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斌
一、两次机缘
我是1979年5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由军队转业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并在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同志（以下称“杜老”）身边工作的。那时我刚结束了在董必武同志办公室的工作，正准备回部队上班。在向董老夫人何莲芝大姐辞行的那天，遇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的王任重同志。他也来看望何大姐。谈话间知道我的情况后，便建议我转业到农委工作。在大家的劝说下，我也就同意了。
转业到农委，一开始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自己来自农村，就搞点农村调研工作吧。当时农委办公厅的同志介绍情况说，农委刚成立，人员正在选调，但领导同志已到位，有的工作人员一个人做两位领导的秘书，工作实在忙不过来。特别是杜润生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工作，要面对上下左右，事情多、任务重。你是做过高层领导秘书工作的，情况熟悉，能否暂时帮忙，待我们找到合适人选后再接替你。我当然不好推辞。从此，我和杜老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今天算起来已是34个年头了。
初次见面，杜老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慈眉善目、身体瘦弱的老人。那时他已66岁，但精神饱满，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开会、谈话、写作或下乡调查。他对我说：“我这么大岁数出来工作，不为别的，就是想为农民做点事。中国农民太苦了。”听他说的，看他做的，不知不觉我就把暂时帮忙、等人替换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协助杜老把工作做好。看得出来杜老对我的工作状态也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是一个出生在陕北穷山沟里，小时曾饿过肚子的人，而杜老整天忙的，就是千方百计让农民吃饱肚子的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俩能够长期和谐相处的感情基础，即人们说的缘分吧！
到了1984年，我被任命为机关办公室副主任，他还对我说不要变动办公的地方。那时他肩负农村改革的重任，事情越来越多。我除了分管部分办公室的工作外，和我的继任刘伯庸秘书一起协助杜老工作，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一直到1989年，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被撤销。我与杜老眼看即将分开，不想又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听到他的一句话，我改变了去向。
那是1990年，单位撤销，人员等待分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吴凯泰同志几次建议，让我接任他的职务。他说自己是搞研究工作的，不愿做行政事务。我原则上答应了，并被当时确定到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的王郁昭同志带着接受了该单位领导的面试，谈定接任办公厅主任工作。正在准备调任的期间，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征求杜老对未来安排的意见。按规定，当时农研室有三位领导可转去中央办公厅，即张平化、张秀山、杜润生，其余的领导都去农业部。平化、秀山已决定去中办。征求杜老的意见时我在场，他很平静地回答说：“我一辈子关注农业，还是留在农口吧。”
一句简单的话，一个重大的去向决定，体现了杜老一生献身农业的志向，显示了他对“三农”的执著和对农民的深厚情感。而对自己当时还在接受组织审查的不顺处境毫无顾忌，对个人待遇毫不在乎。在那种情况下，选择去中办还是去农业部，在外界的印象和实际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我当时除了感动，立即意识到这就是杜老一以贯之的品格。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曾几次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他除了坚定信念、自强不息之外，从不怨恨泄气，始终保持平静心态，对个人得失从不放在心上。他写文章、作报告、著书立说，凡涉及过去和他有关的事件，都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从不掺杂个人恩怨，足见杜老的为人和胸怀。
杜老的一句话，使我改变了去向。觉得这时候我也应该留在农口，离杜老近点。于是我谢绝了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机会，在农业部农研中心工作一直到2002年退休。由于长期在杜老身边工作，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言传身教的启迪，我受益匪浅。可以说，杜老既是我的长辈，又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杜老离休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在西四砖塔胡同五十六号院的农业部农研中心办公楼一层，为他安排了一个简陋的办公室，老人家差不多天天坚持半天上班。有段时间听负责门卫的保安同志说，56号院每天上班最早的一个人就是杜老，不到8点就来了。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他不是伏案写作，就是和人谈话，或者读书看报查资料。杜老做事精神高度集中。有一次，原农研室副主任刘堪同志按惯例每星期四上午到办公室看望他，进门看他正在写作，不忍心打扰，就坐在沙发上等待，直到站起来准备走时，杜老才发觉。
杜老年过九旬后，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探讨，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也从未间断。我和杜老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我退休后，老人家有事还习惯和过去一样拿起电话，一声“小高”，在我听来也还是和过去一样那么自然，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杜老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一直在做事，头脑不停运转。不管什么时候，他都生活得非常充实、平静和乐观。因为杜老心里装的都是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大事，所以他能够无私、无畏、无愧。
有人说杜老是一棵大树；也有人说杜老就像一座大山，浑身都蕴藏着宝藏；还有人说除非不认识杜老，只要认识了就必然会受其才学和人格魅力的影响。对这些话，我可以用亲身体验做鉴证。
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后，由杜老负责组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还有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杜老身兼二职，担任这两个单位的主任。这样的机构设置，主要是为了便于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双重领导，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事项，完成农村调研和政策咨询任务。
为了建设一个能适应这种高层次、高标准要求的机关工作环境，杜老在这两个单位的内部设置和人员配备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他在送万里同志并经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同意”的《农村改革研究室组织要点》中提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称研究员，分别按部、局、处级或相应级别待遇，定期实行评选，评选不限资历，但必须德才兼备。”内部设置“按研究课题分组工作，不固定建制，成员随课题变化定期调整”。当时设了六个研究课题组，一是综合组，二是体制组，三是生产结构组，四是流通组，五是战略策划组，六是理论组。组长、副组长都是由四五十岁的资深厅局级研究人员担任。只是在几个分管行政后勤工作的领域设处。
两个机构的人员编制，农研室是70人，加上农研中心也就130人。在两个机构中，部级干部有十多位，加上厅局和处级干部，约占总人数的2/3.杜老在一个任重位显，高干云集，还有一大批资深研究人员的单位，采取这种方式设置内部机构和配备人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明显是要淡化、削弱、缩小行政权力和官衔职级，以免给人们制造心理负担和隔阂，是要突出和加强智力机构和研究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两个机构可以说是在那个改革开放的特殊年代，围绕机关所有承担的特殊任务，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特殊人物（杜老）组建的一个非常宽松、高效的特殊单位。用他的话说：“就是要营造一个大家都能集中精力做事情的有效环境。”
1982年4月28日杜老在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两个单位组建的全体大会上，对每个同志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党中央三中全会开辟了新的道路。我们的任务明确，就是要探索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走什么样的道路，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这）都是带战略性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央的知识库，也可以说是智力机构。替中央和国务院设计政策，经中央批准后还要监督执行。我们每个人要有个历史使命感，要树立一种目标。”
在这次的会议讲话中，杜老还要求大家培养三种精神：第一，要有献身精神。农村大有可为，但不勉强，要干就高高兴兴地干，努力干，紧张地干，艰苦奋斗，不计个人利益。要有我为农民的献身精神。第二，要有民主精神。在政策未形成中央决定前，允许充分发表意见，顺方向、反方向研究都可以。对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保证大家畅所欲言，形成一个民主的集体。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只有搞好民主，机关工作才能不囿于领导人的水平。一个好的集体，一定是一个民主的集体。第三，要有科学精神。按事物的本身面貌了解事物，这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要克服自己思想中的惯性，思维惯性就是片面性。要尊重科学，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杜老说：“能否鼓励大家这三种精神，是衡量我们领导工作的标准。做不到，大家可以提意见，违反，可以批评。”
1986年2月在决定由1983年成立的农村发展研究组改为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会上，他又一次重申这三种精神。他对当时负责该所领导工作的王岐山、陈锡文等同志说：“所内所有人员要献身精神最大最大，名利欲望最小最小。深入农村调查不摆架子，长期坚持不是一阵子。物质的东西不能代替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主宰物质的东西。志不同、道不合的宁可不要。”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批青年人员在杜老呵护、关心和指导下，积极投身农村改革大潮，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成为农村改革中的一支突击力量。
杜老把献身、民主、科学三种精神作为对机关建设和每个研究人员的要求。后来的实践证明杜老是完全正确的。这三种精神，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不仅成为农研室、农研中心建设发展的动力，而且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那时的机关内部，同志之间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工作交往中，大家一般都直呼姓名。下级对上级也都不呼姓只呼名，不称官职，如平化（张平化）、秀山（张秀山）、厚泽（朱厚泽）、郁昭（王郁昭）等。对杜老那时都习惯叫老杜，而不称杜主任。人们谈起那时亲身经历的那种工作局面，都念念难忘。当时机关办公条件比较落后，一直到“六四”政治风波单位被撤销，办公地点还分为两处，而且都是寄人篱下。这时有人后悔，有人埋怨，更多人是同情。人们说杜老领导两个单位为农村改革作了那么大贡献，如果早提出建个办公楼应该不是难事，现在落得无安身之地。其实，这也就是杜老。他一生曲折坎坷，年逾花甲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他要利用大好时机，把毕生才智全部献给农村发展事业，根本没去考虑自己身后的事情。
三、团队的符号
杜老十分关心干部队伍建设。针对机关成员结构他提出，老同志不鼓励年轻人学习就是不鼓励四个现代化，不培养选拔青年人要犯错误；青年人不向老同志学习也要犯错误；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他要求机关一个月开一次报告会，每个人要报告自己这一个月的新发现、新知识，互相交流。他对新来机关工作的青年提出，每个人至少要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他说不这样亲身体验，就不了解农村，就不够格在农村部门工作。
他对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全国农村工作战线干部衔接断档问题特别着急，认为这是事关农村深化改革全局的长远大事。为此，他利用自己当时的特殊地位和有利条件，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农村干部。一是对本机关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除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外，注重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并找机会送出去培训、到国外学习。二是让联络室把全国的研究机关、有关政府部门和大专院校联系起来，把农口退到二线身体好的同志和有志于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列出名单，有的还聘请为特约研究员，长期保持联系，给他们创造研究条件，组织开会和调查都请他们参加，有的还专门拨给课题费予以资助。三是1987年和中央组织部商定，从全国十个省市区选拔十名在职地市级干部，由农研室、农研中心代培，时间为一年。这些同志被分配到各研究课题组，和组里的同志一起参加调研工作。杜老交代每个研究组都要为这些同志制定下乡、研究、学习计划，指定必读的文件、书籍。经过一年的实践，这些同志通过参加全国性的调研、会议和交流，感受颇深，都说机会难得，了解了情况，拓宽了思路，受到了锻炼。据了解，这些同志回去后都能起骨干带头作用，并在工作中有所建树，都被所在单位组织提拔重用。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说：“看来是一种成功形式，是一种培养干部渠道。”杜老在总结会上说：“现在干部年轻化、岗位变化快。岗位越高权力越大，影响范围越大，希望大家要有自觉性，自我改造，自我学习，也可以说岗位自觉性。最好能知识超过职务，次好是平衡不是落后于职务。”杜老还和中组部、中央党校商定并已经中央领导同意，准备对全国的县一级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党校轮训一遍，以提高这一级干部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能力，并解决农村工作战线干部断档衔接问题。此事后因“六四”政治风波未能实现，但杜老对农村工作干部培养之长远思虑是有目共睹的。在杜老言传身教的影响和带动下，农研室和农研中心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熟悉农村情况，锐意农村改革，敢于实事求是，一心一意为农民服务的干部队伍，形成了杜老一直引以为豪的研究团队。
2003年7月18日正值杜老90岁生日，我们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农村问题座谈会，当大家赞扬他对农村工作做出的贡献时，他很谦虚地说：“主要是靠这个团队的作用。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不过当这个符号我很高兴”。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他这个团队“符号”的认可和崇敬。他还很欣慰地说这个团队的成员，至今没有发现腐败分子。当时这个团队的成员，有的已成为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有的成为权威研究机构、重点院校的主要负责人和教授，有的成为国内外著名农经专家、经济学家，有的经商办企业当了董事长、总经理，有的虽然告老离退休、身不在岗，但仍然心系农民，还在为“三农”问题谏言献策。不管是谁，大家回忆起在杜老领导下工作的那段经历，无不感到荣耀和自豪。大家一致认为，那是农村改革思想最活跃、作风最民主、效果最显著的年代，是自己一生成长道路上最受教育和锻炼，最长知识和才干，最有进步和最值得记忆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说：“杜润生创造了一整套科学传统，包括他的思想、理论、作风、人格魅力，是会传下去的，是会影响人的。这是杜老最大的贡献。”事实正是如此。杜老开创的这套传统，不但培育和影响了一个团队、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已经被这个团队的成员广泛传承。
四、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起因是吃饭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性难题，自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领导都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从制定以粮为纲的方针，建立统购统销制度，到想尽各种催收催种办法，千方百计，但收效甚微。中央领导年年为调剂粮食，安排吃饭问题所困扰。1979年5月传达中央政治局领导讲话，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同志说，粮食问题要引起极大重视，1976～1978年进口139亿公斤，还挖了库存100亿公斤，9亿人口靠进口吃饭是不行的。陈云同志说，我国解放30年了，9亿人口，80%是农民，人们要求提高生活，有无改善呢？有，但有的地方有要饭的，再有一二十年不解决，支部书记会带队到城里要饭，这是个大问题，农民是大头。这一年，国家农委由杜老负责组织，开始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杜老在农委一次办公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大家解放思想，注意新情况、新问题。要改变传统观念，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大范围内，放在内外关系的大问题上来看，从历史和现有事实上进行考察，“为什么30年了搞得这么穷，有的地方农民的收入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他要求大家把工作做活，要思想活、方法活、效果好。也就在这时，杜老为机关调研工作定了一条，“凡经中央正面定了的问题外，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说错了也不要紧，思想要自由点，解放点”。
也是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4月杜老在中央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议上，讨论到粮食问题时提出：“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此建议首先得到主管粮食问题的姚依林副总理赞同，后向小平同志汇报又得到批准，当时小平同志还说了不要怕包产到户的话。从此，就为后来在全国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打开口子。杜老的这条建议，可谓一大历史功绩。
人们现在看“包产到户”十分平常，不足为奇，但凡过来人都知道，“包产到户”曾被当作资本主义，几次出现都被批了回去，许多人包括农民因此挨批斗、受处分，甚至进监狱、丢性命。虽然农民和熟悉农村工作的人，都知道包产到户的实际效果，每逢天灾歉收，农民都用它解困救命，但谁也不敢直接提倡。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绞尽脑汁用“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之类名称作迂回的原因，因为这样说就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不然包产到户就无法实行。
杜老为推动“包产到户”的实行，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血，倾注了全部精力。那时来自上下左右的阻力重重。人们有的害怕，有的怀疑，有的反对。有人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领导说：“搞包产到户是败家子。”还有所谓，“中央放农民望，中间有个顶门杠”现象。杜老心里明白，农民望的实际就是50年代搞过的那一套“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主权和包产到户。因为农民对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化一直是不大接受的，特别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大锅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杜老不但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且他从实际出发，主张公有化速度应慢点、公有化规模小点的观点还被认为“小脚女人”受到批判。因此，杜老对农民的要求特别理解。即使于1956年被迫调离农口，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也“情不自禁，依旧关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这期间还使他以旁观者视角，通过更加客观实际地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信息，与为他复出后能在农村改革中大显身手，做出辉煌业绩是分不开的。
农村改革开放初期，杜老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每年主持起草一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下发后，他所做的辅导报告有20多场，从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到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县和大专院校，涉及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杜老以他那厚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农村改革的总体把握，加上他善于表述的演说才能，把农村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通俗易懂。万里同志就曾经说过，农村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找杜润生同志可以讲明白。
杜老宣传家庭承包经营，经常用简明扼要的，最有说服力，且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首先是“包产到户”。他用“包产到户”后的大量事实说明，既可立即见效，吃饱肚子，又能联系群众，缓解干群矛盾、党群关系。其次是自留地的启示。他说小小一块自留地，或房前屋后地（后来发展称之为庭院经济），就是因为农民家庭成员的随时关心呵护，效益高出集体土地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不仅如此，它的作用是一能吸纳劳动力，二能增加产品，三能培养人才，四能救灾抗荒，五能增加收入。第三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的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生产过程受温、光、水、气、土等诸因素制约，生产效益表现在最终产品。而最终产品的好坏，又和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劳动的好坏密切相关，需要生产者以主人翁态度，随时给予管理呵护，延误时机就会受损歉收。农业不像工业，工厂建一条生产线，可不受自然界影响。生产队集体劳动只有少数人操心，这种上工大帮哄、下工一窝蜂的作业方式是会误事的。实践证明，农业在我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家庭经营为基础。第四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最关心、最能调动积极性的是物质利益。集体经济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关键问题在于没有使个体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家庭经营最大的好处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最紧密，这种责任明确、利益直接、办法简单的方式农民最欢迎，效果也最好。杜老的改革思路受到广泛关注，他的言论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农民听了叫好，干部听了解渴。一些对农村改革怀疑甚至反对的人，经他实事求是的解说，看到包产到户的效果，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变阻力为动力。农村改革这么大的群众运动，由于采取了“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的方针，和对干部说服教育、等待示范等措施，而没有搞大批判，没有和群众顶牛，整个过程使干部群众没有受到伤害，没有出现冤假错案。这在我党历史上是少有的。农村改革中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说服党内领导干部，杜老起了重大作用。
五、重任在肩不辱使命
现在人们只要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无不首先要说到农村改革，因为是八亿中国农民担任了改革开放的先锋，开创了农村改革的局面。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而且奠定了物质基础。讲到农村改革，自然就要讲到象征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每年一个一号文件，农民说每年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实际上，每个一号文件都是领导和群众互动的结果，是总结农民的伟大创造，使之变为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指导农村改革逐步走向深入，直至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起家庭经营体制。说到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就要说到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同志，他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但被总书记胡耀邦特定列席中央书记处例会。他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带领一个研究团队，每年主持召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起草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解决农村改革中的问题，以他的名义多次主持召开有关部委一把手甚至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参加的工作研讨会。这些工作按惯例本应该由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进行，杜老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能担负这些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出色，这是中央、国务院领导对他的信任，也是他的资历、学识、经验、作风、能力和人品，以及他在农村改革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决定的。现在人们称他为“农村改革之父”，称他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称他是“中国农民的恩人”，实际上，他就是担当了党中央、国务院农村改革的推动者和农民代言人的双重身份。他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为推动农村改革，杜老用大量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他的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特别是贫困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仅仅是我在1980～1984年记载，他就走遍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240多个县级单位。每次下去调查，杜老都是轻车简从，只带几个研究人员，从不前呼后拥，从不铺张浪费。只有两样东西必备，一个是外边有个竹皮套的玻璃茶杯，因为他讲话多，随时要喝水；另一个是一本中国地图，也许是战争年代过来人的习惯，行进途中随时要看地图。有一次杜老带着我和体制组组长张云千（已故）到云南，沿中缅边境考察近一个月，就到过20个县。每到一处他都走乡串户，体察民情，倾听农民的呼声。看到农民住的破房、盖的破被，锅里的菜粥，身上穿着破衣，他心情沉重，紧锁眉头，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为当地干部作报告，宣传农村改革政策，还特别嘱咐基层干部，不要和群众顶牛，管理灵活点，给农民点自由，千方百计让大家吃饱肚子再说。两年之后，我陪杜老再到这些贫困地区考察，看到农户房梁上挂着一串串腊肉，缸里装满白米，听到丰收给人们带来的欢声笑语时，老人家眯眼微笑的脸上，皱纹好像平展了许多。那时人们看到他总是整天忙着下乡、开会、写文件、作报告，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根本看不出他已是一位古稀老人。他心里装的全是农民的事。他在山西调查期间，给家乡干部做报告时说：“要下决心在有生之年，把中国农业的路子搞出来”。
为了使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供的农村改革政策咨询建立在更加具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上，杜老还相继在农研室、农研中心组建了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和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两个局级机构。其中全国固定观察点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设立，于1986年正式开始运行。25年来由初建的28个省份的272个村增加到现在的31个省份355个村和23000农户，直接从农村基层了解农村改革和各项建设的新动态，以便从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对比中进行具有连续性的综合研究，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于1987年组建。经国务院批准备案建立的30个实验区分布在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60多个县级单位。其基本任务一是通过局部地区的超前试验，探索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全国农村的具体实践方式，为深化农村全局改革探路。二是对农村改革已有的成果进行总结，对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加以规范，为党中央制定有关政策或法规提供依据。以上两个机构（后改为农业部主管）的组建运行，都为深化农村改革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幅员广大，情况千差万别，指挥农村工作，杜老提出也可以“分散决策，以分散风险”。那时在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等问题上，不搞一刀切，允许等待，也允许各种形式，当时称之为“可以……可以……也可以”，这是一大创造。
杜老的特点之一是，他具有和谁都可以平等讨论问题的民主作风。不管意见一致或不一致，也不管是领导干部、研究人员或农民群众，包括外国的专家学者，他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为了弄清问题实质，他特别提倡鼓励人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他给人们介绍自己的经验说：“千万不要固定对事物第一次的认识，那往往是错误的，一定要在不断的学习实践，听取不同意见中进行修正，最后的结论往往和你第一次的认识完全不同。”他的思想开放明达，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从不做作，不居高临下，机关不论谁都可以不用事先打招呼就去他的办公室反映问题。连刚来机关不久的年轻人也敢口称老杜，手搭杜老肩膀在楼道里边走边和他讨论问题，旁边有的老同志觉得一个小青年怎么和主任这么讲话。可我知道，杜老对此毫不在意。因为他从来就反对等级隔阂，不讲形式而注重实质，尤其是对机关的一批青年研究人员，更是关爱有加寄予厚望，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向认真倾听，精心解释，遇到问题还经常请他们一起参加讨论。他对我说过，他在农村改革中很多观点，是受到这批年轻人的启发形成的。机关的年轻人对杜老也特别亲近，他们说和杜老一起汇报讨论问题感觉很轻松，他不但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而且能和你一起更加深入讨论，使你颇受教益。不像有的领导汇报问题，讲了半天他听不进去，或者根本没听懂。
杜老的特点之二是，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他不但能听进各种不同意见，而且善于提取有益精华为我所用。他虽年事高但不僵化，他学识渊博但不自满，他经验丰富但不守旧。他聪明睿智，勇于创新。他思想敏锐度极高，接受新鲜事物能力极强，不但能把大家反映的问题集中归纳理清，而且善于找到各种不同意见的平衡点，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总结。这是杜老领导艺术和工作技能的高超表现。就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也能与之长期共事。如当时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同志一直对包产到户持不同意见，还曾受到万里同志的批评，杜老不但没有歧视，还经常征求意见一起讨论问题。他说领导干部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占有信息、比较利害、明辨是非，做到实事求是。他善于发现并及时总结和提升群众的创造。连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鲜语言、词汇，他都能吸收运用得恰到好处。他做事严谨，提倡民主作风，不搞一刀切，一阵风，一言堂。20世纪80年代，杜老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个文件有多少人（包括农民）直接或间接参与调研，谁也说不清楚，开过多少不同层次的座谈会、研讨会，谁也说不清楚，文件修改、征求意见多少遍，谁也说不清楚，文件形成后产生的影响、效果更是说不清楚。有人开玩笑说：“每个文件一万多字可数清，但每个字的含金量是一字值千金还是万金，谁也说不清楚，只能说价值连城吧！”
杜老的特点之三是，语言简明有趣、条理清晰。他讲话，作报告，从来不念稿子，也不让别人为他起草讲话稿。一般只有个提纲，要是重要报告，他事先也做认真准备，并自己写出草稿，但讲话时也不念稿。他写东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秘书和助手只是按他的要求找点资料和数字。他的讲话生动活泼说服力极强，而且是越讲越精彩，最后按录音整理出来不用删改就是一篇逻辑性强，文字严谨，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
六、晚年的一份心意
杜老没有什么特别嗜好，有段时间为锻炼身体抽时间打打网球，还和万里同志一起参加过北京市组织的老年网球比赛，但时间很短。他晚年最大爱好就是动脑筋思考国家大事，尤其是研究“三农”问题。离休后至96岁还在发表文章，参加各种研讨会，不断谏言献策。他一直对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两件事放心不下，反复交代后人继续努力推进。
晚年最使杜老感到宽慰的工作是，亲自倡导建立“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并于2004年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了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这标志着萦绕在杜老心中一个重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件事对于一生关注和从事“三农”问题调研的老人家尤为重要。杜老设立这个基金的初衷，就是要支持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推动农村深化改革，这是他为之奋斗终生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事业。此项基金的建立还填补了农村经济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也对所有关心、支持农村改革事业并付出努力的人们有了个比较圆满的交代。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初，杜老提出建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基金的想法后，我们于2001年5月29日将第一份申请成立“杜润生农村发展研究奖励基金”的报告呈送农业部。6月13日，杜老在给时任农业部部长陈耀邦同志的信中写道：“年老了，想再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留下一个基金也算最后为农村研究尽一份心意。”据说，农业部党组进行过认真讨论，并报了中组部。期间，我们曾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商讨过，原想放在学术单位是否宽松一点，结果都要经过民政部，程序一样复杂。为什么杜老想建立一个鼓励农村调查研究这样一个基金还这么难？原因是民政部曾于2000年发过一个168号文件，其中规定个人冠名此类基金限制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四个领域有特殊贡献者。一般不以已故或健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治活动家命名。
2003年4月7日修改好的第二次报告，更名为“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因为杜老是联谊会的名誉会长，该专项基金作为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这是经多次交涉并接受民政部王振耀、孙伟林两位同志的建议后设置的。6月16日将更名的报告送到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7月4日民政部正式批准登记注册成立。7月18日我们借杜老90大寿之机举行的中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宣布“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这次座谈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与会的人们看到杜老进入会场时那神采奕奕的步履，以及在会上近半小时底蕴十足、铿锵有力的讲话，都看不出这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会前三天，我请他在大会上讲话时，他掰着手指计算有三天准备。因此，他的讲话是有准备的。他在会上一口气讲了十个问题，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又有对现实的阐述，还有对未来的展望。文字简练、寓意深刻、语重心长。足以说明杜老对建立此项基金的重视，以及实现一大心愿给老人家带来的喜悦心情。许多与会者是曾多年在农口工作的所谓“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大家触景生情，引发许多感慨和回忆。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等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吴象、吴明瑜、陈锡文、林毅夫、吴镕、周其仁等同志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会后，杜老很长时间都处于兴奋状态，几次对我讲起这次会议，说组织得好、热烈紧凑，大家都反映不错。
2004年12月底我给杜老送大会堂的合影照片时，他拉着我的手说：“前几天（指2004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大家反映都说不错，这件事算是开了个好头。”老人家在2002年以后听力有所下降，每次只要见我进门，他便马上把手里的事情放下，拉着手和我说话，这已成了习惯。这一次，我从他那有力的手势，坚定的语气和愉快的眼神里，又看到老人家每当完成了一件工作，实现了一个心愿那种兴奋、慰藉和满足的神态。我了解杜老，毕竟跟随他那么多年，他的每一个眼神，讲话时每一个手势，都能代表老人的一种心境。
这件事，从2001年5月29日第一次申报，到2003年7月18日宣布“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和杜老担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再到2004年12月18日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杜老亲手把获奖证书发给获奖者，前后三年多时间，实现了杜老的一大心愿，满足了老人家晚年为农村研究尽的一份心意。到目前为止，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设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在杜老的关心指导下，每两年评选一次，已经顺利完成了四届评选工作；共收到申报专著152部、论文256篇；其中，获奖专著25部、论文40篇。该奖项已受到中国农经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并产生了良好影响。我坚信，杜老亲自倡导的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一定能承载着老人家的殷切期望，为鼓励更多的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推动深化农村改革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