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敦煌地区的石刻岩画
在敦煌附近地区的马鬃山和祁连山区，共发现了以凹刻、凸刻凿制而成的西汉以前的岩画群，有55组、300百多幅反映狩猎与游牧生活及带有相互交流性质的画面。其中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东北部别盖乡大黑沟布尔肯哈达又称佛山的大黑沟岩刻画，最为丰富，其画面34组，图案190多幅。内容多数是表现原始的狩猎、放牧、练艺习武、乘马作战的场面，反映了敦煌地区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也表明氏族部落间战争的频繁发生。同时，岩刻画中还刻有大量的动物形象，如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骆驼、大象和老虎等，充分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的自然生态面貌和环境较现在要好得多，是非常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另外，这一地区还有野牛沟岩刻画群、灰湾子岩刻画群和七个驴岩刻画群。这些岩刻画年代有早晚之分，但画面的内容是较为丰富的，有反映早期牧人及骆驼、大角羊、野牛形象的，有骑马人形象的。其中骑马人和骆驼的形象最多，各神动物形象也较多。从人物装饰来看，不仅有春秋、战国、秦时期居于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乌孙、月氏等民族，还有西域民族。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联系。当然其具体的进一步研究和考证还有待于对远古时期及春秋、战国、秦时期敦煌及附近地区古代游牧民族各种文化遗存的进一步发现和发掘。但这些古代岩刻画群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居于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特别是乌孙、月氏及西域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重要形象资料。
我们从敦煌及附近地区古代岩刻画的丰富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中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古代社会各民族人民丰厚的文化艺术底韵与后来大量石窟艺术发展的渊源关系。
（第二节）汉代的诗词歌赋
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和亲”于乌孙王昆莫，公主因昆莫年老、且言语不通，悲愁之余，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此歌反映了封建王朝为其政治利益采取的“和亲”政策下妇女的牺牲及地处偏远情势下悲怨愁苦的心情，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奉献的精神和天隔一方思念故土的情怀。
在中国汉代文学史上，曾经留下了很多直接由童谣民歌演变而来的无名氏五言古诗。其中《古诗十九首》大都是以青年男女的离别及离别后的思念为题材，反映当时远征作战、戍边绝域的现实生活。《结发为夫妻》、《良时不再至》、《携手河上梁》等诗描写了远征的青年和自己心爱的妻子临别之夜、送别和分别天涯的情景。《行行重行行》、《孟冬寒气至》、《凛凛岁云暮》等诗描写了丈夫远征戍边，家中军人眷属对丈夫的苦恋，盼到丈夫家书，担忧丈夫西北苦寒无衣的情形。
同时，久役不归远征戍边的将士们，也无时不在想念故乡的亲人妻女，《知江采芙蓉》正是描写了这种怀念乡土的心情。而《十五从军征》则描写了征战戍边所幸生还归故里时，凄惨荒凉的景象。
另外，汉代《乐府》歌曲中，大半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民歌，其中如杂曲中的《古歌》、《悲歌》，描写了当时征戍军人的伤感情怀。
结发为夫妻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巳没，去去从此辞！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良时不再至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
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
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携手上河梁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良恨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佘里，各在夭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巳远，衣带日巳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巳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孟冬寒气至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懔。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旗冻岁云暮
凛凛岁云慕，缕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盼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睹。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涉江采英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坐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古歌
秋风箫萧愁杀人。
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曰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辟。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些古诗是在千万人传诵的基础上的对民歌的再创作，是当时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征战戍边战士的文学。汉代的远征大多在敦煌地区及其以西以北，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一定响彻当时的荒漠古道、亭障烽燧，也正是人民大众的歌与泣铸成了当时的国防文学与军旅文化。
（第三节）侯瑾的辞赋张芝的书法
汉代的辞陚，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学形式，总体而言“汉赋正犹一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一满怀幽怨之淡妆轻抹的思妇。”这是与当时大汉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为此汉武帝时辞赋作家盛极一时，尽显巨制宏篇、富丽堂皇之作。自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300余年间，辞赋作家仍接踵辈出，其间东汉敦煌人侯瑾的《筝赋》，既有汉代辞赋华美、庄严和壮丽的特色，又较多地表现了作者个人的情绪，是当时少有的别具一格的杰作。其中有“散清商而流转兮，若将绝而复续，行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绝俗。若乃查其风采，练其声音，美武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豳风之遗音，于是雅曲沉缺，郑卫仍终，新声顺便，妙弄优游，微风漂裔，冷气轻浮，感悲音而增叹，抱啐而怀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侯瑾以筝喻人，格调高亢，是其崇尚气节的人格写照。侯瑾，字子瑜，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后孤苦无依，只得寄居叔伯家中。少时刻苦求学，成年后仍勤学不辍，且学业品行兼优，“常以礼自牧”。面对东汉末年朝政混乱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他一方面作《矫世论》揭露朝弊，抗争黑暗，另一方面洁身自好，坚决不与腐败同流合污，多次拒绝朝廷、州郡要他做官的召求，后来“徒入山中.挈思着述”了。
侯瑾擅长作赋的同时，还着有东汉光武中兴以后故事三十篇，概以总名《皇德传》。另外，他还写有杂文数十篇，可惜皆已佚失。
侯瑾个人的品格和他文章的风格相统一，人格上的威望和他文学上的成就相——致。为此，当时当地甚至整个敦煌地区及河西走廊各地人士“敬其才而不敢名之”，被尊称为民之共有的“侯君”。
东汉着名书法家张芝，字伯英，最善于草书书法，与当时着名书法家罗叔景、张元嗣并名，被称为“草圣”。
张芝本为前汉苟隶校尉清河张襄的后裔，张氏家族后代西迁敦煌，世居于县城北府，故号称“北府张”。张芝出身宦，其父曾任封疆大吏，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直接影响张芝“少有操节”的性格形成。张芝一生潜心于书法艺术，“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染翰，水为之黑”。
张芝的书法，精劲绝妙，行、隶见长，尤精草书。其书体一笔贯底，连缀不断，气脉通联，似惊蛇入草，飞鸟入林，古人谓之“一笔飞白”。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推崇备至，认为“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
张芝书法保存于《淳化阁贴》中有五贴，其中《秋凉平善帖》是张芝草书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草书艺术的精品。另，张芝还着有《笔心论》，可惜今已佚。
张芝的兄弟张昶，字文舒，也极善草书书法，又极工八分书式的汉隶，被当时人称之为“亚圣”。他所书《西岳华山堂阙碑铭》传世至今。
（第四节）犯胜之的农学
两汉时期，在农业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农学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其中犯胜之和其所着的《犯胜之书》对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胜之，又名12胜，西汉成帝时(公元前32-28年）议郎，曾在三辅教田，因此关中丰穰。他的儿子犯辑担任敦煌太守时，他徙家定居于敦煌，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农学技术着述工作他所着的《犯胜之书》概括了他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着作。他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细致地探索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提倡复种、间种以及两种作物混合播种，从而增加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他的最大贡献，是总结出了着名的区种法。
区种法亦称区田法，把农田分为上、中、下三种不同的区域，分畦分区种植，因地制宜进行耕作。同时要求掘坑点播，按不同的作物决定不同的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并且要求在作物生长过程中大力进行中耕、灌溉、施肥。这种耕作方法把大田的耕作提高到了园艺的水平，在科学上有很高的价值。犯胜之还对植物栽培的一般过程进行了总结，掌握了各种不同作物的生长规律，确定了禾、黍、麦、稻、桑、麻以及蔬菜水果的不同栽种法。
犯胜之提出了溲种法，即用肥料种虫药来处理种子以增加种子发育和抗病能力，在农业科学上也有很高的价值。在敦煌地区，他根据农业生产环境，推广“雪汁拌种法”，冬至后用雪水拌种，同时积草压制绿肥。这些方法对敦煌地区当时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以后这一地区精耕细作农业生产传统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节）秦汉时期文化的传播
在秦时代，随着新旧土地所有者的政权交替，在文化思想上，儒家学说跟着旧贵族的政权崩溃遭受了摧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第二年的“坑儒”，使儒学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同时，法家学说因适应地主商人政权的统治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墨家学说因其在反对旧贵族的思想上与地主商人的政治倾向相符合，也得以流行；老庄学说因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不能再对社会各方面发挥作用了。当时，秦的文字的统一与进步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