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隋代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
公元581年，北周皇戚杨坚代周而建立隋朝接着于公元589年，一举灭掉长江以南的陈朝，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公元583年，隋文帝根据当时地方行政机构繁多，“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情况，采纳河南道行台尚书杨尚的建议，实行精简郡县的改革，以利于封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当时，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改置原则，将北周时期的州、郡、县三级行政设置，改置为郡、县两级行政设置。将瓜州改为敦煌郡，改北周鸣沙县为敦煌县。县置以下设保、里、党。五家一保，设保长；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隋代敦煌郡统辖三县，即敦煌、常乐、玉门，其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敦煌、安西、玉门、肃北、阿克塞五县(市)的地域。隋代敦煌郡的人口，按隋志所载有7779户，约计3万多人口。
在隋文帝统治的20年间和隋王朝大业初年期间，当时的敦煌4处于“区宇晏加，人殷物阜”的经济繁荣时期。当时，隋文帝“稚好符瑞”，尊佛教为国教，促进了敦煌各项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加之中西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地处要冲的敦煌占地利之便，因为通西域走欧洲的三条丝路通道都要先到敦煌。
隋文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率所部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走廊至敦煌的界线上，对隋王朝进行骚扰，并占领了西域。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用重兵打败了突厥，推进了突厥贵族内部的分裂，突厥形成了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这两个对立的势力。在突厥内部斗争的同时，西突厥集团也时有对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的侵扰。为此，隋王朝几次征发大量农民整修长城，在沿边险要处筑城建塞。
随着突厥贵族不断进行的混战的加剧，到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倾向隋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汉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汉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汉联合打败，带领部众南下降隋。隋文帝把水草丰美的河套一带划为突厥的牧区，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境建大利城为突厥汗庭。经过短暂的发展，突厥牧区呈现了“人民丰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隋和突厥的互市非常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非常密切，促进了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安定、繁荣和发展。这一形势的转变，对敦煌地区避免劫掠，繁荣经济，发展文化事业创造了外部条件。
隋初，西域被突厥贵族占领着，吐谷浑贵族也经常带领部众向河西走廊进犯，隋和西域的交往受到阻绝，影响着隋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经营。
随着突厥的分裂和衰落，隋通过敦煌与西域的关系密切起来。西域的商人多通过敦煌至张掖交市，隋炀帝派裴矩前往掌管其事。裴矩用厚利吸引西域商人进敦煌入河西到内地贸易，使西域商人往来相继，加强了中原同西北边地人民的相互交往、交流，促进了相互间的发展。裴矩被派驻张掖后，亲自到敦煌等地实地观察，了解敦煌及西域的山川险阻、风俗人情、服章物产等。
隋朝时（公元581-618年），在长城以北和河西走廊实行屯垦，取得了显着成效。整个隋王朝时期，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敦煌地区的经营，大兴电垦，发展畜牧业，积极开展民族贸易，呈现出了西汉以来开发与发展的新高潮。当时的敦煌地区也是万商云集的西北商业中心，成为中西交流的窗口，因商品经济的成份加大而增强了活力。这既反映了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敦煌地区迎来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唐代开发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
至今仍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序言》里，详细记录了当时出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通道，充分说明敦煌在当时相当长时期里是作为重要的中西交通的补给中继站和枢纽地的。裴矩所录三道是北道(又称新北道）、中道（即汉代的北道)和南道。这是我国史地书籍对丝绸之路走向通道的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记录。这三条经敦煌的通道是：
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今萨斯克湖到乌鲁木齐一带），度北流河水（今楚河、锡尔河），最终到达至拂林国（今叙利亚）。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达葱岭，再经费尔干纳（原苏联境地)等地，最终至波斯(今伊朗）。
南道：出敦煌，经鄯善(今若羌）、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等地，过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至印度各地。
隋大业初年，西域铁勒部所属契弊部首领歌楞，联合薛延陀部首领乙失钵，对曾称霸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发动进攻，一举占领了从吐鲁番到敦煌的广大地区，并遣使到隋朝，表示接受隋王朝的统治。这正好合于隋王朝控制西域通道的思想，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经敦煌出使西域各国，积极调整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裴矩也是同时被派驻张掖主持处理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间联系、贸易及交通事宜的。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王朝又派军队逼降了伊吾，和高昌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再次以重兵击败吐谷浑，逼使其可汗慕容伏允南走。隋王朝随后即以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今青海都兰东）、河痕（今青海东南部）、鄯善、且末四郡，发罪人等前往戍守，并设立军镇，大开屯田，以保护经敦煌通往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丝路商道。
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此间更加显示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正如《裴矩传》所言“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楱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为此隋王朝进行了大力经营。当时使西域地方“相率而来者四十余国。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使者们佩兰玉，被锦屙，焚香奏，尽情歌舞。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河西，在张掖召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时显示了以上的情景。当时河西老百姓也都盛装观看，人群长达数十里，充分显示了隋王朝的强盛和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的繁荣。敦煌作为西域二十七国使者的前应接待站，为这次盛会做出了贡献。舞剧《丝路花雨》正是以这段史实为题材，反映了在敦煌举行盛大交易会的动人场景。这次盛大的接见交易会对宣传隋朝权威，开拓疆域，扩大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隋末，炀帝在“盛世”之下，开始荒淫无道，自然天下大乱。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方割据势力趁机各霸一方，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金城校尉薛举称帝于兰州，改元“秦兴”。当时担任凉州鹰扬府司马的李轨不服，遂起兵一举占领张掖、敦煌、西平等地，于公元618年称“大凉皇帝”，占据凉州各地，改元“安乐”，敦煌辖属李轨统治。
（第二节）唐初期敦煌地区形势及建置
隋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在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关中士兵思归的情绪，杀掉隋炀帝，隋王朝濒于灭亡。隋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事，废掉隋恭帝，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王朝。李唐王朝在关中重建了地主阶级封建政权，即以关中为根据地，逐步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并开始次第消灭遍布全国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
唐王朝建立后，割据西北的地方武装势力，较大的有金城的薛举和凉州的李轨。为统一全国，建立巩固的西北边疆，沟通丝绸之路，就必须铲除这些地主武装的割据势力。唐由李世民率兵经略，首先对付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李世民以远交近攻的办法，联合薛举后方凉州的李轨，致使薛举孤立。不久，薛举死。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世民进军薛仁杲于折琉城(今甘肃泾川县境），薛仁杲败降，俘至长安被处死，薛氏既灭，李世民进图李轨。唐利用河西走廊粟特商人和汉族地主间的矛盾，拉拢了凉州豪族安兴贵，从内部来反对李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安修仁、安兴贵兄弟攻杀李轨，凉州平定，尽属唐王朝。李世民因此晋封为“陕东道大行台，使持节甘凉等九州诸事”。次年，李世民率唐军又击溃了勾结突厥贵族的刘武周的军队。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平定了各地的地主武装割据势力，重新统一了全国，建成了比隋王朝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李唐王朝经过多年的战争，稳定了全国的局势，特别是稳定了西北边疆地区的局势，恢复了地主阶级在全国较有力的政治统治，也为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敦煌归唐后，仍沿袭旧制称敦煌为瓜州。初时，唐王朝忙于对付东突厥汗国的侵扰和扫荡各地割据势力，无暇西顾，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乘此机会，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十二月，举兵逮捕了驻瓜州的唐朝骠骑将军达奚高，据瓜州举旗反唐，挡称“敦煌王”，独霸一方，企图效仿中原各地暂未被唐翦灭的割据势力。贺拔割据敦煌叛唐一年多时间里，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激起了敦煌及附近地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从河西各地征召能工巧匠于敦煌，不惜耗费大量民力、财力，大兴土木，为自己兴建富丽豪华的宫殿——贺拔堂。正像唐写本《敦煌廿咏》对其的无情嘲讽英雄传贺拔，割据王敦煌。五郡征般匠，千斤是寝堂。绮檐安兽氐，粉壁架鸿梁。峻宇称无德，何曾有不亡。”果然，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五月，敦煌豪族王干联合当地各族民众，一举铲除了贺拔的割据势力，使敦煌上演的这场闹剧顷刻收场，敦煌复归于唐王朝统辖。
贺拔势力覆灭后，唐政府当即于当年分瓜州之常乐县另置瓜州(今安西县），旧瓜州(今敦煌县)改为沙州。瓜、沙州分置后不久，敦煌人张护、李通又效贺拔败举在沙州举兵反唐。沙州总管贺若怀广率领州吏亲随数百人顽强抵抗，死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闻讯后也急派兵救援，但都被张护、李通击败。他们杀了贺若怀广，完全控制了沙州形势，随即率兵东进，攻取瓜州。瓜州长史赵寿伦率兵民拼死抵御，张护、李通无奈仍退守沙州。张护为惑众民心，推沙州别驾窦伏明为城主，积极准备以谋东进，后终因倒行逆施至孤军无援，被迫于武德六年(公元23年)秋天，以城降于唐。从此沙州开始逐渐稳定了下来。随着唐王朝在中原地区统治地位的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对敦煌的经营也逐步加强了。
当时唐代的地方政府分州、县两级，州官叫剌史，县官叫县令，其下又分设若干属吏。同时在边缘要冲地区，又设立都督府，官长者称都督，兼管所辖区域各项军民行政。自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河西节度使由凉州徙镇沙州，至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敦煌一直是都督府的所在地。现存敦煌市博物馆的《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石碑，更进一步确证，当时唐王朝为了加强与西域的联系而在敦煌设立了都督府。
唐代时，敦煌因各种周边及唐王朝势力盛衰，州郡之名屡有变更。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高祖李渊时，设瓜州（治所敦煌）；唐高祖李渊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敦煌更名西沙州，领敦煌、寿昌二县；太宗李世民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敦煌去“西”称沙州；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称敦煌郡；肃宗李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称沙州，至终唐150年间，沙州之名再无更改。
唐代沙州的治域，虽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伸缩变化，但在相对稳定时期是非常辽阔宽广的。它直接和于阗接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写于五代后晋天福十年(公元945年)的《寿昌县地境》有明确的记载：石城：本汉楼兰11，又名兴谷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改为石城镇，属沙州。新城：汉名弩支城，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故名新城。屯城：又名小鄯善，汉迁吏士屯田于此，故名屯城。播仙镇：且末城。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改为播仙镇。除所载上述各城，《寿昌县地境》尚有：葡萄城、薛毗城，鄯善城、故屯城、蒲昌海、且末河等，均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境内。由此可见，唐代沙州的辖地已包括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路、丝绸之路南道的大部分地区。
隋唐之际，吐谷浑可汗伏允尽收河湟之故地。唐高祖时内地民乏耕牛，吐谷浑以牛和杂畜与唐互市。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军击败吐谷浑，伏允为左右所杀。唐太宗封其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后又封其子为河源郡王。
唐高宗时，吐蕃贵族的势力伸展到青海高原。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战败，牧地逐渐为牡蕃所吞并。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唐把吐谷浑人迁到灵州的鸣沙县。
武则天晚年，又有一部分青海的吐谷浑人脱离了吐蕃贵族的统治，迁徙到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等州。
据敦煌遗书圣历（公元698-700年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的《敦煌户籍残卷》所载：唐代沙州辖敦煌、寿昌二县。其中敦焊在天宝以前有敦煌、莫髙、龙勒、神沙、平康、洪池、玉关、效谷、洪闰、悬泉、慈惠11乡，寿昌县有1乡。约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由于西突厥内乱，其地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影响，大量西域昭武九姓胡人，逃往沙、瓜以避灾乱。敦煌接纳这枇人后，划地安置，编入户籍，并取“从化内附”之意，新建了一个从化乡。加原有11乡，敦煌此时为12乡。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废寿昌县，其地并入敦煌县为寿昌乡，敦煌增地域为13乡。但时间很短寿昌恢复置县，原属敦煌的寿昌乡再属县制。直到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沙州止，敦煌一直实辖12乡，这与现今敦煌市博物馆的《唐地理志残卷》所载：沙州二县敦煌，乡十二，寿昌，乡一”是一致的。按唐王朝时行政区划建制乡下设里，里理百户”的方式，当时敦煌12乡所辖里数究竟有多少，已经很难详知，目前从敦煌遗书《敦煌户籍残卷》中仅能见到的有诸乡里名如下：敦煌乡的敦煌里、临池里、忧治里；莫高乡的莫高里；龙勒乡的都乡里、常安里，神沙乡的阳沙里、灵化里、弘远里；平康乡的洪文里、安昌里、修武里；洪池乡的神龙里；玉关乡的丰义理；效谷乡的无穷里；洪闰乡的长沙里，悬泉乡的宜禾里和从化乡的慕道里等。另据新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沙州的户口状况：有户4265，口1250；而《通典》所载，唐代天宝年间沙州有户6395，口32234。两者相比较《通典》所载沙州户数比新旧唐书增加了13，口则增加了1倍。我们认为唐时的敦煌地区，有过多次的周边地区战乩的各种影响，在当时沙州经济繁荣人口殷繁的情况下，必然发生人口徙入大于徙出的状况，所以户口的增加也是必然的，新旧唐书和《通典》所载户口数的蜂计时间、统计方法等差异也是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