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反犹主义有所减缓，但战争一结束，这股经久不衰的思潮马上又抬头了。
在波兰，政府公然制定了歧视犹太人的经济政策；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以把犹太人驱逐出境为公开目标的组织和运动；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削弱犹太人在经济、文化领域中影响的倾向日益加剧，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在苏维埃俄国，革命后初期犹太人的境况大为改善，反犹太主义被宣布为非法，所有犹太人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一些犹太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一批犹太裔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被定为反革命，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又开始上升，使苏联境内至少百万犹太人再次处于压力之下。
20年代的反犹思潮既继承了传统反犹理论中的种族歧视、宗教偏见等老一套货色，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将反犹与反共相结合。
由于带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20年代的反犹运动必然向右翼极端势力靠拢，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而将五花八门的反共、反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奇谈怪论拼凑在一起。炮制出这一系统的法西斯反犹理论的，正是那位出生在奥地利的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此人公然宣称，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分崩离析，“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策划征服欧洲和全世界，作为“优良种族”的雅利安人必须通过“永久性的革命”来消灭犹太人及其马克思主义，以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
希特勒于1933年初在德国上台，随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这场运动从没间断，而且逐步升级，就其全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3～1938年），主要是在德国本土颁布一系列反犹法令，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无孔不入的迫害。1933年4月，纳粹德国颁布了第一个反犹法令《恢复公职人员法》，规定“非雅利安祖先的文官必须退职”。根据这一法令把犹太人赶出了政府机关。同月，制订了“大学生十二守则”，其中一条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是犹太人。”此后犹太裔大学生在校园内处境日趋困难，许多人被迫退学。同年10月，《国家报刊法》出台，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是雅利安血统，连配偶都不能是犹太人，于是犹太人又不得不离开新闻和出版部门。1935年秋，公布了由一系列法令组成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及一切相关的政治权利，并且不准犹太人与“德意志或其同源血统的公民”结婚。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和纳粹党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抵制和冲击犹太人经营的企业、商店和律师事务所等事业单位，殴打甚至杀害犹太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犹太人写的书及其“非德意志”书籍均付之一炬。许多世界文化大师如海涅、毕加索、门德尔松、塞尚等人的作品均被查禁，连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样的科学泰斗和文化巨匠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到1935年底，德国有8000名犹太人被杀，7.5万名犹太人移居国外。
1936年反犹行动稍有收敛，因为奥运会在柏林举行。然而奥运会一过去，反犹行动立即再次升级。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格林斯潘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一秘书赖特，纳粹当局立刻借此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犹狂潮。11月9日这一天，德国各地的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公墓被破坏，犹太商店被打砸，死伤的犹太人不计其数，有2万多人被关进集中营。由于当日成千上万块玻璃被砸碎，因此11月9日被作为“玻璃破碎之夜”或“水晶之夜”。在史书中，这个词后来就成了迫害犹太人的代名词。此后，纳粹当局又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犹太人在公共场合必须带黄星，犹太人的护照均要加盖“J”字，犹太医生的许可证也被吊销。至此，德国犹太人已丧失了生存的权利。
第二阶段（1938～1941年），随着德国吞并和占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粹的反犹政策和法令被照搬到德占领地区，并发展为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行动方针。1938年3月至1941年5月，纳粹德国先后吞并、侵占和“进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于是纳粹的反犹运动也扩展到了上述地区。一些傀儡当局与纳粹狼狈为奸，在其中充当了打手的角色。如法国维希政府积极同德国合作，制定严厉的反犹法律，千方百计迫害法国犹太人；挪威的吉斯林政府也紧靠纳粹，在挪威掀起了反犹恶潮。在荷兰、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反犹行动也愈演愈烈。
第三阶段（1941～1945年），纳粹当局转而实行“最后解决”政策，即从肉体上毁灭整个犹太民族。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当时苏联境内有三百多万犹太人，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成了纳粹头目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正是在这前后，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出笼了。早在1939年，希特勒就开始谈论消灭全部欧洲犹太人的可能性。在准备对苏联战争过程中，他下达了“消灭所有犹太—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密令。于是“最后解决”一词就成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代名词。纳粹首先在苏联实施“最后解决”方案，专门执行此任务的四个特别行动队紧跟在向前挺进的德军之后，杀死所有被抓获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红军和共产党干部。从1941年末到1942年初的一个冬季，特别行动队就处死了近50万犹太人。
进入1942年，为了以更快的速度实行“最后解决”，纳粹组织一批“专家”设计出了毒气室，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送进这些所谓的“淋浴室”毒死。奥斯维辛集中营曾创造了一天毒死6000人的最高记录。万湖会议文件指示道：“在实际贯彻最后解决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对欧洲从东到西进行彻底搜查……”于是，在杀死大批东欧和苏联犹太人的同时，纳粹又在西欧和巴尔干围捕犹太人，将他们押往德国、波兰的集中营处死。“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只是由于盟军的快速挺进，一些犹太囚徒才幸免于难。
纳粹的迫害、驱赶和“最后解决”究竟使多少犹太人丧生？对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人的魔掌中。30年代中期全世界约有1800万犹太人，其中1200万生活在欧洲。这就是说，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1/3，欧洲犹太人的50%！这不仅是犹太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
纳粹大屠杀对整个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形成了巨大冲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犹太民族发展和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促进了犹太国家的重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屠杀摧毁了欧洲犹太社区，结束了犹太史上的“欧洲中心”时期，使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转移到美国和巴勒斯坦。
第二，大屠杀使犹太人为生存而互相支持、团结拼搏，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促使锡安主义再掀高潮，从而为犹太民族国家重建和犹太文明复兴进程加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第三，大屠杀震撼了全人类，使全球范围同情和救助犹太人、支持锡安主义的潮流急剧高涨，从而为以色列建国及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
第四，大屠杀在犹太民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和烙印，对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留下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大屠杀产生的最能体现“坏事变好事”的后果就是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永久的反面教材。在今日的以色列，已经形成了以耶路撒冷耶德·瓦射姆大屠杀历史纪念馆为核心的全国大屠杀教育网络；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犹太社团，也形成了同样的网络。在较大的犹太社区，特别是在大中城市的犹太社区，人们都可以找到大屠杀教育馆或教育中心；即使在最小的犹太社区，也可在犹太会堂或社区中心发现一个大屠杀教育室。每个犹太孩子一懂事就会被带到这里接受教育。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人们都要汇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这里还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探讨大屠杀产生的原因，如何从这一大悲剧中吸取历史教训，以便防止悲剧重演的途径。实际上，大屠杀教育已成为现代犹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犹太民族存在，大屠杀就不会被忘记，大屠杀教育就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目的不仅仅在于大屠杀本身，而在于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大屠杀悲剧过后两年半，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国家。又过了半年，即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本古里安大声宣布：“特此宣告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
想要“消灭”犹太民族的希特勒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重建、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民族的大劫难中往往孕育着民族的大复兴，这大概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