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使王氏商贾贸易严重受挫，损失惨重。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扬州，时任两淮盐运使经历“熟于鹾务”（即盐务）、上司多“依赖”的静升王氏二十一世王鸿渐城破被俘遇害。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投幕山东阳谷县的王氏二十世王奎聚，深得知县文公器重，同县尉徐公守城，有人以“未尝食禄”（不是国家正式官员）劝他逃遁，他以族祖王如玉战死金川为例，誓死守城，一介书生“仗剑登陴，指挥守御”，终以寡不敌众与文知县、徐县尉同时被害。紧接着太平军与清军的拉锯战使两淮地区“江路不通”，“商贾流离”，店铺商号荡然无存，王氏设在南方的商业自然在劫难逃。侥幸逃归故里的也偃旗息鼓，静等时局安稳再操旧业。因之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本无灾荒的静升，却因“商多失业，人乏力以资生”，得知县秦文源批准于是开村中义仓放赈。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王鸿渐支系虽继续在南方推进商业贸易活动，然已是强弩之末了。
同治六年（1867年）当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军西进陕西甘肃剿灭捻军与平叛回民之乱时，王奎聚的子侄及族人、乡人利用元气尚未大伤的西北王氏商家为依托，取得宁夏将军穆图善和钦差大臣左宗棠的信任，被委以重任。据光绪版《灵石县志》载其时有：王家骥，陕西全境肃清案内蒙钦差左（宗棠）以筹运出力，保举赏戴蓝翎五品衔；王鸿翔咨陕甘总督部堂穆（图善）保举赏戴蓝翎，钦差大臣左宗棠以陕西肃清案内筹运出力保加五品衔泽州粮台，捐输粮石议叙盐运司运同，又蒙二品顶戴按察使衔黄保换花翎盐运使衔。
当时在陕西任职的灵石官员有：祁从智，陕西郃阳县知县，加同知衔；余铭恩，任陕西郃阳、米脂两县知县；王鸿翱，陕西沔县典史；梁敬和，陕西山阳县典史；张体伦，陕西富平县丞，保举知县；陈联魁，陕西城固县典史，升用县丞；杜翊唐，陕甘靖边县、正宁县典史。
他们密切合作，为彻底镇压捻军和肃清陕甘回民之乱，打通从内地到新疆的通道，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走出了第一步。
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收复新疆。光绪二年（1876年）钦差大臣左宗棠从兰州出发率兵80万进入新疆，其时上述人等乃各司其职服务西征，又有王鸿远为左宗棠“委督办西征官钱局”，向外国银行借贷一百二十三万外汇以助军需。王鸿儒为藩宪林委办甘肃后路粮台，为左宗棠西征军采用一切军装军粮。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疆全境除伊犁外全部收复。他们功不可没，均有奖赏，或赏戴花翎或加官进爵。其后人有不少现仍居甘肃或留居西安。据其后人介绍，左宗棠以其侍女丫环赏王鸿远为妻并赠联两副：
径无凡草惟生竹，
气侣犀可辟尘。雩弓弓弓
神工妙手欲自试，
山色江声相与清。
然其时山西连年大旱成灾，“灵石尤甚”。光绪“三年（1877年）秋无寸草，四年夏成赤地，两季不收，一年无食，而流离失所，死亡相继，论户四千余家，论人四万余口”，直至民国间“灾情犹存，元气未复。”
其间，静升地面未追随左宗棠收复新疆输送物资者，如王氏十八世王臣忠支系，为活命，竟将门前上好水地十四亩及随角地四块卖到村赈济堂之中，其他村人、族人亦有各不相等的田地卖到赈济堂中，总计水地一百二十二亩五分。
而王奎聚支系的商贾队伍紧随左宗棠收复新疆队伍左右不离，政治地位上升，经济收益丰富，这些年间，其支系孝义宗祠有钱有力增置房院地亩，计房院两处，水地三十二亩半，旱地六亩。
静升王氏家族中王奎聚子侄的商贾贸易活动经过如上的一番拼搏奋斗得以复苏，然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一步步下坡，致使依附于清王朝的商人彻底跌入低谷。
他们没有像平遥、太谷、祁县等地的商家创建票号，更新自己的商贾思路，而是一味地官商联袂，终致清王朝灭亡之后，王氏商家只剩二十一世王饮让支系的一些商家字号还苦苦挣扎在军阀混战之中。
这时，集广村杨家麒（字绍泉）则正在商贸交易上一步步走向辉煌。据民国版《灵石县志》载：“杨家麒自幼旅津，与人交游，通英文。英人推公为中国经济家。”发迹了的杨家麒在集广购田扩宅，并将走向低谷的王氏家族钟灵巷东宅、西院（即今静升镇政府所在之院）与紧邻的孝义祠购买到手，并将祠前的孝义坊的王氏名讳全部凿去。
还有静升村东沟的东王氏王子寿，民国四年（1915年）16岁时赴天津，在法租界公裕当当学徒。之后，才华横溢的他，很快被推为天津张勋开设的元享当的经理，随之转任曹琨的公懋当经理，同时兼陈光远经营的德华当监理。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部多次以“恳谈会”的形式，妄图吞食整个天津的典当行。时任天津特区质业公会理事长的王子寿，硬是与整个天津典当行的同人在《庸报》连续登载声明“宁愿全体息业，也不与外人合作”，打碎了日本军部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