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见儿子从学校拿回成绩单，关心地问：“考得怎么样，快说给我听听。”儿子看了父亲一眼，胆怯地打开成绩单念道：“语文52，数学48，共计100分。”
“噢，你‘共计’这门考得不错。”
儿子听了，忍不住“扑哧”笑了。
“看，一表扬你就骄傲了，”父亲板起脸来说，“要继续努力。”
在这则小幽默中，儿子稍微耍了点手段，父亲却一本正经地又是批评又是鼓励。这就是曲解，即有意或无意地对语义作歪曲解释。
在一次演讲比赛中，一位演讲者刚刚走上讲台就被电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这一意外情况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但这位演讲者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而是从容地说：“谢谢大家！刚才我是为大家的热情所倾倒的。”话音落地，听众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里的“曲解”
化被动为主动，既赢得了观众，又表现了自己的机智，给接下来的演讲开了一个好头。
所谓的“曲解”，就是利用众所周知的古代或现代的经典文章和词句为基础，再做出歪曲、荒谬的解释。新旧词义、语义之间的距离越大，效果就越滑稽诙谐。在导致荒谬的各种办法中，喜剧性效果比较强的要算歪解经典。因为经典最具严肃的意味，语言又多为人所共知，一旦稍有歪曲，与原意的反差就十分强烈。
我们再看这样一个故事。
唐代的《唐颜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北齐高祖手下有一个幽默大师叫石动笛，他很善于在幽默中取胜。
有一次，石动笛去参观国子监，一些经学博士正在论辩，正说到孔子门徒中有72人在仕途伸展自己的抱负。石动笛插进来问：“72人中，有几个是戴帽子的，有几个是不戴帽子的？”
博士说：“经书上没有记载。”
石动笛答：“先生读书，怎么没有注意孔子的门徒戴帽子的是30个，不戴帽子的是42个？”
博士问他：“根据什么文章？”
石动笛说：“《论语》说：“冠各五六人，五六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一共不是72人吗？”
本来孔夫子在《论语》中是和曾子等得意门生谈论自己的志向和理想，说的是能够带着五六个青年和少年六七人，自由地在风中的田野漫游，就很如愿了。可是，石动笛在这里把约数“五到六人”和“六到七人”曲解成五六和六七相乘以后，又和孔子门徒贤者72人附会起来，就显得很不和谐，因而也就充满了诙谐的意味。
司马迁的《史记》上有一句名言，叫做“一诺千金”，说的是秦汉之际，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季布，只要他答应的事，多少金钱也无法改变。有个笑话就歪曲地解释了这个典故。
有一位女士问先生：“一诺千金怎么解释？”
先生说：“千金者，小姐也；一诺者，答应也。意思是：小姐啊，你答应一次吧。”
把历史英雄的典故通过词义的曲解变成眼前求爱的语言媒介，两者之间距离较远，则滑稽的程度就越大。对于立志谈吐诙谐者来说，对这一规律应当深深领悟。也就是说，要使自己说的话谐趣，则应从不切实际的远处着眼。古代典籍之于凡人，一般距离都十分遥远。既遥远又歪曲，自然容易生谐。不过，古与不古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仍然是曲解。
如果这种曲解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则其谐趣的效果会相应层层放大。
一个县官处理一切事情的唯一依据是《论语》，他常说：“人家都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何况我有整整一本。”
一天早上，他升堂审判三个贼人。第一个贼人偷了一只鸡，县官一翻《论语》，便判道：“黄昏时分，将此人处死。”旁边一位幕僚暗暗对他说道：“太重了！”县官瞪大眼睛嚷道：“《论语》上不是说过：‘朝闻盗夕死，可矣’吗？”其实，《论语》的原文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个贼偷了一口钟。县官看过《论语》以后，匆忙宣布释放，幕僚莫名其妙。县官说：“《论语》云：‘夫子之盗钟，恕而已矣。’圣人规定，盗钟是要宽恕的。”其实，《论语》的原文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个县官不但读了白字，而且断错了句。
第三个是杀人放火的惯犯。县官看了案卷，知道此人的父亲也是个大贼，三年前已经被斩首。他竟然马上离座，对贼人磕头膜拜，连声说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你是个大孝子，公差无礼，还请鉴谅。”
这三个案件中，县官由于对《论语》的曲解程度和宣判失当的程度越来越离谱，因而显得越来越荒唐，诙谐效果也就随之层层递加了。
这种诙谐故事的结构看似复杂，好像难得有这样互相连锁的巧合事件。但是，对编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先有三个故事的巧合于《论语》中的语句，而是倒过来，先在《论语》中选三句能被歪曲者，以同音异义为媒介，经歪曲语义尽可能拉开距离，导致显而易见的荒谬，最后按荒谬的程度顺序编排，把最严重的放在最后作为高潮。
这种歪曲经典的方法很适合放在表演性的幽默中，如小品、相声等，一般难以直接用于人际交往或谈吐之间。但若能改变角度，结合其他方法，则仍可以用于人际交往之中，增加谈吐的谐趣。至少可以针对自己，即用于自我调侃，以大智若愚的姿态出现，使对方与你之间缩短心理距离，增加分享谐趣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