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
目前，在北京乃至全国，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研讨会相当多，我们不说这个会的规模、深度如何如何，不需要去作比较。但我觉得这个会有个很突出的特色，就是它与近年农村改革研究成果相结合，与杜老的文集首发式相结合。五年前，一次类似的会议上，周其仁教授有个精彩的发言。他说：“不是有的人讽刺说，杜润生有许多徒子徒孙吗？很好啊，我很愿意做杜老的徒子徒孙。这是对我们最高的奖励和荣誉。”今天这个会来的人，几乎都是与农口、农村改革初期的实践与五个一号文件多少有些关系的人，绝大部分是杜老的部下和学生，不同程度地受过杜老的熏陶和感染，不怕被说成“徒子徒孙”，反以为荣。几十年过去了，还忘不了他老人家。有的从广东、浙江、贵州数千里之遥赶来，看望老人，参加盛会。杜老有这么多自愿的徒子徒孙，好像也应该形成一个学派了。叫“杜派”不一定好，杜老待人宽厚友善，工作中重视调查研究，反复推敲，把“实践第一”、“群众路线”在农村改革中发扬光大，取名“实践派”是否可以呢？
吴镕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了几句对农村改革的体会：“群众首创是本源，上下互动是关键，理论创新是先导，追求人民利益是目标。”我觉得他这个话可以说是很准确很有代表性的。
应该强调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起了决定性作用。过去有人赞誉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实事求是地说，农村改革不是哪一位领导设计出来的，当时没准备搞农村改革。当时包产到户算不上什么改革。改革初始议题是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这个不讲了，大家比我还清楚。包产到户，过去就搞过，当成资本主义复辟批判了，压下去了。“文化大革命”更“左”，人们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不敢反抗，只有消极怠工。环境宽松一点就搞包产到户。山南也好，小岗也好，都是形势逼出来的。后来知道广东也有，四川、贵州很多，都是群众自发的活动，没有领导。领导不在于你出什么政策，而在于把群众利益群众要求集中起来。杜老领导的中央农研室和农研中心就是这样的领导，加上重视舆论力量，影响就更大了。杜老十分重视实践，重视群众，也就必然重视人，尊重人，善于团结人，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凡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和力。有人开玩笑说：“杜老那个研究室、研究中心是个‘宣传部部长收容所’嘛！”宣传部部长都到了那里，由中央到地方老的、新的，才智之士往往有独立思考，没有人要了，日子不太好过。杜老都欢迎，他们自己也心情舒畅，可以说是得其所哉。
现在是什么观点都有了，我也弄不清楚。但在那个时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是只能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连商品经济都不能说，说商品经济的就是资本主义。在那种情况下，那个75号文件让杜老去起草，去作报告，可以想象是很难的。那些省委书记除了池必卿、周惠、任仲夷，是没有人赞成包产到户的。有的人说得还很绝对，“我要保持晚节！”提到这个高度，根本不认可包产到户。杜老居然在那种情况下，绕开这些争论，提出解决饥饿、半饥饿的问题，解决吃饭难的问题，谁也不敢说没有吃饭难的问题，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大家在极为对立的情况下取得对生产责任制的共识。但不敢说是社会主义，不敢肯定这个。
万里同志不同，这个人的性格像梁山好汉。三中全会农业文件下来，明明写着不许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但他就敢支持。省委机关有些老资格就说：“你万里同志来了以后工作很好，但你这个方向有没有问题你要考虑考虑。”他是第一把手，他理直气壮地说：“三中全会你要了解精神实质，不能只抓住一句话。”杜老不能用这种方法，他用另外一种方法。为什么开75号文件那个会议呢？那是万里建议耀邦同志，我们这些人为群众办好事，支持农民正义的事，但和中央文件精神违抗，这怎么办啊！第一书记不说话，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样才开会的。杜老是很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的，综合不同意见，最后找出共识。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一号文件不是上面规定农民要怎么干，它是总结农民经验，非常尊重农民。杜老在写第一个一号文件时，请了两个地委书记，一个是滁县王郁昭同志，一个是湖州沈祖伦同志。我和他们都很熟，他们后来分别当过安徽省、浙江省的省长。今天都到场了，一起回忆一下往事很有意思。这两个地区情况不一样，对责任制要求也不一样，杜老把他们都请来，不是征求一下意见就算了，而是参加文件起草，使当地农民的主要意见，能够得到确切的表现。起草一号文件的人内部意见也很不同，吵得很厉害。当时农研中心有一个湖北的同志叫杨坤泉，清华大学毕业的，又专门研究过经济，他主张包产到户，主动到这个屋那个屋游说。
应该说一号文件的主笔是刘堪，他是帮助杜老搞综合的。还有张云千，特别勤奋，经常开夜车，往往写完文件后就病倒了，去世比较早，很可惜。我是主要给万里同志写报告的，比较好办一点，没有那么多讨论，只要他认可就行。1983年，杜老派了周其仁、王小强给我当助手，悄悄和我说：“这些小朋友在农村插过队，又念了大学，读了很多书，思想很活跃，喜欢用新名词。”让我又要向他们学习又要把关。我们在一起合作很愉快，受益很多。他们用了马克思一句话“产品变商品是惊险的一跃”，我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记忆犹新。在杜老的影响下，我懂得了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断追求新知识。
杜老的文集中有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富于思想性，这种突出的品质，他一生优秀的个人品质，通过他的实践和著作表现了出来。杜老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农村政策的重要的枢纽人物，《杜润生文集》是值得认真学习的。
杜老九十有五，作为学者、专家，作为领导、长辈，值得学习之处很多，我想强调的是，他对不同意见的态度，他的包容，他对新知识的不断追求，他的善解人意，总之一句话，就是他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改变过来了。这种思想境界与和而不同的哲学传统是一致的，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在座的各位，有许多硕士、博士，你们有实践有理论，希望把杜老思想的精彩之处，精髓之处，有所发挥之处，通过实践有所发展、发扬之处好好收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整理。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最好的办法。
五年前，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了那么热闹的会。五年后，我们又聚到一起来了，最令人高兴的是杜老还健在，希望杜老长命百岁！再过五年，我们再聚在一起开这样的盛会。历史不断前进，希望这样的盛会还会继续下去。
（本文写于2008年7月18日，作者系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