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重儒”现象源远流长，大约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之间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承儒与墨、杨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后来，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显然都渐趋于“独尊”。于是 “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世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称为儒雅…… “儒”已成为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方，总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可能是子贡。《史记 ·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官后，就到山东地区做囤积居奇生意，成了七十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和他同时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祖，即儒商之祖。从此形成一套学——仕—
商的完整公式。
历来儒商大体循着这样一条轨迹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当商业，持筹握算，懋迁有无。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最近从一份名为《文学与文化》的刊物上看到，有一位黄果泉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千古奇士：儒而商者李渔》的论文，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他的结论是： “李渔是位文士，却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啸亭杂录》卷二）。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遂兴贩于闽广间，很是顺手，“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小豆棚》卷八）。
因为有大批儒商出现，商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当时已是“官之贾十七”，这些“官贾”、 “本多而废居（废通发，发居指出售和存贮而不售）易，以其奇策，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
近代以来，沿海边境地区，又有以儒身份参与外贸经营者，儒商范围逐渐扩大。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匿， “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 80年代以来， “下海”之说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复鼓而呼之，于是商海翻腾，儒者非复当年斯文，拼搏数年，有成龙者，有溺水者，有吞吐盐水又爬上岸者，不论如何，他们总不忘儒者衣冠，颇以儒商自许，于是“儒商”之名再起，逐渐流传而成另一种美称，前几年，甚至召开过关于儒商文化的讨论会。这种由儒而商，或由儒而官而商，总起来看，儒商仍被社会视为一种降幂顺序。
与这种降幂顺序相反的是另一种升幂顺序，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到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通过纳资、输边，换取一个 “仕”的职衔，因为绝大部分“仕”的个人成份多是读圣贤书的“儒”，所以便呈现一种“商儒”的社会现象。
还是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永宪录》卷四）。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 “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 “六味地黄丸”，以嘲陈见山的“商儒”身份（《履园丛话》卷 21）。近代以来，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广州沿海的行商无不具有即“官”即 “儒”的身份。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
欧美各国大资本家向大学捐资而得“名誉博士”荣衔者，也时有所闻，不足为怪。近一二十年，我国也有久拥巨资或先富起来的“商”，因斥资支教兴学而获各种含有“儒”味之职衔，虽名利各有所图，但尚不失为一善举，未可厚非。
但是中国人终究讲实际者居多，于是一部分“商”而富者，固不屑于虚衔而多注目于能真正体现“儒”味的硕士、博士等身份上。特别是其中少壮部分，纷聚于名校，从师于名流。如果这些人真是“商而富则学”，认真向学求进，提高文化素质，无疑应当受到社会鼓励与欢迎；但实际又不尽如此，近年所见所闻，多有不惬人意者。攻读以自学为主，笔记以传抄为本，论文唯枪手是任，考试则李代桃僵，加以上下交结，师弟联欢，时有兴建，频行善举，于是顺流而下，无不得心应手。及修业期满，学位唾手而得，昂昂然无不商其内而儒其外；于是中等文化一跃而为博雅之士，老总之名一易而为博士，苟究其学，则瞠乎莫知所对。
胸无底蕴，徒为名片增一行文字，其无谓也甚！这类人终其身不能得 “儒商”的气质，而不得辞商儒之雅号。尝读明刘青田《卖柑者言》有云：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凡我新商儒，慎勿蹈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