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乔氏族谱排序，乔贵发之后的字序排列为全、致、景、映、人。乔致庸是乔全美的二子，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在乔家第三代中位列第五，是乔贵发最小的一个孙子。乔致庸同时是乔氏一门中寿数最高的一位，活了89岁，先后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在乔家唯一享受过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因做事豁达大度，乔致庸便有了“亮财主”的绰号。乔致庸本有一兄名叫致广，但早年离世。父亲乔全美悲伤过度，亦随之而去。这使得本来一心仕进、专心读书的乔致庸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此时的复盛公已是如日中天，但相比其余两堂，在中堂不论财力还是官运均处于弱势。乔致庸此时出道，可谓重任在肩。
乔致庸做生意，自然离不开复字号。但在中堂敢于跨出包头城，在归化城开辟新的领域。时间不长，他就先后开设了通顺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法中庸等字号。通过持续的向外扩张，至同治、光绪年间，复字号已经完成了战略转型和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作为老根据地的口外商铺自不必说，北京至包头沿线的各大城市都有复字号投资经营的各类商号；京津、东北，乃至长江流域的各大商埠，也有复字号的各类产业。虽然经营地域广阔、门类齐全，但复字号万变不离其宗，最核心的业务依旧是其熟悉的粮、茶、钱、当四行。若要论影响力和盈利能力，则非票号莫属。
票号制度是山西商人的一大创举，也是现代银行业的前身。晋商的票号集存、放、汇于一体，创立了国际性的商业汇兑网络，为各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晋商票号早在清道光初年便已出现，极盛之时在国内遍及近百个城市，在国际上则远至俄罗斯、日本和东南亚。在中堂在乔致庸的领导下，审时度势，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开设了大德通的顶峰之时，仅大德通票号就盈利50万两白银，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对于绝大多数的士人而言，这是一个辛劳一生亦望尘莫及的天文数字。也正是这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将大批优秀人才带入了商海。
乔致庸素以知人善任著称，除任人唯贤的举措外，还非常注意革除用人之弊端。如乔家定有家规：各字号掌柜不得由乔氏族人担当，需选德才兼备之外姓人，且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正因为如此，在力挽狂澜、挽救广盛公的大掌柜之后，乔家商号又经乔致庸的大力延揽，迎来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最为出色的有入号50年，任大德通票号经理25年的高钰；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晚年其女与乔致庸之孙联姻的阎继藩；由阎继藩提拔，曾在大德恒票号接待西奔出逃的慈禧、光绪一行，后出任清朝国家银行——大清银行首任行长的贾继英，以及执掌复字号数十年，在中堂唯一占有两个股份的马公甫（普通大掌柜的股份上限就是一股）。他们为乔家带来了丰厚的财帛与无上的声望，在危难关头一次次挽救了乔家、挽救了在中堂，同时也在商业史乃至近代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如河瀚般灿烂的群英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出中国，用行动见证了汇通天下的誓言。
除善于用人之外，在中堂最主要的发达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经营观念和手段。在中堂的经营观念主要包括：人弃我取，薄利多销；重视信誉，不弄虚伪；忍让为先，宽以待人；慎重交易，善始善终。在手段上则重视制度建设，各商号均建立了全面有效的奖惩管理规章。同时，在中堂还强调对外交流，通过广泛的交际形成联盟，进而有效地维护其商业利益。乔家历来重视结交各类官员，上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下到督、道、府、县的各级官员，均曲意奉迎、全力协助。与之联系密切的包括山西巡抚赵尔巽（xùn）、岑春煊、丁宝铨；京师九门提督马玉昆、军机大臣左宗棠、北洋大臣李鸿章、湖广总督端方以及后来的阎锡山、赵戴文、孔祥熙等。为抬高身价、光耀门庭，乔致庸本人还花钱捐了个二品补用道的虚衔，其余族人乃至先祖也都各有头衔。通过联姻来扩展势力，也是乔家的专长。乔家先后与祁县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等晋商巨族联姻，甚至把北洋政府代总统冯国璋的外甥女娶进了家门。如此殚精竭虑的苦心经营，在中堂在乔致庸手中发展到顶峰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统计，自光绪末年至民国时期，在中堂的商铺在全国总计200处以上，仅流动资金就达700万到1000万两之巨。如计入房产土地等各类不动产，则在中堂鼎盛之时的资产可达数千万两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