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田
我认识杜润生同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期间，当时我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为了解决参加中国科学院首批赴西藏考察的著名土壤学家李连捷教授的家属患病需要照顾的问题，向他反映后得到他的支持，作出了妥善安排。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十分关心科学家的生活细节问题，使科学家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科研工作。
在改革开放初期，杜润生同志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任农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多次参加他主持召开的研究农村工作问题的会议，直接聆听他的精辟发言，受益颇多。一次在讨论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包干到户）时，他介绍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考察后说的这是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杜老赞赏这个评价，而他同时说，土地包干到户是一种“超小型农户经济”，是由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定的。这句符合实际高度概括的经典语言使我牢记不忘，集中反映了杜老深邃的智慧。
1995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史维国同志（中央党校原秘书长）由于年事已高退任，由我继任。这是一个依靠退下来长期从事农业与农村领导工作与教学研究的老领导和老专家组建起来的，既无正式的工作人员，又无经费来源，主要承担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委托课题研究的部门。在他看了我们编印的《通讯》与研究报告后，当面向我说，中国社科院有一个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科院有一个农业经济研究所，都是官办的，你们的研究所是民办的，可以创造民办农村研究机构的经验，就“三农”问题为国家建言献策，并亲自参加我们召开的研讨会。杜老在十分重视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又高度支持民办农村问题研究机构，开创了一条充分发挥老领导老专家作用新的研究途径，使我们深受鼓舞。另外，他多次积极支持云南一所民办的生态农业研究所为“三农”服务，2010年在医院里还亲自为该所副所长杨红军题字。
1988年年底，中央召开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下一年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工作。会前在昌平回龙观饭店召开预备会议，提出一份三万字的文件初稿，杜老说，这个稿子已经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与会同志特别是来自地方的同志认为这个稿子没有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是一篇“正确的废话”，不能用。杜老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把意见如实反映给赵紫阳同志，决定重新起草一份有针对性的2000多字的《关于夺取明年农业丰收》文件，提交农村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指导1989年农村工作。2008年7月，在杜老诞辰95周年时，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了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杜润生文集》三卷首发式。我写了一篇《弘扬良好的文风——消除“正确的废话”》短文，记述了这件事。同时指出“杜老的文章独具特色，是良好文风的榜样。他的讲话和文章，具有明显的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特点，高屋建瓴、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立意新颖，绝不说空话、套话、大话、车轱辘话，因而受到广大干部（包括科技人员）和群众的欢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1987年，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会长李昌同志为了在国家宏观决策中发挥包括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作用，组织了“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得到杜润生同志的积极支持，首选课题为农业体制问题，邀请中央有关部门、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知名学者参加。我时任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参加文件起草工作。委员会召开多次座谈会，集思广益。大家认为，1984年农业大丰收后，粮食产量连续几年处于徘徊状态，究其原因除了由于1984年农业丰收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而采取了一些不当的措施外，还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部门分割与产销脱节的流通体制，据此提出改革农业体制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建议，经过几次修改上报中央《关于深入改革农业和粮食管理体制的建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由中央领导同志批给杜润生同志，杜老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召开了由于光远、钱三强、张晓初、李昌、钱正英、刘毅、何东昌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杜老特别指出农产品收购“双轨制”的缺陷，一致同意先在畜产品与水产品方面推行一体化管理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后再在粮食系统推开，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在杜老百岁寿辰之际，山西经济出版社编辑出版《我认识的杜润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也是一份厚实的贺礼。衷心祝贺这本书的出版问世。
（本文作者系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