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发明以前，人们把食物放在涂着黏土的筐子里，或者放在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用烧热的石头把食物弄熟。在用火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黏土被烧硬后可以作为容器使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人类远古史研究》一书中推断说：“人们先将黏土涂在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于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黏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这一观点被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引用，后来又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可和发挥：“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实现目的。”这一发明对后世影响深远，先民不但可以利用这些陶器从较远的地方打水并且储存，还可以从其形状中看到自身的某些影子。陶器生产之初，没有刻意装饰的纹饰，但加工过程中的手捏、片状物刮削、拍打器壁等行为，往往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印痕，这是陶器的最早纹饰。随着先民审美能力增强，有意识地将印痕转变为成排的剔刺纹、一圈的手窝纹等规则纹饰。早期陶器上大量出现的绳纹是在木棍上缠绕绳索滚压器壁形成的纹饰。后来，起装饰作用的纹饰种类越来越多，逐渐演变为单纯的装饰花纹。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摸索、反复试验、逐步改进，制陶工艺逐渐成熟，彩陶也就应运而生了。例如，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500年）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精致美丽，为罕见文物。这样完美的陶器必然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由此可推断，“抟土造人”神话真正反映的应该是女娲造人像陶器，这也证明，陶器发明后就逐渐融合了实用性和审美性。
彩陶是将各种天然矿物颜料绘制到陶器上，形成五彩缤纷的各类图案，使陶器成为具备了审美功能的艺术品。秦安大地湾已发掘的遗址均有完整或可复原的彩陶出土，其他遗址也发现众多彩陶残片。彩陶是大地湾文化标志性特征之一。根据大地湾、西山坪等遗址的统计，彩陶数量约占全部陶器的三分之一，这表明，甘肃彩陶在问世之初就有一种奔腾磅礴的气势，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甘肃陶器从产生、发展、繁盛到衰落，其历史绵延不断，从未断裂。可以说，甘肃陶器的发展变化史不但若隐若现地对应着神话传说，而且成为连接中国先民从史前蒙昧时代向文字文明时代过渡的重要链条。华夏祖先走过这段历史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憧憬忧患等丰富多彩的内心律动，比较清楚地听到华夏文明在脱胎而出之前的胎音和生命的脉搏。在梳理甘肃的陶器发展变化史之前，我们先参照一下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概情况。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是日本。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这些地区的陶器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画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为绳纹，所以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是篦纹。西亚各地大约在前7000—前6000年先后进入有陶时期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其实是土器，火候很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才出现彩陶。受其影响，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中亚大约在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影响。中国在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发现最早约当前10000—前7000年的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但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将中国彩陶与东南欧及中亚一带文化进行简单类比后，得出“中国彩陶源于西方”的结论。这一说法被中国新石器考古，尤其是大地湾考古的新发现所推翻。
1978年夏天，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队长岳邦湖、副队长张学正率领业务人员去渭河流域考察。他们沿渭河而下，穿陇西、过甘谷，一路考察，当来到秦安县文化馆以后，发现一组既陌生又熟悉的陶器，其中有黑宽带纹红陶钵、黑彩鱼纹红陶盆、造型独特的葫芦形瓶、彩陶罐等，这组陶器与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器物面貌非常接近。经了解，这是文物干部韩永录从五营乡征集到的。调查中，线索进一步扩大，他们发现乡卫生院、粮管所的一些职工用彩陶盆养花，还有一些农民用彩陶当盐罐。群众反映，这里一锄头下去就可能刨出一件古物来。省文物工作队又在这里征集到一批完整的彩陶和各类石、骨器，这些文物说明该遗址不仅有墓地，还有人类的居住遗址。经批准，1978年8月，考古人员进驻工地试掘——一个远古文化遗存的巨大宝库的大门被徐徐开启。这次田野发掘直到1984年才告一段落。1995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大地湾考古发掘结果远远超出事前的预料，使彩陶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由此，被学术界评定为我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经考古专家二十多年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大地湾遗址考古获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包括农业、制陶、文字、建筑、绘画等，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乃至华夏文明的起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时，彩陶制作技术已突飞猛进。二期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被专家们确认为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F901地面上一幅黑色颜料绘制的画作，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这幅地画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将其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此前，最早单独作为绘画保存至今的只有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楚国帛画。大地湾一期出土的成批彩陶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中国彩陶并非受西方彩陶影响产生，而是起源于西北黄土高原！中国农业和彩陶的起源时间与世界最早的两河流域同步，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最古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旱作农业、彩陶和文字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
在国际学术界，有些人类学家把制陶术的发明及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他们把尚不知有制陶术的部落归于蒙昧人，把已经掌握制陶术但还不知有标音字母和书写文字的部落归于野蛮人。倘若按照这个标准来分析，那么，华夏先民至少在距今1万年左右就已经走过蒙昧摆脱野蛮，跨进了人类的原始文明时代。
无论如何，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个“文明脚印”就是大地湾彩陶文化，这个“文明脚印”徘徊三四千年后转移到甘肃中南部地区，形成距今5000年—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著名的马家窑文化。这个文化区域以陇西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
石岭下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因首次发现于甘肃武山石岭下遗址而命名，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到马家窑类型的过渡期，也是马家窑文化的初期阶段，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及葫芦河流域和洮河、湟水河流域等地。石岭下类型彩陶构图疏朗，多用黑色绘制花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为杏圆形，两边为简化了的变体鱼纹；另一种是中为旋心圆而上下为变体鸟纹。这两种花纹也在罐和瓶上并置使用，通常上层是变体鸟纹，下层是变体鱼纹。还有一种纹样以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游鱼合用一个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石岭下类型将马家窑文化彩陶引入到新的繁盛时期。
马家窑类型是石岭下类型之延续，大概范围西到河西走廊，南到青海东北和四川北部，北至宁夏南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乡县的林家遗址、康乐县的边家林遗址、广河县的地巴坪遗址是其中最重要的遗存。马家窑遗址是安特生及其助手于1923-1924年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时，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的文化遗址，安特生等首先进行了发掘。1923年，安特生在兰州购买了一批出自洮河流域的史前彩陶器，之后，他在洮河流域部分地区进行调查、发掘，发现史前遗址49处。根据调查，他撰写、发表了《甘肃考古记》。1944-1945年，夏鼐先生到甘肃考古，为确定马家窑期与寺洼期墓葬关系，发掘了临洮寺洼山遗址，认识到所谓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有诸多不同，应将临洮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称为马家窑期或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已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址达300多处。而且，马家窑类型居址中常有集中的制陶窑址，陶窑比仰韶时期的进步很多，火塘与窑室分离，烧窑温度提高。甘肃永登蒋家坪发现的窑址，一半挖在生土层中，约1米见方，前有火门，并有三股通火道向上斜入窑室内，窑室上部以树枝加草拌泥封闭。到了晚期，陶窑稍有变化，火道为三排九眼，下空，成箅形。制陶技术与“生产车间”不断改进，陶器越来越精致、华美了。马家窑类型陶器以橙黄陶为主，也有少量灰陶，而彩陶占到20%—50%，器型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线条流畅，图案明丽。马家窑类型彩陶在继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风格的基础上，表现更为精细，形成绚丽典雅的艺术风格，艺术成就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器形虽然仍以盆、钵、碗等饮食器为主，但贮藏器瓮、罐、瓶逐渐增多，还出现了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如果进行文艺创作，说它是兰州太平鼓和其他鼓类的远祖也未尝不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精致制陶技术相辅相成的还有马家窑类型石器文化，这里发现的磨制石器有铲、斧、穿孔刀、锛、网坠等，磨制精细，工艺水平很高。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一件完整的青铜刀和铜器碎块，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这说明马家窑时期人们已开始使用和制造铜器，社会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是否与冶炼技术有关？冶炼技术的发明是否与烧制陶器有关？中国古代把生活在西部的少数民族称为西戎，而“戎”字的造字法是会意，指一个人扛着“戈”，就是说这支少数民族给先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戈这种不再是石头、木头的金属兵器。而要大量生产兵器，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原料和生产技术，冶炼技术不发达，如何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更何况，先民还不能有意识地寻找矿藏，也没有大量开采的能力，只能在烧制器上下大工夫。不过，我们觉得，神话“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或许反映了原始先民发明陶器以及在研制的过程中偶然发现金属的文化信息。
其后，马家窑文化发展演变到距今约4650-4350年之间的半山类型，分布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到青海贵德盆地，以及黄河支流的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和河西走廊的永昌、武威、古浪等地，范围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但已逐渐西移。半山类型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和白陶。由于农业发展和稳固的定居生活，制陶业更加发达，彩陶艺术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彩陶出土量最高，有的遗址中彩陶占到85%，最高达90%。图案华丽精美，多以黑红相间的线条勾画图案，曲线优美柔和，器形丰富多样，造型美观，形体匀称，饱满凝重，主要器型有贮藏器壶、瓮、罐等，鸟形壶也开始出现，腹部的双耳代表双翼，尾部由一小錾来显示尾翼，表明制陶技术有显著提高。
过去，由于资料限制，有研究者认为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之间差异很大，主张将马家窑类型与半山——马厂文化分开，单独称为马家窑文化。后来，甘肃康乐边家林、兰州关庙坪出土的陶器，无论器型还是花纹都有马家窑类型遗风，同时，又反映出半山类型的一些特色，过渡性特点非常突出，证明半山类型是从马家窑类型演变而来。
半山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化类型，是因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的马厂类型，距今约4350-4050年，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大致相同，只是更为向西，发展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一带。马厂器型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但制作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单耳带銮的筒状杯。这一时期陶器种类繁多，图案绚丽多彩，创造思想活泼生动、丰富多彩，内涵深邃神秘，达到新的创造境界，以高古、纯朴、豪放的艺术感染力震撼人心，给人一种原始美的视觉享受。
马厂类型结束后，彩陶又分两支继续发展：一支以青海省乐都县柳湾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兰州以西及青海地区，发展为齐家文化。其上限可到距今约4200-4100年、下限可到3800-3700年左右。1924年夏季，安特生及其助手沿洮河一带首次在甘肃广河齐家坪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意外发现与仰韶文化截然不同的单色压花陶器，以及与古希腊、罗马安佛拉瓶造型类似的双大耳罐，齐家文化由此而得名。目前，甘肃境内共发现齐家文化遗址650余处，陆续出土了陶器和制作精良的玉器。彩陶数量不多，种类也很少，进一步趋于衰落。但是，铜器却大量出现，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光泽犹存的铜镜及斧、刀、匕、镰、锥、环、钏等铜器。其中最大的铜器是齐家坪出土的15厘米长的铜斧，器身厚重，刃部锋利。另外，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积石山新庄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等遗址也出土过铜器，数量超过100件。这充分说明，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到青铜时代，就是说，华夏先民已经徘徊到了文明时代的门外。彩陶的另一支沿河西走廊向西北发展，逐渐演变为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西至瓜州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年代约为距今3900-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198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陶、石、骨、铜、金、银、玉器等1000多件，揭示了四坝文化的基本面貌。东灰山文化层中采集到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标本，这表明，青铜时代我国就已开始栽培小麦。
给甘肃乃至中国彩陶划上意犹未尽句号的，是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
距今约3400-2800年前后的辛店文化最早于1924年4月由安特生及助手在洮河东岸的临洮县辛甸遗址发现，安氏以首次发现地命名。出土地本名为辛甸，但因翻译有误，正式出版物的中文译为辛店，约定俗成，一直沿用至今。1947年，裴文中先生在洮河、大夏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辛店文化遗存9处。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刘家峡水库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者跋山涉水，奋战数年，相继发现辛店遗址86处，获得一批重要资料，进而将辛店文化划分为张家嘴、姬家川两大类型。1956年，东乡县唐汪川山神遗址发现了一批以红色涡形纹为主的圆底罐，有别于已知类型，学术界暂时称为“唐汪式陶器”。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发掘临夏马路塬、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以圆底、鼓腹、绳纹为特征的另一类辛店遗存，学术界以其最早发现地青海民和山家头命名为山家头类型。辛店文化早期遗存与齐家晚期遗存有十分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同时也接受了不少马厂类型彩陶的文化因素。另外，辛店文化的某些特征也被后来的沙井文化吸收。足见彩陶文化的融合与分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
沙井文化中心区域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西南部边缘地带，即武威、金昌一带，向东南延伸可达永登、兰州附近，距今3000-25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其发现者是安特生的助手。1923年，安特生的助手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的民勤县征集到一批彩陶和铜器，并在沙井东墓地发掘到陶器和铜器。1924年夏季，安特生为了寻找仰韶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缺环，在民勤柳湖村、沙井子、黄蒿井以及永昌三角城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出土彩陶双耳圆底罐等器物，其中连续水鸟纹尤为独特。安特生将这支文化称为沙井期。1948年，裴文中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赴甘肃、青海考察，调查民勤柳湖墩、沙井东和永昌三角城等遗址，新发现一些同类遗存，并首次命名为沙井文化。其后多年，有关部门在天祝董家台、兰州黄河南岸范家坪、杏核台以及永昌鸳鸯池、永登榆树沟等地也都发现了同类遗存。沙井文化内涵丰富，出土有彩陶、石器、铜器和铁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比较粗糙，均为手制，器型较小，多单耳罐、筒状杯和双肩耳圆底罐，而铜器器型丰富，有铜刀、铜炮、铜连珠形饰、铜管、铜坠和铜铃等，形制多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相似。沙井文化是甘肃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也是我国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到此为止，甘肃灿烂辉煌的彩陶文化画上了意味深长的句号。
在人类进步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燧石器和石器的出现早于陶器，发展这些石器的用途需要很长时间，它们给人类带来独木舟、木制器皿，而陶器则给人类带来便于烹煮食物的耐用器皿。从甘肃彩陶的器类来看，早期彩陶如大地湾文化只限于饮食器，仰韶文化则扩大到盛水的瓶、壶形器，到马家窑文化进一步扩展到瓮类储藏器。彩陶发展历程中，器类不断增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集中在盛放水和食物上。从出土位置来判断，它们有的在房址或灰坑中，有的出土于墓葬中。马家窑文化中期以后，随葬品中的彩陶增多，这说明彩陶不仅是先民生活中的常用物品，而且还以随葬精美彩陶的形式来寄托对死者的怀念与尊重。彩陶所蕴涵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表明，我们的先民在进入蒙昧时代后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胆怯、犹豫、徘徊、完全听命于大自然的摆布，而是主动积极，不断加快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步伐。
中国各地彩陶文化中，只有甘肃彩陶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时代最早，地域广大。甘肃东部渭河、西汉水流域是中国彩陶的发源地之一；第二，距今约5000-4000年间，各地彩陶渐趋衰落，马家窑彩陶却独放异彩，在甘青地区发展成中国彩陶的鼎盛阶段；第三，距今约4000年以后，大部分地区彩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甘青地区依然生存着一批坚持使用彩陶的先民，并进而将彩陶艺术向西传入新疆。先民走到这一段历史时怎么会呈现出这种行走状态？
这种耐人寻味的独特历史文化现象要从甘肃彩陶依存的地理、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
青藏高原以天然固体水库的博大胸怀，孕育了中华大地及亚洲南部无数大江大河，被世人崇敬地称江河源头。甘肃位于黄河上游，依傍青藏高原，兼跨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鉴定结果表明，距今约8000-5000年间，自然环境为森林草原型，属暖温带湿润区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生长着大象、苏门犀、苏门羚等亚热带动物。甘肃东、中部均为黄土高原，尤其是东部地区海拔较低，分布着渭河、泾河、西汉水三大水系，河谷地带适宜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育成栽培黍。农业和定居提供了陶器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黄土高原覆盖着取之不尽的制陶黏土及彩绘所需的矿物颜料。同时，史前时期，各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原生自然状态，交通与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制约作用较小。4000多年以前的甘肃新石器时代不仅起步早，而且得到生机勃勃的发展，相继产生了发达的大地湾、仰韶、马家窑文化，在农业、畜牧业、建筑、艺术等领域也取得一系列成就。彩陶初始发展期，大地湾文化的农业、畜牧业以及聚落分布密度均在全国史前文化时期的前列。进入彩陶繁荣期即仰韶文化阶段，甘肃东部河谷地带出现了上百个面积为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大地湾、高寺头等地兴修了气势恢宏的大型原始宫殿式建筑。马家窑文化虽然起步较迟，却率先使用青铜器。齐家文化相继出土的铜镜、铜斧，说明甘肃是我国早期冶铜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种类繁多、源源不断的原始文化为甘肃彩陶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从而造就了甘肃彩陶的鼎盛。近年来的环境考古成果还显示，从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由于甘肃气候向寒冷干燥转变，古文化发展的步伐明显放慢。中原地区早已使用的先进的快轮制陶技术尚未传来，甘肃彩陶至少在制陶工艺上表现出落后的一面。不过，彩陶并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尤其是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马家窑文化繁盛一定程度上与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审美趋向和传统情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