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到哪儿去了
蒙古人的铁骑踏碎了党项人辉煌而又短暂的西夏帝国梦，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突然从历史视野中消失的党项人去了哪里？
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研究表明，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征集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了由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13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常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在宁夏中卫县南长滩村的村民中有一个很独特的姓氏——拓，不少拓氏居民说自己是当年拓跋部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当时蒙古人的追杀逃到这个偏僻的小村的。
专家认为这不是没可能，由于没有具体的文字、语言、建筑、风俗或宗谱资料显示他们的身份，只能推测他们可能是西夏建立后，党项人在西征时遗留或融合在这里的，也不排除他们是在西夏崩溃后为躲避追杀逃到这里的可能。还有可能是党项人去向的一个小的遗存，关于党项人的去向，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沿来的方向回去了，一个是散布在全国各地。
四川的党项遗裔
木雅人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专家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扎坝人在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有个名叫扎坝的地方，英国人沃尔苏顿在《西夏文西藏译音说》中记载：“扎坝人就是早已消失的西夏王朝后裔。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他们特有的生活习俗。”扎坝藏语中用的词汇几乎都是古藏语，上海复旦大学语言系教授龚群虎所言：扎坝语是藏缅语系中比较古老的藏语分支。这种语言是否和西夏人的语言接近，还有待专家作进一步的考证。
丹巴人2000年，四川丹巴县的有关人士来到银川奠寻党项祖先，认为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使学术界认为丹巴是西夏人流徙的一个地方，据专家考证，丹巴美女还有西夏后裔之说。
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余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
河北的党项遗青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70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80多个党项人姓名。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青海的党项遗裔
甘肃和青海交界的大通河流域的互助县，发现的西夏神道碑已经证实了西夏皇族后裔曾经来过这里。陕西北部的一些地方有不少人从宗谱和习俗证实自己是党项人后裔。其实，整个西夏人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已经融进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