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子修
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万里同志则说：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广大农民积极拥护外，还有一条就是得到一批政治思想强，理论水平高，真正了解实际，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敢于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领导干部、理论家、科学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坚决支持。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同志，正是万里同志所说的一批同志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为党中央出谋划策的领军人物，人们赞誉他是“农村改革之父”。
一
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而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一直被当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判断是非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它长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讨伐，被戴上“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等政治帽子。有些人因为赞成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谈“包”色变，见“户”害怕，农村改革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发生发展的。可以想见，其步履是多么艰难，其斗争是何等激烈！胸有全局、情系农民，而又多谋善断的杜老，善于辨析判断发明创造，以其智慧的专述、渊博的才识、丰富的经验和生动的实践，因势利导，运筹帷幄，顺应民心，破解难题，担负起中央农村政策高参的重任，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五个一号文件的诞生，成功地推进了以“双包”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点到面展开，为一举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贡献了宝贵的智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和杜老相识、相交、相知30多年了，多次面对面地聆听这位革命前辈的重要讲话。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1978年12月，他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全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六十条规定，总结汲取“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制定新章法。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同志主政中央，解放思想浪潮刚刚兴起，各条战线开始拨乱反正，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农业战线上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次大辩论。杜老在会议开始时，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充分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的做法、经验和意见，对“六十条”提出修改意见。
那时，万里同志主政安徽，颁布和实行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时称“省委六条”，深得党心民意。滁县地委在贯彻“省委六条”过程中，尊重群众的创造，由农民当家作主，选择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方式，出现了多种形式责任制并存、竞相发展的局面，不少地方还悄悄地实行包产到组、到户责任制，1978年虽遭百年不遇的大旱，农业依然获得好收成。就责任制的增产效果而言，“队不如组、组不如户”。我作为滁县地委的代表，随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同志等出席这次会议。周曰礼同志代表安徽以“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为题作了大会发言，认为“六十条”已经过时，在旧体制下找不到农业发展出路。以安徽许多地方成功范例，说明只有推行多种形式的联系产量责任制，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中国多年未解决的吃饭问题，引起会议轰动。在乍暖还寒、坚冰尚未打破的政治气候下，对安徽的做法，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起初反对者居多。
安徽属华东组，在分组讨论时，我和曰礼同志具体介绍了许多社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为联心，谁联谁关心”，充分调动社员积极性，实现对国家增贡献、对集体增积累、对社员增收入的“三增”。特别介绍了肥西县包产到户面貌大变，凤阳推行农业“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等生动事例。来安县玉明公社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过去社员说“解放这么多年，生活不如罗炳辉司令时代”，而全社23个队搞了包产到户后，队队增产，高郢生产队还流传“柳一万”（柳家一户收一万斤）、“花八千”（花家收八千斤）、“周家粮食没有边”（周家稻谷藏草堆中）的佳话。我们的发言有理有据，充满激情。但却引起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有两个省的农委主任竟然主观臆断地指出，不能只顾产量，不要方向，你们安徽又在刮“单干风”啦！上海市农委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淮南根据地工作过，深知民意，饱含深情地说：“老杜（指杜润生）不是说允许各抒己见嘛，不要乱扣帽子呀！我们不能只要方向，不要产量，民以食为天啊！”首都新闻媒体记者纷纷来到华东组采访，鼓励我们报实情说真话，顶住压力，坚持真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意气风发的场面，会议的气氛空前热烈。
一天晚上，年过花甲的杜润生同志来到我们房间，语重心长地说：“是我要你们安徽同志作大会发言，你们的发言很好，理直气壮，以理服人，这是投石问路啊！现在，各种观点都表达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几起几落，老百姓是拥护的，效果是明显的，但中央是不允许的。这次你们安徽又带头了，让实践作检验。拨乱反正有个过程，现在要讲究策略，还是提联系产量责任制为妥，我担心中央在中原地区反单干，农民又要受苦啦！”显然，杜老用心良苦。他的谈话，表明他既有决策审理之智，又有造心分别之慧，确实是一位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睿智长者。
通过这次会议，他精心谋划，巧以应对，化解矛盾，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上，促成中央政策逐步放宽，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允许实行“双包到户”，允许多种形式责任制存在，一步一步地为农村改革开拓了空间。以后每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中央五个一号文件，由于滁县地区农业大包干率先起步，农业连年增产，都通知滁县地委派员参加，我有幸几次走近杜老，听其言，观其行，零距离地感悟到他认识事物、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气质和魄力，从而大受裨益，为自己履职履责，做人做事，奉献“三农”，树立了人生楷模，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1997年3月，我从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岗位退下来了，温家宝同志在讨论制定中央“三农”方针政策时，非常重视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每年中农办都邀请七八位老同志走进中南海，出席家宝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座谈会，我是其中之一。每次会后，由张根生同志牵头，王郁昭和我等都去拜见杜老。杜老虽年事已高，但身体很好，言谈举止和远见卓识不减当年，鼓励我们这些离退休同志多作调查研究，抓住农村改革发展的热点问题，多向中央建言献策。秉承杜老的旨意，从1998年6月至2001年9月，我围绕着农民减负增收这个主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包括费改税的问题，农民工的问题，农产品加工的问题，劳务输出的问题，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问题，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问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农业人口就业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启动农村市场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我都亲自考察总结若干省区行之有效的经验，取得有说服力的数据，力求深入研究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形成的调研报告和论文，基本上都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其中多篇荣获温家宝总理批示采纳。到2001年，已有25篇20多万字，为扩大宣传效果，准备结集出版。
为什么出版这本书？用什么书名昭示书的主题？我多方征询意见。2001年10月，杜老、王郁昭、吴象、朱厚泽等老领导来到了安徽合肥，出席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年会和研讨会，我把书稿的目录和主要篇章呈送他们，恳求赐予书名并作序言。随后，我陪杜老一行到阜阳、蚌埠、合肥等地考察农村，历时12天，行程1500多千米，边考察边交谈。杜老十分高兴，鼓励我出书，做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还言简意赅地指出，农村问题很多，农村改革发展任重道远。农村问题的答案不在农村。在他们几位老领导中，厚泽同志虽年过古稀，但相比之下，年轻一点，又担任过贵州省省委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理论水平高，我很想请他为这部书作序。厚泽同志诚恳地推辞说：子修同志，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本书的序言我不适合写，请予谅解。吴象同志是安徽人，又在安徽工作过，是资深“三农专家，思想敏锐，文字功底强，序言请他写为好。”不知他们是否商量过，我向吴象一报告，他便欣然接受。
吴老在序言中说，展读这部书稿，使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就是农村问题的答案不在农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许多复杂的新问题，光搞粮、棉、油的老路子早就走不通了，传统的种植业根本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对乡镇企业低水平的重复也没有出路，必须把目光放到农村之外的市场上去，放到农业之外的非农产业上去，帮助一大部分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农村，变为城镇居民。因此，应着重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深加工、精加工，大力发展畜牧业、养殖业和食品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城市化、城镇化的进程，以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也就是说，必须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实行城乡统筹的方针，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不仅增加农产品的数量，更要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不仅要进行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还要进行区域经济的调整，使传统的农业变为更有效率、更有效益的现代产业。这才是农村问题的出路。
这部书冠以《农村问题答案不在农村》的书名以及吴象精辟的序言，使杜老的思想光芒得以更好的展现，突显主题和亮点，很受读者欢迎。
三
“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是杜老最先说出来的。杜老进入耄耋之年，尽管行走不便，听力还要靠助听器，但依然胸怀大局，以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为己任，不辞辛劳，参与杜润生基金会论文评选、全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村社发展促进会等社团组织的年会、研讨会学术研究活动，发表许多真知灼见，为一大批中青年“三农”专家、学者的成长提供智力支持，为全国农民企业家的事业发展营造软环境，为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老“三农”发挥余热，研究“三农”树立榜样。
在一次农村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杜老说：“勤劳的农民面临人多地少的困难。土地不能再生，人口可以转移。工业发展要求相互聚集，提高城市化水平，若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到50%，形成人口转移，就能够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类似这样具有现实针对性、战略性、指导性的理论观点，鞭策和激励我们深入调查研究，遵循中央“五个统筹”的方针，探索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
2008年10月，恰逢杜老95岁生日，基金会办公室邀约全国部分老同志和中央农口的老领导、老中青“三农”专家300多人，在京西宾馆举行了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大家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以切身感受畅谈了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展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京西宾馆与杜老一起谋划农村改革的风云峥嵘往事，使与会者深切感悟到30多年来农村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决心在新阶段、新的起点上坚持改革创新，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的新目标探索前进。
我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二元经济结构，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为题，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明确提出：“改革没有穷期，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更新的层面上深化农村改革。”我用国家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和大量调研材料，分析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在肯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需要认真解决的若干问题：一是城乡差距扩大，临近恶性状态；二是农村人口很难同城市人口一起分享全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三是人口城镇化率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超过农村负荷的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加重了农村负担，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四是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仍是最大隐忧。
在这次会上，我还提出十条政策建议：第一，必须把改革城乡体制和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首要目标；第二，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着力点，并以此作为检验标准；第三，尽快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行户籍一体化；第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完善和创新相关法规和政策，使其成为农民持续发展的产业资本；第五，加快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第六，从市场和农村资源“双导向”出发，加速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推进县域经济大跨越；第七，继续发挥粮食生产优势，力促粮食再上新台阶，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贡献；第八，把农民工问题纳入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格局中优先解决，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第九，适应新农村建设需求，有计划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社会各类管理人才，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集聚雄厚的人才资源；第十，坚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加强社会建设，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刷新。
杜老非常关注大家的发言，他听力不好，就请秘书代劳，把大家的发言要点记录下来，一页一页地传递给他看。他全神贯注看着记录，时而点头微笑，时而低头沉思，最后还作了精彩的点评，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30多年前带领我们推行第一步改革的杜老，今天又和我们一起在京西宾馆共商国是了，大家是多么开心！多么振奋！京西宾馆礼堂洋溢着喜庆气氛。我们都在衷心祝愿：“杜老生日快乐，寿比山高水长！”
（本文作者系原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安徽省七届、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