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和马匹相结合，既是从事征服和传播法律的有力工具，也是从事商业和传播技艺的陆路重要运输工具。车辆和马匹冲决了孤立的古老文明的藩篱，使得版图辽阔的帝国的建立和统治成为可能，孤立的文明点逐渐扩大成为面，文明的空间大大拓展了。
公元前3000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先后成为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地区。与此同时，游牧者则在旧大陆偏北的欧洲森林地带、乌克兰平原和中亚细亚沙漠草原一带饲养牲畜、游荡漂泊、忍饥挨饿，长期停留于一种淳朴而落后的状态。这种南耕北牧、南富北穷的状况，造成农耕者安居乐业，视游牧者为强悍的野蛮人；而游牧者则视农耕者为软弱、怯懦、是很好的掠夺对象。在两者交接地带，彼此尽管有和平交往，但相互袭击和争吵更是经常不断。两个世界的矛盾冲突到了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演变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文明古国的大冲击、大震荡。导致这次大冲击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马拉战车进入了历史，而且被游牧者首先利用，这使他们本来已具有的灵活性成倍地增强，给农耕世界带来的破坏更为惨烈。一时间，埃及王国灭亡了，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了，哈拉巴文明灭亡了，克里特文明灭亡了，中国的夏王朝也灭亡了。征服者在征服地定居下来，强迫被征服者服役和纳贡，游牧者的首领们则成为国王、王子、主人和贵族。他们在被征服地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由野蛮而进入文明。新的文明取代了旧文明，尽管这种更替伴随着暴力和破坏，但也应该看成是历史的一种发展。
马拉战车一进入历史便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它到底在何时何地被伺人首先使用，人们至今说法不一。
捷克学者赫罗兹尼曾著有《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该书有这样的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都的属于公元前3500年的哈拉夫金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一种双轮战车和马的图画，这可能是最古的战车图画。该书还记载：在巴比伦尼亚附近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层（约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发现的一块铭文提到了马，同时期的基什坟墓中发现了马的两个品种的骨头。此书还描绘了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的一个印章上面的雕刻：一个狮王坐在王位上，许多动物向它朝觐，那动物中就有马。
如此说来战车似乎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马至少在公元前3100年已被驯化，但这种看法并未被多数学者所认可。
目前有人提出人类发明车轮始于约公元前3500年，但不能肯定此时有了战车。一般认为苏美尔人发明的那种用四匹驴拉的四轮车是交通工具，而战车在公元前3100年-前2700年间才出现。考古证据是：在这一时期的苏美尔地区的阿格拉本遗址出土了双轮战车：在卡法伊出土的庆功宴石刻上也有战车；较之稍晚的（约公元前2700年-前2371年），还有在乌尔城邦遗址的王陵中发现了“乌尔军旗”。那是一对镶板，描写乌尔城邦一次出征的故事：一是出征图，一是凯旋庆功图。图上有一些驴子拖着的四轮战车，车上有一驾车者，他后面站着一个士兵，向敌人投射枪矛；这时，苏美尔人还用驴拉战车，可见他们还不知马为何物。不仅苏美尔人不知道，阿卡德人（公元前2371年-前2230年）也不知道，甚至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2年-前1750年）的巴比伦人也不知道，因为《汉谟拉比法典》多处提到牛、羊、驴，但没有一处提到马，更不用说马拉战车。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提到马、驾车的马、马勒和马具的是《赫梯法典》，该法典制定于公元前15世纪末～前14世纪初期间，显然这比实际生活中使用马和战车的时间晚得多，看来这部法典还不能说明人类何时何地使用马拉战车。
现在一般倾向于马是中亚草原的居民驯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外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就已知道用马驾车。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许多游牧半游牧的印欧人部族都掌握了马驾战车。这种战车有双轮，车轮一般是六辐，不是实心的，每车载两人，一个御者，一个战士，战士用弓箭。有了这样轻便快速的战车，游牧、半游牧部族如虎添翼，他们无所硕忌地发起了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冲击。
公元前17世纪初，渗透到叙利亚草原的印欧语族的一支喜克索斯人（意为“牧人王”）越过西奈半岛突入埃及。驾着战车的战士们用青铜铸成的弯剑左右乱砍，向惊恐万状的埃及人猛冲，埃及人只有无力的弓箭、铜斧、青铜短剑以及宽边的矛，挡不住喜克索斯人的冲击，终于沦为外敌的奴隶。征服者在尼罗河三角洲定居下来，建立了第十五王朝（公元前1678年-前1570年）。
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以同样的方式攻入巴比伦，把文明古城巴比伦夷为平地。他们无意统治巴比伦，在大肆掠夺之后，退回老家。但他们留下的真空，很快又被使用马拉战车的山地游牧部族加喜特人所填充。加喜特人在巴比伦尼亚统治了将近400年（约公元前1530年-前1157年）。
公元前1600年，操印欧语的希腊人从巴尔干半岛攻入希腊半岛，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占领了爱琴海最古文明的中心克里特。根据象形文字和《荷马史诗》的记载，这些首批侵入爱琴海区的希腊人也有马和战车。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支印欧语人雅利安人由中亚攻入南亚，逐渐征服、驱逐和吞并了创造了印度河最古文明的达罗毗茶人。
也许是巧合，远在旧大陆东端的中国，中原最早文明古国夏朝也在此时遭到了商人的冲击。现在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商人来自中国北方，早先生活在从山西山地和蒙古草原到山东山岳地带的黄河平原。公元前16世纪，他们南下灭亡了夏。在商都附近的大司空村、孝民屯大墓的发掘，证明商代有车有马，车是双轮，用双马，还有御者。商人入主中原后，已经营农耕，但他们早先却是从事畜牧业的。《辞海》就提到，商汤灭夏之前，“冥子王亥，从事畜牧业”。
车辆和马匹相结合，既是从事征服和传播法律的有力工具，也是从事商业和传播技艺的陆路重要运输工具。车辆和马匹冲决了孤立的古老文明的藩篱，使得版图辽阔的帝国的建立和统治成为可能，孤立的文明点逐渐扩大成为面，文明的空间大大拓展了。马与战车的结合对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人们要确切地知道马拉战车最早在何时、何地驰骋在历史舞台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