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意识中，牛是一种慢性子的动物，它可以负重，可以耕田，甚至可以为人提供肉食，但没有人会认为它可用于作战。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古代战争，步兵、骑兵、水兵，应有尽有；车战、巷战、陆战、海战，五花八门。这里所说的牛战，在古代也发生过。
所谓“牛战”，就是以牛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牛力大无比，两角犀利，横冲直撞，令人生畏。所以，在火炮发明之前，古人偶尔用牛作为武器，便不足为怪了。
在西方，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曾以牛战打败对手而闻名遐迩。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载，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军翻越人烟罕见、坡陡路滑的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攻入意大利北部的渡河流域。接着，汉尼拨在特列比亚和特拉西美诺湖等战役中，连连获胜，使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大为惊恐。于是，罗马人不得不实施古老的独裁官制，指定足智多谋的费边为独裁官。费边根据汉尼拔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的特点，采取小心谨慎和拖延周旋的战法，用以消耗汉尼拔的兵力。可是费边的过分谨慎和不想轻易决战的心理，却被汉尼拔所利用，因而创造了西方军事史上火牛战的战例。
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向南意进军，打算到那里度过冬天。当他从中部意大利的坎帕尼亚转战阿普利亚时，被罗马独裁官费边堵截在法列尔努斯地区。罗马官兵控制了所有大小通道隘口，尽管汉尼拔多次冲杀，都无法突破罗马人的阵线。就在这地势险恶，危如累卵的情况下，汉尼拨能够急中生智，化险为夷。他暗令士卒四处收集干柴和葡萄藤，然后将其系在牛角上。那时，汉尼拔军中有近2000头牛，多是掳掠的战利品。当夜幕降临时，汉尼拔命令迦太基士兵把牛偷偷地赶到山脚下，然后点燃牛角上的干柴和葡萄藤，驱牛上山。刹那间，火光骤起，群牛狂奔。把守通道的罗马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恐万状，生怕被围，在慌乱中，抛弃把守的阵地。安营在通道附近山岗上的费边，虽然听到了喧闹声，望见了火光，但他不愿夜战，恐遭伏击，便命令按兵不动。于是汉尼拔未伤一兵一卒，将全军连同战利品带过了通道，从而智胜了费边大将军，顺利抵达自己的目的地——阿普利亚。
比汉尼拔的牛战更早和更高超的牛战，在我国的史书上亦有记载。那是战国时代齐将田单的火牛战。襄王在莒五年（公元前279年），田单守即墨城抗击燕军。在大兵压境的紧急关头，田单先使反间计，激发军民誓死战斗的决心，燕军中计后，不仅把齐国的俘虏一一割鼻，而且在城外掘墓焚尸，致使即墨人怒不可遏。全城上下，皆欲出战。然后田单收集城中干余牛，衣以红色织物，上画五彩龙纹，并将尖刀系于牛角，芦苇束于牛尾，再灌上油脂。入夜，田单命令士卒将芦苇末端点燃，凿开城墙，放牛出城；他还让五千壮士手执武器，随后冲杀。牛尾火起，惊牛直奔燕军。只见火光闪熠，龙纹起舞。燕军以为天兵下凡，惊慌失措，遭牛撞杀，死伤无数。齐兵乘胜追击，而城中老弱鼓噪助威，惊天动地，燕军闻风丧胆，仓皇败走。
比较一下，汉尼拔和田单的牛战有某些相似之处。首先，这两场牛战，都是在受到敌军进攻时，采取的以攻为守的战法；其次，汉尼拔和田单都采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原则，从而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
然而，这两场牛战仍有明显不同。汉尼拔兵临异国，孤军搏击。他的胜利靠的是军事家的胆略和对敌人的正确判断；而齐将田单拒燕，卫国保民，倾城上下同仇敌忾。田单以城为据点，条件比汉尼拔优越，所以在牛战的设计上前者比后者更加周详细密。汉尼拨的牛战，目的在迷惑敌人，调虎离山，故将干柴、葡萄藤系于牛角，点燃后，牛角热，纵牛满山乱跑。田单则不然，他柬苇灌脂于牛尾，系兵刃于牛角，燃苇于后，有使牛前冲的制导作用；缚刃于角，则可充分杀伤敌人。此外，田单更重视精神战。他给牛披上五彩龙衣，似天降神师，迷惑对方。在利用宗教迷信的同时，田单还动员男女老少，击铜为声，鼓噪助威，从而进一步造成敌人精神上的错乱。田单的这种心理战法，实为中国古代战争的一大创举。
鉴于田单的牛战比汉尼拔的牛战早62年，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牛战当是中国的田单牛战。
可是，有一种传说认为，克里特米诺斯王同雅典进行战争，双方停战后，由于米诺斯国王的儿子安德罗·杰奥斯在阿提卡被谋杀，所以议和条件中规定，雅典每年需向米诺斯王官进献童男和少女作为贡品，这些人贡均被米诺斯牛残害致死。最后，雅典王子提秀斯自愿做人贡（另一说法是米诺斯王要求的），来到克里特杀死米诺斯牛，从而使雅典摆脱了可怕的人贡。考古发掘表明，在克里特岛克诺索斯王宫的壁画上有引人入胜的斗牛场面，体格匀称的、灵巧的男女卖艺人在愤怒的牛头上翻筋斗。这种流行于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岛的斗牛场面，不正是米诺斯牛故事的佐证吗？人们不仅要问，古代最早的牛战会不会发生在克里特岛呢？会不会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比中国田单的牛战更早的牛战呢？要解开这个谜，当然需要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