等于买粮食，化肥补贴。我们顶多买3000多万吨，5%～7%的水平，要做到这些，要遵从自然、社会经济规律。
联合国的口号：发展可持续农业，保证今天、明天、下一代需要。满足这一代人的福利，不要牺牲下一代的利益，正确处理代际关系，全球都要坚持一个目标。
农业的内涵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地球热、温、寒带，生产粮食最好是温带，热带可种反季节蔬菜、小杂粮，气候可以出口，大、小气候预测，遵从自然规律。
山西春旱、秋雨，处于黄土高原，最缺的是水，在水上多做文章，赞成运城搞节水农业。
以色列的节水技术，主要用在种菜、种瓜，创造了以色列农业奇迹。其他旱作农业、梯田，秋天的水保留春季用，节水、引水，地下水不可过度利用。凡是能种树的地方都种，15年把全山西绿化，改变了气候，提高土地蓄水能力。提高单位的生产量，腾出土地种经济作物，有了钱才能种好地。把提高农民收入与提高粮食产量永远联系在一起。和平时期讲比较利益、机会成本，不能要求他不选择机会。
因地制宜、统一市场。基地批量生产一个品种，可以向国内、外交换，少量怎么交换，有了市场可以平衡供求关系，是供求关系的校正器，用价格信号形成一种价格下的比较利益。
有了市场可以鼓励科技，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农民接受技术也是为了多赚钱，缓解地区差距。扶贫是财政转移支付，市场优势互补。
市场加上财政办法才能解决差距问题。就业结构与规模经营，农村就业放在第一位，把农民的多数放在城市，农村留40%差不多了，减少土地的人口负担量，是实行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转变户口制度，多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小城镇，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依靠、载体。
发展乡村公司加农户的一条龙产业，吸引外边大公司来山西办公司，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创造新的食品，强化食品、改性食品（固液、液体食品）。以出国为目标，能出国就能出省，两头互补，公司负责种子、成品、农户饲养，公司加农户是规模经营的方式，也是生产产业化方式，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变的组织形式。外省、本地、国外招商，把环境改变好，道路、通信、邮电、金融机构搞起来。
领导分类指导，基础分层决策，自担风险。农业生产非标准气候，农时不能预测，劳动与回报也是非标准的，风险性大，要求经营者自主权落实。领导把制度弄好，有利于激励群众，把利益、分配关系弄清楚。法制除了保证权利，能干、不能干什么有法可依，有法可行。群众不同利益集团参与讨论，人代会、政协、农民的社会团体，给农民个谈判地位，像日本、欧共体。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农民的权利变成自己的权利，权利还是残缺的，不完全的，没有种地的选择，残缺的公共选择，不同利益得不到照顾。没有公众选择的程序。先从种田开始，健全法制、民主，中国式的民主，上层组织与基层组织没有配套。
杜主任离开运城回到太原，9月18日在山西省机关干部集会上讲话，题目是《对当前经济改革形势的看法》，全文发表在《杜润生文集》中。
陪同杜主任在山西考察调研的这段时间，深深感觉到杜主任的广博知识，对现实问题的剖析既深刻又实际。特别是对国际形势、国民经济、中国农村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是源于杜主任长时期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活动，深入农村真正了解民心、民情、民生，真心热爱人民，因此才能够制定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一系列相关政策。
由于杜主任的丰富农村工作经验，广博的知识，深入的调查，不间断的学习精神，使得农村政策的制定具有可操作性、超前性，符合客观实际，促进了农村发展，农业增长，农民致富。
（本文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