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公元前 520年—公元前 456年），春秋时卫国黎地（今浚县）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另字子赣，亦称作卫赐，孔子的著名弟子， “孔门十哲”之一。
子贡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从而成为孔门高徒。他思路敏捷，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被孔子认为是“言语”科的高才生。《论语》中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以他为最多。孔子曾多次称赞他，说他能够做到“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赐之敏贤于丘也”（《说苑·杂言》），并把他比之为尊贵的“瑚琏”之器。
他不仅为传播儒家学说作出了突出贡献，还致力于经商。子贡在成为孔子弟子以前经商于曹、鲁间，富至千金。《史记·仲尼子列传》记载，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资”、 “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说他喜欢贱买贵卖以殖其资，预测商情又往往十有九中，终至家累千金，成为中华儒商第一人。
言必信，行必果：儒商鼻祖的经商之道
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
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
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过去，经商之家都会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8个大字。这里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 —子贡。
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称谓，其天职在于“求道”、 “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 “求利”、 “求财”。
其实，商比儒的历史可能更为悠久。相传，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个叫王亥的人，他曾经驯服了牛，发明了牛车，使畜牧和运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曾带领其部落的人远行，与其他部落以物易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他的部落被称之为“商”，并很快地富裕起来，其后世子孙汤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
把儒和商结合起来的人，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贡。子贡是孔门 72贤中的佼佼者。子贡跟随孔子学习儒术，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同时也经营商品。他在儒学上有极高的成就，在经商上赚了不少钱财，富至结驷连骑。
子贡经商，而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话，这也被误解为是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和鄙视。其实，孔子并不鄙视经商，他是殷商的后代，并自称是“殷人”，他是个对祖先极端尊敬的人，根本不可能鄙视经商，因而，他不会因此而看不起子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语中的“君子”和“小人”，并不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位”或“名分”的意义上说的。君子是指在位者、当权者，犹如“大人”；小人指的是无位者、非当权者，犹如“小民”。
在位掌权者不谋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仅谋求一己之私利，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之中，故君子当喻于义；而老百姓只能是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求利以养父母和家人，故小人当喻于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工商业开始兴起并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此前那种宗族公社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状态已经土崩瓦解。子贡乘此机会，往来贸易，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
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骄”、 “富而好礼”，他曾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可见，子贡是一个“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商。《盐铁论·贫富》中记载： “子贡以着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这就是说，子贡和陶朱公都因货殖发财而名扬于世，他们交往富者，同时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没有一个不得到他们的好处，从而也都称颂他们的仁德。子贡到各国做买卖，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
子贡作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华儒商文化基础，他曾说：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治长》）。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伤害，互惠互利，平等相处。
子贡经商以诚信为本，《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子贡与孔子探讨 “信”的问题。子贡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信誉。
他“不受命”，敢为人先，才达到了“亿则屡中”的经商境地。
《论语·子罕》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对孔子说： “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人卖掉呢？”孔子说： “卖掉！卖掉！连我都在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
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成语“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敏于言辞
子贡拜师孔子后，因其思路敏捷，博学强记，能言善辩，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有一次，孔子与子路、子贡、颜回游千戎山，孔子让他们谈各自的志向。子贡说他愿游说两国之间，不动干戈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大为称奇，称子贡为“辩士”。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 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知道了，对弟子们说： “鲁是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等请行，孔子都没有答应。最后，孔子派子贡到齐，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藉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留下了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子贡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两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
公元前 489年，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陈绝粮”时，孔子派子贡至楚国求楚国出兵营救，结果是“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
躬行儒学：把老师比作日月
子贡对自己的老师孔子非常尊重，他敏于事理，善于言辞，由衷地敬佩孔子的德性学识。他曾说： “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不过，子贡对孔子的崇敬据说有一个过程，相传其“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子贡敏而好学， “闻一知二”。《论语》中记录弟子向孔子请教者以子贡居多。子贡有较强烈的从政志向，他关心治国之方略，经常问政于孔子。
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 ”可也，子贡问怎样能成为“士”，孔子曰：“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再者言必行行必果。”他处处用心，几乎无所不问，并能深刻领会，触类旁通。
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有人赞他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 “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
子贡领会和把握了孔子的全部思想及其精髓，是孔子思想的真正的继承者，是得孔子之道最全的人。其他弟子为孔子守丧 3年而去，而子贡独守 6年，说明他本身就是以孔门的继承者自任的。
在为孔子守墓的六年之中，子贡整理孔子的遗训，完成孔子未竟之业是他必做的功课。《荀子》中把仲尼与子弓并称，认子弓为孔子的真正继承者，这个“子弓”即是子贡，只不过是因读音不清而导致字错罢了。
子贡生前比颜回要幸运得多，但其身后却比颜回生前更为不幸。颜回早夭，生前没有什么成就，但在死后却博得“述圣”之名。人们总是将孔颜并提，而忘却了比颜回更了不起的子贡。
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 ·货殖列传》）这就是说，在传播儒家理论和政治主张方面贡献最大的，当为子贡。《论语》里涉及子贡的记载就达 38处，居众弟子之首，并且有 9处为子贡独立成篇的精辟言论。孔子的学说由于各种原因，受到一些人毁谤和贬低，孔子本人也常遭厄运。但在关键时刻，子贡总是挺身而出，捍卫孔子的学说，这在《论语》、《孔子家语》等典籍中都有记述。
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 14年，所有费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提供的。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没有子贡钱财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是难以进行的。
由于子贡在宣扬儒家学说上出了大力，所以后人说子贡有“亚圣之德”。司马迁这位惜墨如金的大史学家，在《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了 215个字，而记载子贡近 5000个字，可见子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巩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