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经常可以看见废弃的古城遗址。这些古代城市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遗弃。诸多原因中，河流的改道、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天灾，战争洗劫、外族入侵是人祸。而另外一种原因，则是纯商业因素：城市因为处于交通枢纽而兴旺发达，又因为交通闭塞而衰落、消亡。商道对城市的影响犹如河流之于土地、血液之于生命。丝绸之路催生了无数美丽的城市，又无情地将它们抛弃到岁月深处。在甘肃，考古研究人员仅仅在瓜州一个县就发现了28座汉唐时期的古城遗址。其中，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锁阳城历史沿革长达1000多年，从汉代设计、建造算起，一直延续使用到到明代中叶才废弃，完好地保存了我国州郡一级城址的军事防御系统。锁阳城原名苦峪城，汉代是敦煌郡冥安县治所，西晋为晋昌县，隋为常乐县，唐为瓜州郡，是丝绸之路咽喉上的一大古城，在古代河西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都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该城周围古代灌溉渠道完好地保存着，干渠、支渠、斗渠纵横交错，古代民居遗址密集，由此可以推想当年的繁盛程度。唐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就曾在这座几乎伴随丝绸之路发展变化全过程的古城里滞留过。
对丝绸之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河西走廊，“天然固体水库”祁连山源源不断的冰雪融水，滋润了富足的绿洲文明，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提供物质保证。甘肃两头宽大，中间是长约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现代的人们把丝绸之路比喻成输送东西文明的“文化管道”，到河西走廊这段更形象：北边的合黎、龙首二山脉与南边的祁连山脉夹峙着中间的沙漠平原，组合成天然的狭长“管道”。这个“管道”畅通与否直接决定着东西交流，所以，汉武帝想方设法打通这个狭长的“管道”，然后又修筑长城、迁徙移民进行维护。史实证明，河西走廊畅通，则丝绸之路存在；河西走廊阻隔，则丝绸之路废也。
安史之乱，吐蕃乘唐王朝无暇西顾之际，占领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落。唐朝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塞，西北丝路贸易日趋衰落。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跃升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扬州及交州等港口城市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重地。而在西北，战争却连绵不断。唐朝后期至宋朝，活动在今陕、甘、宁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觊觎富庶繁华的河西走廊，碍于军事实力，主要在宁夏南部与宋王朝对抗。党项族是西北地区古代羌族的一支，有8个部落，其中拓跋氏最为强盛。634年，党项羌归附唐朝，被御赐李姓。692年，党项羌内迁者20万人，散居在灵州、夏州之间。后来，他们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镇压“黄巢起义”，首领职位不断升迁，地盘也不断扩大，被朝廷封为定难军，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960年，北宋政权建立，夏州地方政权归附宋朝，被赐赵姓。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东征西战，经过艰苦努力，逐渐统一党项羌各部。1004年，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即位。这时候，以甘州（张掖）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凉州（武威）的吐蕃都是宋朝笼络以挟制党项的盟友，李德明为了使西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采取攻占河西走廊的战略，并由李元昊担当西攻重任。1028年，李元昊突然袭击，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集兵力，攻破甘州城。李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被册封为太子。甘州失守后，固守凉州的回鹘人失去大本营，李元昊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让回鹘人失去戒备后出动精锐骑兵夺取凉州。瓜州、沙州失去屏障，最后都被攻克。于是，李元昊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1038年，李元昊在兴州（今银川）称帝，建立大夏政权。由于在宋朝西边，史家又称之为“西夏”。这个政权存在198年，传十代皇帝，成为与北宋、辽三足鼎立的重要政权之一。金灭辽后，又变成金、西夏和南宋三足鼎立的局面，疆域东临山、陕之间的黄河，西达玉门关，南到古萧关（今宁夏固原北），北抵大漠，国土面积非常辽阔。西夏攻克敦煌后，主要在东部与宋、辽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没有精力顾及到边陲，所以，对敦煌的控制还很薄弱，地方首领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1052年以后，西夏加强对瓜沙二州的直接控制。1062年，西夏惠宗为同北宋进行战争，曾向东迁徙民众，极大地削弱了敦煌力量。1109年，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家园荒废。此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敦煌就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而甘肃其他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也一蹶不振，丝绸之路日渐衰落。
13世纪，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西征到达今德国和波兰的疆域，从而形成了包括中国西域、伊朗、俄罗斯在内的空前的大帝国，丝绸之路再度畅通。1227年3月，蒙古汗国占领敦煌，划入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封地。元朝统一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中书省制度。《元史·地理志》记载：“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处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其下注曰：“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元成宗时，为开发河西，曾在敦煌等地实行屯田，成为元朝与西北藩王斗争的重要基地。13世纪7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地中海东岸东行，沿古丝绸之路越过中亚地区，经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和田、罗布泊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到达元朝都城大都，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知，河西社会经济生活仍然优于甘肃中东部。当时，敦煌“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当地祭祀特别重羊，他们相信在祈祷的过程中，羊的气味会被神吸收去”。祭司们“也可以分享到一份羊肉，如羊头、羊脚、羊肠和羊皮等”。肃州（酒泉）“境内有不少城镇和城堡”，“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到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马可·波罗游记》还记录了“牌子”一词，这是元朝皇帝颁发的一种通行证。因为蒙古势力抵达西亚，所以，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持有这种牌子的商人可以直接来往进行贸易活动。1368年，明朝建立，控制着河西走廊及哈密一带。而中亚则被控制在自称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铁木尔帝国手中。铁木尔一生征战，建立东起中国北部边境、南抵印度北部、西至欧洲小城邦国家、北至俄国南部的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快速走向衰退，丝路上的游牧民族也由盛至衰，丝路贸易趋于败落。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在河西取得初步胜利，但敦煌仍然控制在元朝残部的手中。为阻止蒙古东进，冯胜在肃州（酒泉）西七十里处建嘉峪关，作为明朝西部的边关，敦煌被弃置关外，成为牧区。明代仍然实行屯垦政策，一方面恢复元代甘肃残破的经济，也为清代中前期甘肃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甘肃经济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为恢复经济，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屯田、垦荒等一系列积极措施鼓励农民在甘肃从事屯垦。乾隆中叶，甘肃屯田达11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29%。1766年，甘肃全省有耕地35万多顷，人口也有大幅度增长。到1820年，甘肃人口已达到1200多万，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的衰落，一般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中心南移。但是，不可忽略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战争。丝绸之路开通后，历代统治者虽然从军事、政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但由于这条大商道经历地区广袤、民族众多，加之改朝换代及其他因素导致的战争很多。据史料记载，公元2年，甘肃人口有134.78万人，到140年，仅为44.39万人。其间发生了延续五六十年的东汉王朝对羌族的战争。609年，甘肃共有35.95万多户、约185万人，而到了639年，却锐减到32.58万人。其间有声势浩大、惨烈异常的隋末农民大起义。1820年，甘肃人口发展到1200万，1902年，又缩减为800万左右。战争周期缩短，惨烈程度却在急剧上升，第一次是138年间减少了90多万人，第二次是在30年内减少了150多万人，第三次是在82年里减少了4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