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应碧
能在杜老（润生）直接领导下工作十年，是我莫大的幸运。他的人品和学问，特别是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真理的无畏追求，令人肃然起敬；他对年轻人的言传身教，特别是对我的关心和教诲，令我终生难忘。
我第一次见杜老是在1979年2月。当时，国家农委刚刚组建，十几个人在林业部一座楼房办公，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那天，有人告诉我“杜主任来了”，就跑出去看。凭他的声望，想象中一定是个身材魁伟的“大领导”，见到的却是一位十分清瘦的“小老头”。谁能想到，就是他，一手操持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那场伟大变革，并由此引发了农村乃至全国的深刻变化。
杜老在领导农村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最佩服的是他的智慧，他总是能讲出一番道理来，让反对的人“放心”，至少是“无话可说”。而这又与他的工作方法有很大关系。除了自己到农村作调查以外，他的基本方法就是组织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特别是与他不一致的意见。参加座谈的，除了他领导的农研室机关的同志以外，大量是来自中央部门、地方各级、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以岐山、锡文为首的“发展所”的青年同志更是每会必到；另外还有一些当时已不在岗位的长期从事“三农”工作的老同志。每次的座谈会，争论都很激烈，拍桌子的、愤然离场的……都有，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在“吵架”！杜老主持座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自己很少讲话，尤其不做系统性、结论性的发言。通常的情况是，当你讲完赞成的意见之后，他就说出几条“担忧”来；当你讲完“反对”的意见之后，他又讲出几条“问题”来，总之是引导会议把方方面面的事都考虑到。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只要讲出事实和道理来，他都仔细地听。有些初次参加座谈会的地方同志，不了解杜老的工作方法，经常在会后向我们打听：杜老的态度是什么，他究竟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那帮小青年是哪来的，怎么对老同志那么不尊重？我们听了都一笑了之！
其实，杜老亲自主持起草的五个“一号文件”和相关的几个文件，就是在这样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他领导农村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智慧，也是在这样的争论中经过反复的思考逐步形成并反映到几个文件中的。下面我举个例子：
1979年3月初，刚刚组建起来的国家农委在崇文门一个叫“向阳招待所”的地方开座谈会，请七个省和县的同志参加，中心是讨论“责任制”问题。会上，安徽的同志几次发言，详细介绍山南某地搞包产到户的情况，基本意思是“农民自发”，“效果极好”，要求中央给予充分肯定，认真总结，大力推广。围绕这个问题，反对的和赞成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杜老在会上除了插话以外，基本没有讲什么。会议中间，大概是3月15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来信，并加了很长的“编者按”，中心意思是批评有些地方以包产到组为名搞包产到户，批评得很严厉。有天晚上，杜老召集机关的几个人开会，要我们准备一个向中央汇报的稿子，并且着重交代一句话：对包产到户要有个“说法”。说完他就走了。我们几个人边说边写，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就搞出一个初稿。别的都好说，就是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卡”住了。考虑到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决定，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加上《人民日报》刚刚发了“编者按”，我们认为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一点不突破也不行，不仅会上赞成的同志不高兴，下边实际搞包产到户的同志也会“失望”，因为他们渴望得到中央的支持。于是我们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两种意见都讲，请中央定夺。第二天向杜老汇报，他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大家沉默了将近半个小时，杜老出了个主意：在孤门独户上做文章。原来会上有人讲到，贵州山区有些住在大山顶上的苗族农民，从来就不参加集体劳动，自种自收，每年向生产队交些玉米就行了；西北山区也有一些“吊山庄”离生产队很远，也是这个办法。杜老一提，大家心里一亮，刘堪同志当场编词。向中央汇报时，没有一人提出不同意见，然后就写进了会后中央发的文件之中。因为有了这句话，后来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农业决定，也把原来“不许包产到户”改成了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口子”，它实质上宣布了包产到户并非不可逾越的“红线”，使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很受鼓舞。实际上，当初包产到户就是在这句话的鼓舞下逐步蔓延开的，正如有的同志所讲，开口就决口，决口就溃堤，溃堤就泛滥！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比如他提出的包产到户是“双层经营”，农产品流通的“双轨过渡”，肩挑手提自行车驮不算长途贩运，请帮手、带徒弟不是雇工剥削，私人企业具有“可控性和可塑性”等，都是杜老高超智慧的结晶。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说法”，保证了文件得以顺利通过，对当时统一认识、推进改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我们几个在他直接领导下负责文件“操刀”的同志，每次总是感叹不已：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后来我在中农办每年主持起草农村工作文件，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就想到杜老。虽然也学习他的方法，找些人海阔天空地“吹”，但毕竟底气不足，达不到那个水平。值此杜老百年华诞，我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本文写于2012年4月，作者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