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英
杜润生是我父亲的老乡、同学和战友，是对我父亲参加革命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人之一。我第一次见到杜老是1956年，那一年我八岁，而与杜老的交往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杜老受冲击迫害，从原住处搬到祖家街一座很旧很差的木质砖混结构筒子楼里居住。父亲让我经常去看看杜老。与杜老交谈的内容主要是老干部谁的问题解决了，谁被“解放”了，谁还没被解放和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1975年我从部队复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单独到杜老家的次数就多了，有时候是杜老打电话让我去，有时候是我主动去向他请教问题。杜老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他在科研人员，特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中有着很高的威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杜老虽然离开了中国科学院，但还是有很多科学家愿意找他谈心和反映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担任中国科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主任和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时，杜老多次叫我到他家，把他听到的一些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职称改革中的问题，特别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职称问题和情况告诉我，让我很好地研究、帮助解决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农业科技人员的职称问题。在与杜老交往的50多年的时间里，我多次向杜老请教工作和学习中的问题。有三次谈话，我印象最深。
一、取消农民搞“长途贩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就会解放生产力
1978年的夏天，我到杜老家，那时国家处在拨乱反正之中。“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比较“左”的政策及影响还没有肃清，一些地区的公检法部门把农民从事农副产品运输、异地交换的“长途贩运”看做“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限制、打压。有的地方还对承运人罚款、扣货、扣车，对态度不好的、反抗的还关押判刑。杜老收到过反映这些问题的告状信，也看到一些报刊上报道的有关“长途贩运”问题。针对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杜老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搞过一个规定，对私人搞“长途贩运”要坚决取缔，不允许私人搞“长途贩运”。“长途贩运”只允许国有商业和供销社搞。可是，中国这么大，国有商业和供销社网络有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根本覆盖不到。农民怎么就不可以搞运输？农民怎么就不可以参与搞流通？有些地方框框少点，思想解放一点，对农民搞“长途贩运”睁只眼闭只眼。农民搞运输，搞活了物流，丰富了市场，方便了人民生活，很多人靠搞运输致富了。只要加强市场管理，政府还可以增加税收。农民骑自行车驮点东西，赶个马车牛车拉点东西都是两个轮的，拉不多也走不远就是社会主义允许的，雇个拖拉机，雇个汽车四个轮的了，拉得多一点跑得远一点就不行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罪与非罪，走什么道路不能以拉的多少、走的多远来判定，运输工具先进了，农民怎么就不能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搞运输？这个在道理上就说不清道不明。搞好农业，要搞活农村。把农民都固定在农村，这儿也不让去，那儿也不让去，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是搞不活农村的，也是搞不好农业的。搞好农业要搞活流通，搞活流通，就要允许农民参与流通，鼓励农民参与流通，要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不能阻碍，更不能排斥农民参与。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服务于农民，农民在商品流通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商品流通了，政府可以在流通环节征税，市场可以在完善服务的过程中加强监管。监管也是服务。要提倡在服务中监管，在监管中服务。共产党的好政策是让农民富起来，“长途贩运”助长农民“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罪名要取消，否则就会阻碍商品流通，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取消了这个罪名就会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富裕。
杜老让我把他的这番话带给我岳父邢亦民，因为岳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而且他们两个人也认识。我按杜老的要求把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岳父。杜老对我讲的这番话都已过去30多年了，看一看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速公路里程已排在世界第一位，国道、省道、县乡公路成网状连接形成了商品流通、资源流通和人员流通的大动脉。一些高速公路和国道还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保证农副产品的流通。农民参与的“长途贩运”已发展成为中国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仓储、运输、市场、公路管理的发展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国的统一的大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的组织、管理、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想一想30多年前，人民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最初年代，杜老讲的取消农民搞“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助长资本主义的罪名，就会解放生产力这番话，可以使我们看到杜老是一位站在解放思想前沿的思想家。
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不是解决概念问题，是解决指导思想问题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时间长达一年半的全国理论界、经济界和企业界参与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1980年春节期间，我到杜老家拜年，在聊天中，我说，《人民日报》没有必要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人民日报》是党报，在党报上讨论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常识性问题，难道我们这个政党不懂“生产是为了消费”这个道理？这会让反对共产党的人指责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太低了，连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怎么能领导好国家的经济工作？会让人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产生怀疑。
杜老听完我的议论后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怎么引发的，我不清楚，但是在《人民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概念问题清楚了，不等于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就没有问题了。在我们的经济中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马克思讲，物质的价值在使用中才表现出来。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被使用，企业光计算了产量产值，这实际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还浪费了原材料，浪费了资源和劳动力。《人民日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端正我们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有好处。短缺经济时期，缺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需求和人民消费的需求。在物质生产相对丰富时期，可就不是生产引导消费，而是消费引导生产，是人民的消费需求来引导生产。生产中要有竞争，竞争中就会体现技术的价值、知识的价值、管理的价值和人才的价值。你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你就要不断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这要依靠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不能是句空话，就要落实到实处了。这个讨论，更重要的可能是要解决一个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过去是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这样的指导思想短时间内可以，长期这样就不行，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从人民的切实生活中体现出来。如果讨论的目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讨论就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讨论可以提高我们的经济理论水平，统一思想认识，有利于做好经济工作。要重视这个讨论，不能简单地认为讨论没有意义，讨论是有重要意义的。要在讨论中学习，在学习中讨论，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是短时期就能完成的，需要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来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就结束了。在现在看来，无论是理论界、经济界、学术界还是企业界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已经没有分歧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统一了人民在“生产目的”上的认识。我佩服杜老在讨论刚开始不久就看到了这场讨论的真正目的不是解决概念问题，不是学术争论问题，而是要解决实际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问题。
三、我后半生想要做的三件事
2003年5月的一天，我到杜老家看望杜老，杜老特别高兴。杜老说：“你不来，我也要打电话叫你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把我前些年的讲话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书中收集了我从1980年至2000年这20年间的53篇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基本上反映了我的思想和主要观点，送给你一本。”杜老话落提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北英惠存杜润生”。这本书是杜老对中国农村改革思索与实践的总结，是杜老对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大爱的结晶，更是一本留给我们晚辈的中国农村制度改革的历史教科书。我对杜老说：“我一定认真阅读这本书，我不是研究‘三农’问题从事农业工作的，但我是做企业、做经济工作的，我会从你的农村改革思想与实践中吸取营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做好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工作。”
杜老对我说：我的后半生想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建一个公司，就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办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在市场化的体制下，通过公司的良性运转，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融资问题。投资农业有一定风险，也不会有很大的利润，国有银行都愿给工业、大项目贷款，不愿投资农业小项目。成立中农信，作为一个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可以给农村中小项目和农民贷款，中农信办了三年还在成长发育探索阶段，后来中央决定关闭这个公司，这件事只是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开头，但没能做下去，没有做成。
第二件事是想搞一个试验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南北两岸搞一个试验区。在这个试验区里搞种植、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相结合，乡镇企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建设好农村公路、学校、医院、文化体育设施。这个试验区可以称为中国农业农村改革与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在这试验区里要研究解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问题。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能否大部分就地转移消化？少部分流动转移消化？这个试验区的招商引资政策要与沿海地区一样，有利于吸收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增加就业机会。现在每年春节前后，有上亿人在中国大地上流动，回家过节探亲，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返乡探亲，铁路、民航、公路交通压力都很大，农民工回家过年受苦受累，这种人口大流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资源、时间和人力的浪费。人口在大流动中只消耗资源，不创造社会财富。可是现在省市的领导不愿意做这个试验，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合理布局，大部分富余劳动力在本地吸收消化解决，少部分离省离乡解决，减少每年短时间内的人口大迁徙的数量。中农信如果办成功了，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个试验区的投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会有，就会有人愿意去做这个改革试验，这件事只是有了一个想法，连个开头都没有，是个想做没有做的事，现在我老了这个事也做不了。
第三件事是想出书。把我这些年来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问题，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和农民脱贫致富问题的思考、研究成果和写的有关“三农”问题的一些文章、讲话汇集成册，供后人借鉴研究。中国农村制度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把我们参与过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这本书只是个文集，只收集了我的部分文章和讲话，要搞一个完整的文集，是个很大的工程，有很大的工作量，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了。出了这本书，也算是做成了一件事。
回忆杜老对我的这三次谈话，可以看到杜老的学者风范。他看问题不是看现象，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愿意与人讨论问题，他提出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有很强的普遍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是很超前的。杜老2013年就是世纪老人了，我认识他也有半个世纪了。在我们的眼里，杜老不只是一位国家农业政策研究的领导者，他更像是一位研究“三农”问题的大科学家，和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先锋战士。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本文作者系中国国旅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