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环被选入宫，册为贵妃，让唐玄宗的感情得到了充实。但期间也有过感情的跌宕起伏。玉容妒悍与龙颜不悦的冲突，曾导致两次被谴“出宫”，旋又两次入宫，而且获得唐玄宗“恩遇愈隆”、“宠待益深”的眷恋。
在宫闱秘史中，嫔妇被谴出宫的事非常多，或者废为庶人，或者打入冷宫，或者赐死自裁。然而，谴而复入者却是鲜有其事。这两件事发生在杨贵妃一人身上，是够奇特的，而且结局非常好，更是出人意料。所以历代的文人骚客不由遐想联翩，煞有介事，推出真名实姓的设想，企图显露这桩鲜为人知的宫闱公案。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百依百顺，养成了杨贵妃的恃宠任性，娇气十足，让她情不自禁地炉火中烧，发泄不满。结果，弄得唐玄宗尴尬不已，情不自禁发起脾气来。天宝五载七月，也就是杨玉环册为贵妃不到一年，就发生了一场由杨贵妃“妒悍”引起的“出宫”闹剧。事情的经过究竟是如何的呢？翻阅唐朝人的记载，此次“出宫”风波，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不见咏叹，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中只字没有提。两人究竟是不知底细还是有意回避情节呢？看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为了突出李杨爱情的主题思想，割掉旁枝蔓节，这大概是白、陈两人不抒写“出宫”情节的理由。
晚唐的郑綮在《开天传信记》里披露了有关的史实：“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玄宗），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軿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上得发，挥涕悯然，遂命力士召归。”
郑綮未写明年月，从贵妃剪发、玄宗命高力士召还来看，似指第二次风波。然而，文内“常因妒媚”的“常”字应值得注意。它表明“妒媚”不止一次，引起风波的原因大体相同。
第一次风波最早见于正史的当推《旧唐书？杨贵妃传》，兹引录如下： “（天宝）五载七月，贵妃以微谴送归。”这里，写了具体年月。然而，《新唐书？杨贵妃传》作“它日，妃以谴还”。所谓“它日”，又显得模糊不清。《资治通鉴》据《旧唐书》作七月“妃以妒悍不逊，上怒，命送归”，可以说是最为确切。
所谓“不逊”，也就是大不敬，可能是杨贵妃出言顶撞，导致“龙颜大怒”。要是一般嫔妃这样“不逊”，早已加以严刑处置。而唐玄宗毕竟舍不得割爱，只以“送归”外第了事。正如引《旧唐书》说的“微谴”，也就是指重重的罪过，仅作了轻轻的发落，手下是非常留情的。
杨贵妃“出宫”，送到哪里安顿呢？她的养父早已死了，叔父杨玄珪虽然健在，但非生父，杨锜只是堂兄，因此引《旧唐书》作“送归杨铦宅”，《新唐书》简略为“还第”。《资治通鉴》也说，“命送归兄之第”。
据《唐历》记载，杨是杨玄琰之子。也就是说，杨实际上是杨贵妃的亲哥哥。早年玄琰死后，杨玉环被叔父杨玄璬领养，而玄琰这一家则由杨锗充当家长。杨贵妃得宠以后，杨也成为长安的新贵。因为血亲的缘故，杨贵妃和杨铦的关系比较密切，似把杨宅当作娘家。嫔妃“出宫”，类同于皇室婚姻的离异；“谴归”娘家，是符合时尚礼仪的。
杨宅位于崇仁坊，该坊东连胜业坊，北连永兴坊。永兴坊东连安兴坊，而安兴坊和胜业坊，又毗邻兴庆宫。当宗室贵戚恩宠至亲者，大多建宅在兴庆宫西旁之坊内。如“宁王、岐王宅在安兴坊，薛王宅在胜业坊，二坊相连，皆在兴庆宫西。”又如，太华公主以母武惠妃之宠，特赐宅在安兴坊，便于出人。杨既以贵妃之恩宠，必赐宅于靠近皇宫的崇仁坊，而不可能在相距较远的永崇坊。用车送贵妃“出宫”，是在那天上午，杨宅第又近，因此很快就到了。事先杨没有得风声，看到贵妃被突然谴归，自然引起合家的惊恐不安。杨氏五宅毗邻一起，又引起杨门合族的非常大震动。
杨贵妃“出宫”之后，唐玄宗的心情又是如何的呢？一般说来，拥有“三千”佳丽的皇帝发谴一个嫔妃，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唐玄宗以前多次有过类似的做法，事后都无动于衷。唯独这次对杨贵妃的“出宫”表现了不同寻常的情绪：心神不宁，急躁暴怒。据记载，“是日，上（玄宗）不怿，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棰挞。”细读这条史料，“是日”指杨贵妃被送归杨宅那天。当天上午，玄宗“不怿”，一副满不高兴的样子。及至中午，连饭都不吃，什么都不称心。倒霉的是那些服侍妥贴的内监和宫女，他们成了皇帝大发雷霆的出气筒。
回顾九年前，武惠妃之死，唐玄宗遭到一次感情上的打击，但远远比不上这次严重。他从心底里迷恋杨贵妃，特别是近年来。彼此“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平日密不可分，突然一下子离异，就面临着一场新的感情空虚。那留恋忆旧之情，显得更加强烈了。既然思念贵妃，怎不直接吐露心声，下旨召回呢？须知，“出宫”是玄宗下旨的，虽然是在一时恼怒的情况下作出的。如果他主动下令召回，岂非出尔反尔，怎能取信于人！然而，坚守前旨，又让自己在感情上受到折磨。所以，唐玄宗陷入了自我困扰的境地，昔日乐观诙谐的情趣消失了，以致饭食不进，暴怒打人。
紧随皇帝的高力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首先“探知上旨”，明白唐玄宗还是急切思念贵妃的，决没有真的要把贵妃赶出内宫。于是，老奴认为：将贵妃院里的“供帐、器玩、廪饩等”尽数装车，送至杨铦宅第。如此做，无非是表示皇帝继续关心贵妃的生活起居，让矛盾的气氛缓和下来。精明的唐玄宗也深知老奴的用意，便决定“分御馔以送之”。分御膳比送器物更能体现思念的心意，实际上传递了要召贵妃回宫的信息。
当天下午，中官护送百余辆车的器物还有御膳，到了杨家。惊惶万状的杨家，顿时又充满了希望和欢乐。此时，高力士又提出新的建议：“奏请迎贵妃归院。”这完全说到了玄宗的心坎上。玄宗早已等待不住了，只是自己难以先下旨。既然高力士“奏请”了，也就顺水推舟，马上答应。名义上是接受臣下的意见，做得非常得体。
据《通鉴》记载，这天夜里，打开“禁门”，迎回杨贵妃。选择夜里入宫，是为了不事声张，好为屈尊的玄宗暗留台阶。所谓“禁门”，是指皇城的城门与宫殿的殿门，都由禁军守护。每天早晚按时开启、关闭，均以击鼓报时为号。唐代宵禁非常严，“禁门”还有其他坊门、市门关闭之后，不准随便开放的。倘若碰到军国大事，需要夜开“禁门”还有其他坊门，务必事先奏报中书门下核准。唐玄宗和高力士这回破例了。《旧唐书？杨贵妃传》载：“是夜，开安兴里门入内。 ”从杨住宅崇仁坊，经安兴坊，须开二道坊门；从城坊到兴庆宫内，又须开宫殿门。玄宗居然准许为迎贵妃而夜开“禁门”与坊门，一路上都由禁军护送。这在唐朝历史上是绝没有的事，充分地反映了唐玄宗迫不及待的心情。
一出牵动帝王之心的宫闱闹剧就此结束了。杨贵妃重新回到内宫，“伏地谢罪”，玄宗则“欢然慰抚”。第二天，大摆宴乐，宠遇愈隆。
贵妃“出宫”，事出有因。然而，宫闱隐秘，史籍上未留下具体的记载。而后世猎奇者以丰富的遐想，对这类风流韵事妄加猜测，编造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天宝五载的风波，是出于唐玄宗和贵妃姐姐裴氏（后封虢国夫人）调情。杨贵妃知道后，大发醋劲，便冲撞了皇帝。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杨玉环为“太真妃”时，三个姐姐就从蜀来到长安了。其中以裴氏最为活跃，她虽可入宫，但终究属于外人，一般都是在太真妃伴随的情况下才得以朝见。倘若裴氏入宫，避开其妹，单独朝见玄宗，那是不可能的。天宝四载（公元 745年）八月册封“贵妃”后，情况也是这样。
即使在骊山行宫，当时也不可能发生此事。天宝五载“出宫”风波之前，行幸骊山只有一次，即天宝四载冬天。当时，贵妃三个姐姐还有堂兄杨钊（杨国忠）陪同到了骊山。唐玄宗举行家宴，款待诸杨，席间还赞赏杨钊精于计算的本领。骊山行宫比起京师兴庆宫，就时间和空间来说，确实具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这次行幸时间较长。从十月丁酉至十二月戊戌，共计六十二天。终日洒宴，舞乐欢闹。比起在兴庆宫偶尔见面，接触机会要多得多了。
其次，骊宫的空间条件特别好。那里遍植松柏花草，加上温泉地热，有水灌溉，处处郁郁葱葱，掩映着众多的殿阁。显然，这是男女幽会的理想场所。
此时此地，唐玄宗若与虢国夫人调情，客观的条件倒是具备的。然而，这时杨氏家族还没有飞黄腾达，诸杨才第一次随游骊宫。杨钊刚刚冒头，裴氏尚没有就封虢国夫人。按理，裴氏是不敢放肆的。总之，还不可能具备调情的主观条件。倘若真的发生了风流艳事，杨贵妃是个急性女人，矛盾必在当时或返京开始就会爆发出来，何以按捺氏达八个月之久？当然，这种说法不合情理。
夫人之事由于梅妃的介入，使杨贵妃妒忌起来，所以致触怒了唐玄宗。梅妃的故事影响到今，有的唐明皇传记也采取了赞同的写法。所以，很有必要弄清梅妃是否确有其人。后人所著的传记《梅妃传》，其人其事，言之凿凿。传记的描述是这样的：梅妃姓江，福建莆田人，父亲名叫江仲逊，世代行医。她九岁时，就能诵《诗经》，取名采苹。开元中，高力士出使闽、粤，见她年轻美貌，选归回京。她侍候玄宗，大见宠幸，被册为妃。妃善诗赋，尤喜梅花，所居阑槛之外，遍植梅树，旁修一亭，名曰“梅亭”。唐玄宗以妃所爱，戏称她“梅妃”。此后，杨贵妃入宫，以媚妩见宠，恃色而骄。梅妃孤芳自赏，恃才自傲。二人互相嫉忌，结果梅妃被贬入东都上阳宫，杨贵妃始得专宠。梅妃曾写词《一斛珠》以劝玄宗，又作《楼东赋》以寄情怀。直到安禄山叛乱时被害，玄宗从蜀回銮，抚妃尸骨，悲恸欲绝。
从《梅妃传》来看，梅妃是玄宗“大见宠幸”的妃子，后和杨贵妃“相嫉”。杨妃“忌而智”，梅妃“性柔缓，亡以胜。”如果真有此事，不可能不在史籍中留下蛛丝马迹。可是，旧、新《唐书》根本无梅妃其人其事，《资治通鉴》也无片言只语。除此之外，唐人的文集诗词也无一处涉及。《宋史？艺文志》、《群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等均没人著录《梅妃传》。
细酌《梅妃传》所罗列事迹所构成的情节，也完全经不起史实的检验。
首先，高力士未出使过闽粤，也就谈不到选梅妃的事。《高力士外传》最能说明问题，作者郭涅笔录力士亲口所述，撰成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相对可信。《外传》中只说“贵妃受宠，外戚承恩”，没有一字提及梅妃。按旧、新《唐书》及《通鉴》，高力士在开元、天宝年间的全部活动中，并没有出使闽、粤的记载。
其次，从时间来看，梅妃根本没有办法得宠。《梅妃传》说她“开元中”大见宠幸，“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几万人（宫女），自得妃，视如尘土。”这并不可信的。众所周知，开元中得宠的只有武惠妃。倘若梅妃也同时得宠，势必与武惠妃相妒。然而，史书中却无一点踪迹。那么，在武惠妃死后的那几年（召寿王妃杨玉环之前），梅妃有无可能得宠呢？也不可能。前面说过，武惠妃之死，弄得玄宗丧魂失魄，感情上非常空虚。倘若真有一个“姿态明秀，笔不可描画”的梅妃，唐玄宗为什么如此失常，又何以“潜搜”寿王妃杨氏呢？《梅妃传》云：“会太真杨氏入侍，宠爱日夺，上无疏意。而二人相嫉，后竟为杨氏迁于上阳东宫。后上忆妃，夜遣小黄门主灭烛，密以戏马召翠西阁，叙旧爱，悲不自胜。”从这番话中可看出端倪。众所周知，唐玄宗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十月从东都返回西京以后，直至逝世再没有东巡。所谓梅妃被贬后，玄宗与她“叙旧爱”于东都，纯属子虚乌有。至于说梅妃和“太真杨氏”相忌，那当指在天宝四载八月册“贵妃”之前，就算确有此事，也跟天宝五载七月的“出宫”风波没有关系。
再次，从骂人丑语来看，也能洞悉。《梅妃传》载她对玄宗特宠贵妃表示不满，竟笑曰：“恐怜我则动肥婶情，岂非弃也？”盛唐以丰硕为美，欣赏健壮，只要肥中不见臃肿，就不显丑，骂人鲜有诋肥之语。从宋以降，转以瘦弱为女性美，才有诋肥为丑的含意。如果梅妃真有其人，怎么会从唐人口中以宋时诋语辱骂杨贵妃呢？关于梅妃故事的正史野史可谓见仁见智。《梅妃传》说她承恩久远，除非无生育能力，否则怎会没有子女？若有子女，就算一般嫔御也会在史书上留名的，更不用说“大见宠幸”的梅妃了。但翻检有关史书，唐玄宗诸子与诸女竟没有一人出自梅妃名下，原因就是根本无梅妃其人。
《梅妃传》可谓名妃传记，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北宋肯定还没有出现这部传记，因为《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以及许多著名的书志总目均没有著录。据悉，南宋宁宗嘉定年问（公元 1208年至 1233年），在一本名叫《莆阳比事》的笔记中，载有《梅妃入侍》条，作为地方名嫒扬名，与现存的《梅妃传》相差无几。显然，这是无名氏创作《梅妃传》的蓝本。《梅妃入侍》文后附跋云：“此传叶石林得之朱遵度家。”叶，朱两人，《宋史》均有传。朱遵度，北宋初人，卒寸：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 1007年）；而叶石林也就是叶梦得，生于；比宋熙宁十年（公元 1077年），上距朱卒年恰恰七十年。为何别人不能早先得到来家收藏的传记，而晚至叶梦得成名后才获得呢？而且，叶氏是北宋著名文人，学有专识，问酬甚多，倘若他得到此传，又为何没有言及此事呢？显然，跋文作者编造了叶氏“得之”朱家的谎言，借这两位名人的关系，以提高《梅妃入侍》的身价。看来，叶氏去世很久之后，有人才敢这样妄托。据此，推断《梅妃传》是南宋人的作品，较为可靠。
《梅妃传》行世后，史家鲜有辨正，均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士以其颇有戏剧性，喜于附会增饰。明代吴世关杂剧《惊鸿记》，清代洪升《长生殿》之《夜怨》、《絮阁》两出，都上演了梅妃的故事。明清编历代名媛诗及《全唐诗》，收入《梅妃传》中的《一斛珠》词或兼采前人的笺评，越发使《梅妃传》流传开来。
《梅妃传》无论是野史还是正史，但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以它可能发生的事作为创作的根据的。杨贵妃“妒媚”有史可按，至于嫉妒什么人，姓甚名谁，那是无关宏旨的。虚构人物梅妃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宫闱历史，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看来，作者好像意在讽谕，教诫有道君王切莫重蹈唐玄宗贪恋女色而耽误国家大事的覆辙。传中将梅妃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而把杨贵妃当作反面人物予以鞭挞；塑造了贤妃与妒妃的性格冲突，进行忧国与祸国的对比。这些说明《梅妃传》渗入了宋人的封建正统观念，宣扬了女人祸水论。唐朝人虽也有类似的论调，但并非舆论一律。由于唐代妇女地位还可以，才会出现武则天、杨贵妃这类著名的历史人物；又由于较开放，因此对她们并不菲薄，唐代诗词对杨贵妃之死不乏同情之辞。而自宋至明清，理学统治思想界的状况越演越烈，《梅妃传》由于其宣扬女人祸水论的主题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就广泛流传开来。还有传奇故事的曲折离奇，托名梅妃，演绎盛唐宫闱秘史，更迎合了市井小民的欣赏口味。所以，《梅妃传》久传不衰，以致今人也信以为真。
天宝五载风波的起因，好像出于唐玄宗选美和调情之事。至少白居易是如此理解的，他的诗《上阳白发人》开篇云：“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这首诗抒发了玄宗所选的“红颜”，被杨贵妃嫉妒、幽禁上阳空等白头的悲愤：未客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原诗前还有小注云：“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
诗和注告诉人们：天宝五载杨贵妃“专宠”之前，是有被选的佳丽进幸的，也就难免发生唐玄宗与之调笑的事。而杨贵妃一旦专宠，将施展她“妒媚”之举，来个先下手为强，挑出最媚妩动人的美女，暗送东都上阳打人冷宫。除此之外，元稹亦作《上阳白发人》诗，揭露强夺民间美女，造成“良人顾妾心死别，小女呼爷血垂泪”的惨像。元稹自注：“天宝中，密号采取艳异者为花鸟使。”姿色艳丽的宫女不能得幸，往往就“永配深宫作宫婢”，深闭长待，多么残忍。总而言之，白居易与元稹的词情文饰，也包含着某种历史的真实：唐玄宗的选美，导致了天宝五载的风波。
杨贵妃的“出宫”，让唐玄宗受到了痛苦的精神折磨。随着杨贵妃的入宫，他好像变得更富人情味了，表现出“欢然”的心态。为了“慰抚”杨贵妃，次日唐玄宗大摆宴乐，并召贵妃三个姐道：“作乐终日，左右暴有赐与。自是宠遇愈隆。”比较一下唐玄宗对左右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贵妃出宫后是“暴怒答挞”，入宫后则是“暴有赐与”。两个“暴”字，反映了唐玄宗前怒后喜的截然不同的心情，说明杨贵妃以感情俘虏了皇帝，接踵而来的自然是“宠遇愈隆”。这真是意外之赐。
按理，杨贵妃有了上次的被谴“出宫”的教训，应该有所收敛。然而，时过境迁，不到四年，即天宝九载（公元 750年）二月，又发生了“忤旨”送归私第的事件。
此次事件的经过，最早的记载见于《开天传信记》：“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耕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归。 ”《旧唐书》本传基本类此，开头简括为：“天宝九载，贵妃复忤旨，送归外第。”但，改探视者为中官张韬光，增补了吉温献议及发生风波的时间。《新唐书》本传也非常简略：“天宝九载，妃复得谴还外第。 ”《通鉴》亦曰： “（天宝九载）二月，杨贵妃复忤旨，送归私第。”上述四种史书比较而言，《开天传信记》集中地记述了此次事件的全过程，也交代了发生的原因。然而，它记载高力士送贵妃回家，是搞错了。这次风波的年月，当以《通鉴》所汜的为最确切。
看来，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天宝八载（公元 749年）冬十月乙丑，幸骊山华清宫，至第二年正月己亥还兴庆宫，总共九十五天。不久，就发生了“送归私第”事件。“私第”，也就是杨住宅。杨贵妃第二次被送归长兄家，可急坏了杨氏家族。他们深刻明白，自己享受的荣华富贵，全仗杨门一女；万一唐玄宗认真计较，不复召入宫，从此恩泽断绝，什么也没有了。尤其是堂兄杨钊最为焦急，一时计无所出，只得“谋于吉温”。
吉温是个心计颇多的小人，他固然提出了一个处置得体的办法。杨钊非常赞同，付之实行。吉温利用“与中贵人善”的有利条件，打通关节，得以人内面奏：“妇人智识不远，有忤圣情，然贵妃久承恩颐，何惜宫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哉！”这里，先贬杨贵妃知识浅陋，心胸狭隘，结果得罪了皇帝。接着，故意挑激唐玄宗，说：过忤当死，就将她杀戮于内宫，为何让她忍辱于外，贻笑大方呢！事实上，这番话的意思是叫玄宗尽快召回贵妃。
唐玄宗听了，为之“感动，辍食”，马上派宦官张韬光赐御膳抚慰贵妃。张韬光一到杨锸宅，贵妃就急于表白，所谓“妃附韬光泣奏”。“附”者，示以亲切状也；“泣”者，韬光并不是玄宗，然而贵妃就当着他面流泪哭诉了。倘若说，第一次“出宫”，看不出贵妃有何内疚，那么，这次则充分地流露了她的歉意。贵妃说罢，“乃引刀翦发一缭附献。”儒家谓身体发肤皆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孝。杨贵妃为了表白自己的“万一慕恋之诚”，不仅承担不孝之名，而且也表示自己“悔恨”不已之情。须知，剪发代首乃是永别的象征。正如《新唐书》本传所说的，“以此留诀。”
张韬光返回兴庆宫，转告了杨贵妃的情况。唐玄宗只见那一缕青丝，大惊失色，深刻明白“翦发”暗示后果的严重性。所以，命高力士召还杨贵妃。因为史籍记载的简略，具体情节不得而知，估计是在白天召回的。彼此重新见面，自然少不了贵妃的痛哭流涕与玄宗的温言慰藉。
这次风波的结局与上次相似，以闹剧始，以喜剧终。《新唐书》本传曰：“礼遇如初”。“如初”，若指复归“出宫”前的专宠而言，不够恰当。还是《通鉴》说的确切：“宠待益深”。不仅是恢复，而且还超过从前。这从史实和相关史料来看，是有依据的。
杨门的一男一女由于弥合有功，得到了更多的恩泽。不久，唐玄宗特地“幸秦国（夫人）及国忠第，赐两家巨万。 ”《新唐书》的这条记载，可以补《旧唐书》与《通鉴》的缺笔，说明平日最为活跃的虢国夫人未获得赏赐，给读史者留下了一个感到蹊跷的问号。接下来，将会揭露此中秘密。看来，调解第二次“出宫”事件，秦国夫人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杨钊。这年十月，也就是风波平息后半年多，玄宗和贵妃游幸华清宫，诸杨随行。唐玄宗赏识杨钊的一片忠心和办事能力，特地赐名“国忠”。此后，杨国忠得到更大的信用，越来越横行霸道。
风波也使李、杨的爱情升华了。杨贵妃“出宫”后，就感到不能没有玄宗的爱抚，所以“悔恨号泣”。而当唐玄宗得到一缕青丝，也“挥涕悯然”，说明他承受不了失去宠妃的精神打击。经此风波，往后再也未发生过分离了，似乎贵妃变得不那么“妒媚”了，玄宗变得更加专一了。在《长恨歌传》里，假托升仙后的贵妃对方士说；“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上凭肩而立，由于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这是文学传奇作品，所记当然不足凭信。但陈鸿将“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系于天宝十载，不是无道理的，恰与史籍上“宠待益深”的史实是相一致的。“愿世世为夫妇”的爱情升华，需借助于“宠待益深”的皇恩培育，由此不难找到两者内在的感情维系的纽带。
天宝九载二月为什么重演“出宫”闹剧呢？旧、新《唐书》与《通鉴》说得很笼统，《开天传信记》则明确指出“妒媚”。如是“妒媚”当为唐玄宗另有新欢。但是，中唐诗人张祜却有一种看法，觉得是杨贵妃别有追求。这就使“出宫”原因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
此首题为《宁哥来》的诗，是诗人张祜写的。“宁哥”，也就是宁王李宪（本名成器），即唐玄宗的大哥。请看，在“日映宫城”、雾气迷蒙的景色中，贵妃站在殿阁帘下思念着什么，但又担心被别人窥破。诗人把贵妃倾心宁王写得脉脉含情。
北宋乐史依此敷衍成文云：“（天宝）九载二月，上旧置五王帐，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处其间。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所以诗人张祜诗云：梨花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这里觉得杨贵妃闲来无事，私下把宁王玉笛拿出来吹，“因此又忤旨，放出。”
在这里，乐史张冠李戴了。张祜集中没有留下贵妃窃宁王笛的诗，但有虢国夫人窃邠王笛之咏：“虢国潜行韩国随，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舆远幸无人见，偷把邢王小管吹。”乐史可能把张祜写的贵妃钟情宁王和虢国窃笛二件事混同起来，于是改为贵妃“闲把宁王玉笛吹”。此后，据南宋王楙的记载，有人承袭此说，“乃谓妃子窃宁王笛。”
横看张祜的《宁哥来》也好，纵观乐史的贵妃窃宁王笛说也好，如以史实解读，均属虚构。南宋洪迈早在《容斋续笔》卷 2《开元五王》条内作了反驳：“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伪以开元十二年，宁王宪，邡王守礼以二十九年，弟岐王范以十四年，薛王业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宝时已无存者。”杨贵妃在天宝四载册封，宁王早已不在人间，怎么可能会思念“宁哥来”呢？更令人发噱的是，乐史还把已死近十年的宁王拉入宫廷乐团之中，和贵妃同台演出。说；天宝十载（公元 751年），新丰县献上舞女谢阿蛮，在清元小殿举行演奏，“宁王吹玉笛，上（玄宗）羯鼓，妃琵琶，自旦至午，欢洽异常。”唐玄宗举行音乐演奏会是常有的事，但决不可能拉进已死的宁王来凑热闹。乐史如此铺叙，正是他不明史事而弄出的笑话。但今人写历史人物传记没有辨正，是有碍视听的。
倘若说，北宋乐史有隔代之遥，难免以讹传讹，那么，中唐诗人张祜应知宁王已死，为什么编造“宁哥来”之类传说呢？其中定有原因。
首先，宁王以“好声色”著名，容易使后人联想到他和杨贵妃的情意。其次，开元初，唐玄宗消磨兄弟诸王锐气，使之沉溺声色。时而在宫中酒宴，时而在宁邸张乐，玄宗和宁王确有轮番吹玉笛之事。及至天宝年间，贵妃歌舞时，玄宗常常以玉笛伴奏。这些也会使后人把宁王玉笛跟杨贵妃联系起来，甚至编造了贵妃“闲把宁王玉笛吹”的故事。
尽管贵妃钟情于宁王之说，可谓见仁见智，但是，张祜的诗还有乐史的《外传》，多少反映了玄宗与贵妃之间不愉快的史实。假设宁王死后留下一只珍贵的玉笛，且保存在兴庆宫，有一次，贵妃出于好奇，便拿来吹。这也决不是有伤皇帝尊严的越轨举动。由此而将贵妃赶出内宫，送归私第，实在是很难说通的。
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看来，敢在妒悍的贵妃面前插上足，这个女人不是等闲之辈。种种迹象表现，是虢国夫人从中夺爱。
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都长得非常漂亮，唐玄宗曾为之垂青。其中，“三姐”裴氏最为放荡，玄宗称之为“三姨”。她原嫁裴姓丈夫，夫死孀居，早在蜀川就和堂兄杨钊勾搭。直到她入京，裴氏生活豪华，骄侈淫佚。天宝七载（公元 748年）冬，诸杨随游华清宫。玄宗封“大姨”崔氏为韩国夫人、“三姨”裴氏为虢国夫人、“八姨”柳氏为秦国夫人。诸杨国夫人“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
和玄宗关系最密切的还是虢国夫人，她是诸姨中最为“恩宠一时”的大红人。中唐诗人张祜曾作《集灵台》二首，其二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这首诗透露了虢国夫人和唐玄宗之间的隐私。虢国夫人并不是嫔妃，居然能“承主恩”，并不寻常。诗题名《集灵台》，别有意思。集灵台，后改称长生殿。传说玄宗和贵妃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之事，而诗人描写虢国夫人集灵台里“承主恩”，其寓意不是昭然若揭吗？前面说过，天宝五载之前，还不具备调情的主观条件。而天宝七载封国夫人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虢国夫人所受到的恩宠，非常特殊。一般命妇入宫是乘凤辇的，而她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她“却嫌脂粉”、“淡扫蛾眉”，活现了一副自诩天生丽质的妖娆色相；风流的唐玄宗在如此风流的这位“三姨”面前，是难以自持的。
可以推测，暧昧关系似发生在天宝八、九载之交，地点在骊山华清宫。从八载十月至第二年正月，玄宗、贵妃还有贵妃诸姐在华清宫住了九十五天。紧接着，二月，返回兴庆宫，就爆发了贵妃“忤旨”而被“送归”杨锸宅的风波。“忤旨”的原因，自然在于华清宫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须知，从天宝六载以来，华清宫大兴土木，众多的亭台殿阁掩映在茂密的苍松翠柏之中。或许这为唐玄宗和虢国夫人的调情具备了非常好的场所。虢国夫人的夺爱，激起杨贵妃对唐玄宗的不满，于是出现了第二次“出宫”风波。
还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上述推断的合理性。《新唐书杨贵妃传》载，高力士召回贵妃后，唐玄宗特地到秦国夫人与杨国忠宅第，赐“两家”巨万。注意！第一次风波结束后，玄宗曾宴请“诸姨”；而此次则回避了虢国夫人，只赐秦国夫人与杨国忠两家。显然，如此做，是为了照顾杨贵妃的情绪，消除“虢国夫人承主恩”的影响。看来，秦国夫人为弥合姐妹之间的纠葛，作了一些事。
综上所述，两次风波的原因和结局，基本上是类似的，但在经过方面颇多不同。
第一次，事件的起讫时间较短，基本上都发生在一天一夜之内。没有惊动外廷，“出宫”鲜为人知；入宫时乘黑夜潜归，力图不让外人知道。唐玄宗心情不宁，举动异常，急于要迎回贵妃，所以破例地动用禁军护送。高力士主动为主子担务心事，献计策划，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风波延续了好几天，事情比第一次闹得大。不仅杨氏家族惴惴不安，外出奔走，也惊动了外廷臣僚，使某些人也卷入了这场宫闱是非之争。唐玄宗在心态与行动方面都相对平静，相反，杨贵妃一再表白自己的悔恨和求饶心情。高力士没有显示出上次那样的主动性，不见他提出什么积极意义的方法。而杨国忠和吉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反映了这批新贵势力的抬头。
关于唐玄宗的调情与杨贵妃的“妒媚”，不应该停留在表面的分析上，而要对他们习以为常又异乎寻常的风情作一番透视。忤旨复返、恩宠更甚的现象，注明杨贵妃在唐玄宗的爱情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两次风波涉及重感情与遵礼法的斗争。权衡结果，唐玄宗是重前者而轻后者的。对此，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指责玄宗不尚妇道，说：“妇人女子最为难养，以忤旨而出之，若弃咳唾可也。既出而复召还，则彼之怙宠悍悖将无所不至。明皇其可再乎！”胡三省是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不免迂腐。出而复召，当然会导致杨贵妃恃宠而骄，然而唐玄宗却很重感情，有时就违背了礼法。
历史上好色的帝王确实很多，这主要是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的多妻制的结果。皇帝调情导致随意合欢，谁敢非议；还对这种轻薄行为，美化为游龙戏凤的“恩幸”。事实上，这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男女在性爱方面的不平等。在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带有几分抗争精神的杨贵妃，对于天子溺于众爱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确是难能可贵的。虽然，此种挑战是出于排他性的妒意，但这种妒意又是多少和封建礼教相悖的。杨贵妃对唐玄宗敢于冲撞和冒犯，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了盛唐女性的特殊性格。
在历代帝王和后妃中，玄宗与贵妃之间的爱情似最为多姿多彩。盛唐风流天子一生承欢过诸多美人，“后宫佳丽三千人”正是他的多妻特权的写照。而最后玄宗竟排除众爱，“三千宠爱在一身”，完全钟情于杨贵妃。这是何原因呢？贵妃的娇艳玉容和雍容华贵，首先博得玄宗的倾心。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歌舞爱好、相近的性格情趣，把他们两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爱情既是盛唐历史时代的特殊产物，又是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的展现。
唐玄宗是一个性格豪放又富于感情的帝王，开元时期宠幸的主要是武惠妃，天宝年间就集中在杨贵妃一人身上。
无庸讳言，专宠贵妃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爱情经得起风波的考验，结果达到了至深弥笃的境界。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苎围绕两次“出宫”风波，虽然也有简略的交代，但比起《长恨歌》还是不够细致的。《长恨歌》取舍史料，融合传说，运用文学的集中写法，摈弃两次“出宫”事件，突出李杨爱情发展这条主线，从而奏响了两人身心交融的三部曲，也就是性爱、情爱、挚爱三个阶初始阶段，由于彼此相处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玄宗较多地迷恋于对方的美貌，着眼于外表。诗人善于细味角色的心态，把审视方位对准这个侧面，非常妥贴地抒写了第一层次的特征：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随着李杨相处时间的增加，彼此加深了对共同爱好的了解。诗人触及到玄宗由贪恋美色而转入内在的情爱阶段，于是诗人笔下展开了“爱在一身”的畅写：承欢侍宴无间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天宝九载（公元 750年），杨贵妃经历第二次“出宫”风波之后，受到唐玄宗“宠待”无以复加的特殊待遇。与此相应，岁冬随幸骊山，杨氏家族备受垂青。杨贵妃自然对玄宗的浩荡皇恩非常感激，更加倾心相爱了。至此，李杨爱情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白居易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虚构了贵妃死后神游仙山，遇见方士，倒叙了生前“七月七日”的山盟海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诗人描写李杨爱情发展的第三层次，虽未指出具体时间，但陈鸿在《长恨歌传》里却点明了：“天宝十载，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这个特定的时间，是否纯粹出于文学家的虚构呢？陈鸿既不提前于五载，也不后推几年，恰恰选定此年此月此日，看来并无道理的。就史实而言，天宝九载冬幸华清宫，杨贵妃比从前更为玄宗所宠爱，再也没有发生纠葛了。所以，描写第二年七夕的感情飞跃，达到比翼双飞、连理同枝的境界，就显得合情合理。
总而言之，《长恨歌》既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几乎反映了李杨爱情发展的全过程。
唐玄宗一生最钟情的妃子，前有武惠妃，后有杨贵妃。相比而言，他更爱贵妃。宋代乐史以传奇文学的笔触概括了两点：第一，唐玄宗初得杨玉环，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之情，对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玄宗虽然倾心过武惠妃，但从没有看为“至宝”。第二，惠妃死后，“后庭虽有良家子，无悦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贵妃，又宠甚于惠妃。”
从文学作品和史传看，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百依百顺来看，“至宝”之说并不算过分。第二点决非文饰，确有史据。只要比较一下两人的宠异程度，就可判然而知。
大家都知道，唐朝后宫建置非常庞大。依照礼制，例置皇后一人，以下有嫔妃，多达一百二十二名。摈妃列于内职，经过正式册命的，称为“命妇”。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宫女。作为盛唐天子，玄宗当然拥有众多嫔妃；然而，其中受恩宠的并不多。首以见幸的是王皇后。王氏出自关中官宦名门，李隆基为临淄郡王时纳她为妃。后来，王氏和他的父亲王仁皎、其兄王守一，都曾参预平定武韦之乱，建立了一定的功勋。玄宗登基初，便以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年长色衰，兼又无子，不久失宠。兄王守一“常惧有废立，导以符厌之事”，企图求子邀宠。事露，玄宗借机将王皇后废为庶人。
接着，玄宗宠幸的便是武惠妃。前面说过，武氏出自武则天本家，和玄宗是表兄妹的关系。先天元年（公元 712年），武氏年届十五，便被召入宫，跻身于“渐承恩宠”的行列。看来，这位“少而婉顺”的武氏，比年长色衰的王皇后、赵丽妃等，更能获得唐玄宗的喜欢。直到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王皇后被废之后，武氏“承恩宠”又进了一步，玄宗特赐号曰“惠妃”，已从册封方面予以宠冠后宫的认可了。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越益受宠，正像司马光在《通鉴》里所说的：“宠幸倾后宫”。所谓“倾后宫”，即压倒其他一切嫔御，标志着武惠妃达到了真正独承专宠的地位。此后至她死时为止，这种特异的专宠维持了三年多。
武惠妃承恩的时间是够长的了，唐玄宗对她的感情也是非常深刻的，但比起后来入宫的杨贵妃还差一截。即，对杨贵妃爱宠的程度超过了武惠妃。
首先，杨贵妃入宫不到一年，就宠冠后宫，礼数同于皇后；而武惠妃至少要等十二年，才得到皇后规格的待遇。《旧唐书？后妃传》将杨、武两妃作了比较，强调：“（贵妃）不期岁，礼遇如惠妃。”很明显，在恩宠的时间进程表上大大地缩短了。其次，玄宗专宠武惠妃只有三年多，此前虽偏爱于她，但却是溺于众爱的。杨玉环被册为贵妃，仅以一年时间，就使“后宫莫得进矣”。而且，这种专宠地位一直延续到马嵬被缢杀为止，长达十年。
陈鸿早就对此作了这样的白描：“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应作御女），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其中，唯有“骊山雪夜”是与实情相一致的，其余“省风九州，泥金五岳”与“上阳春朝”等都属虚构。但这些虚实相生的手法，形影相随的刻划，证明了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历史实际。
唐玄宗为何如此专宠杨贵妃？他们的爱情生活究竟是以何作为基础呢？皇帝拥有多妻制的特权，嫔妃成群，是没有什么爱情可言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皇帝也是人，定会有感情、家庭生活，甚至还有高远的情趣。拿唐玄宗来说，他除了履行“朕即国家”的皇权使命外，还有个人的理想、寄托、爱好和追求。尽管他的私生活相对放荡，但却很重感情，从成年到暮年，基本上离不开一个“情”字。早先宠爱歌伎赵氏，没有因为她出身寒微而有歧见，后来封她为赵丽妃。可见，在感情和门第的天平两端，他是重前者的。王皇后虽是他发难创业时的内助，但在爱好，兴趣等方面和玄宗格格不入，不讨欢心。王皇后被废而死，“后宫思慕之，帝亦悔”，流露出怀念之情。武惠妃死后，玄宗非常哀悼，追思不已，说明他对惠妃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对杨贵妃更是一见倾心，一往情深。
当然，唐玄宗又是多情多欲的风流天子，嗜色的需求驱使他干出荒诞不经的事。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嫔妃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此种传说，显然不会在官方史书中看到。历史上曾有晋武帝随羊车选幸嫔妃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五代王仁裕是否据此而杜撰了唐明皇的荒唐故事，也未可知。但揆之以情，也不是没有可能。“开元末”，正是痛失武惠妃而没有得杨贵妃的时候。宫嫔千数，无可悦目。随蝶所幸，恰恰是唐玄宗的反常心态的表现。一旦找到了真正的所爱之人，就会恢复常态：“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
还有一个传说：“明皇未得妃子（指杨贵妃），宫中嫔妃辈投金钱赌侍帝寝，以亲者为胜。”又是荒唐的作法。“赌寝”出于嫔妃辈的某种幸胜心理，透露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心态失衡。据记载，后来，“召入妃子，遂罢此戏。 ”杨贵妃得宠，让宫嫔们断了可怜的欲念。
上述传说真实性怎么样，尚难判断，但反映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就是唐玄宗的宫闱生活以与杨贵妃的结合，作为明显的分界线。此前，除武惠妃死前几年外，唐玄宗多情多欲，溺于众爱。王皇后，杨皇后（追赠）、刘华妃、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高婕妤、郭顺仪、柳婕妤、钟美人、虞美人、阎才人、王美人、陈美人、郑才人、武贤仪等等，先后共养育了五十九个子女。但唐玄宗得到了杨贵妃以后，改变了泛爱的局面和某些荒唐无耻的做法，慢慢地产生了固定式的专一的情爱。
爱情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只有双方共爱才会产生诚挚的感情。唐玄宗专宠杨贵妃，杨贵妃也爱唐玄宗。因为双方感情的交流，才让李杨的结合产生了较持久的力量。
杨贵妃的情爱观，具体反映在她对唐玄宗的态度上。她不仅把唐玄宗视为人间的至尊，而且看作自己心爱的人，而后者正是别的嫔妃难以做到的。一般的嫔妃难得有独立的人格、突出的个性，或者受宠若惊，或者惧而失宠。杨贵妃的出众之处是，把对天子的爱在相对程度上还原为对“人”的爱，然后在彼此之间追求某种对等的情爱。她以贵妃自居自尊，不让别人染指。此种心态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嫉妒，实质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情爱。她既不能容忍唐玄宗宠爱别的嫔妃，也不隐讳自己对皇帝的不满，敢于在玄宗面前发很大的脾气。对比一下，王皇后、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虽不满武惠妃的争宠，却不敢冲撞玄宗。武惠妃虽嫉妒其他嫔妃分享“恩宠”，但也不敢冒犯玄宗。其实，制造争宠风波和宫闱事端，主要责任在于玄宗。然而，她们常常把矛头指偏了方向，归咎于别的争宠者。为什么？因为在她们心目中，皇帝是至尊，她们不敢把对天子的爱还原为对人性的情爱。这种观念上的差距与精神上的桎梏，是不能产生杨贵妃式的女性的。
杨贵妃独具鲜明的个性，她不是纤弱含蓄的贵妇，而是大胆泼辣的美人。两次“出宫”事件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倘若说，第一次“忤旨”造成了出宫的后果，事先还不知道，那么，以后应加压抑情绪，就不致于出现第二次“忤旨”。然而，还是再次“出宫”了，说明她忍受不了，才敢于发作。而“出宫”之后，她和唐玄宗一样地感到傍徨与内疚。两人都对暂时的分离，既有孤单之感，又有悔恨之情，反映了两人的内心深处是相爱着的。
杨贵妃的情爱观为何在唐玄宗晚年能得到如此强烈的自我表现呢？这和玄宗晚年的心态紧密相关的。一个年老的封建专制帝王，面临着兄弟诸王都已仙逝的情况，徒然地增加了孤独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执政后期，荒殆政事，使贤者曰疏，谀者曰亲。索性委政佞幸，深居内宫。身边虽有老奴高力士可以谈心，然而老奴毕竟代替不了异性的温存，更不能满足精神上的慰藉。杨贵妃恰好在此时此地出现，恰巧填补了唐玄宗的饥渴欲求，填补了皇帝感情上的空虚。所以，唐玄宗对杨贵妃宠爱弥专，杨贵妃对他也是体贴入微。深沉的共爱，充实了玄宗晚年的精神生活。
一般地说，爱情包括三个要素：体态的美丽，融合的旨趣，亲密的交流。这些因素都植根于共同生活。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是在共同生活的土壤上培育起来的，同样离不开这些因素。
首先，杨玉环的美貌是玄宗喜爱她的首选因素。开元二十八年（公元 740年）十月，皇子诸王循例随玄宗行幸骊山，时距寿王妃结婚将近五年。玄宗早已很多次耳闻目睹寿王妃的美艳了，用不着别人“或言妃资质天挺”，但从寿邸召入内宫是要别人提出的。所以，玄宗一见之下，喜不自胜。没有美貌这一点，杨玉环是没有缘成为贵妃的。
其次，旨趣交融，是他们情投意合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既有艺术家的素质和才艺，可谓歌舞知音；又有道教徒的虔诚与信仰，可谓崇道雅好。这两点是构成他们融合旨趣的主要条件，下面将详加论述。他们性格也有很多相似，玄宗豪爽、诙谐、乐观，贵妃率直、开朗、大胆。他们生活情趣不随世俗，不拘传统，趋向时尚，崇尚开放。
再次，通过两次风波，显露了各自个性，进而彼此交流，互谅互让，增长了情爱。唐玄宗虽然生性活泼，感情丰富，但被封建帝王的尊严禁锢了，被宫阙礼仪束缚住了。杨贵妃的出现，以她特具的美貌和风情，让唐玄宗晚年生活中激起新的感情波涛。杨贵妃与众不同，她独具天赋，当然清楚获得唐玄宗欢心的必要。然而，她在皇帝面前并不那么百依百顺，排他的心理、不逊的顶嘴，说是妒忌也好，泼辣也好，都显示了她是个有胆量的女性。两度风波，让她窥见了玄宗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一个多情善感的至尊。总之，彼此感情的交流，旨趣的融合，奠定了共同生活的基础，最后达到了亲密无问的地步。
古来天子选妃日选美。唐玄宗对杨玉环一见倾心，首先就是迷恋于她的天生丽质。但杨贵妃并没有只满足于自己的自然美，还崇尚时髦打扮，追求服饰美，积极推行“天宝时世装”。这也投合了唐玄宗的心意。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最终如愿以偿，选入了“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玉环。陈鸿形容她的美貌是“殊艳尤态”，超越众美；刘晌叙写为“姿色冠代”。两人意思相同，都赞扬她是盛唐第一美人。在唐玄宗的眼里，杨贵妃是“生平雅容”、“尔颜类玉”，确实让他倾心不已。
白居易咏唱杨贵妃的“丽质”是“天生”的，描绘她美目传神，相形之下，媚态顿生，六宫粉黛，都黯然失色了。陈鸿补充说道：“光彩焕发，转动照人”，真是顾盼生辉。刘禹锡的诗何更为夸张：“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连风云、阳光都在她的眼珠转动之中，失去了光辉。
杨贵妃的丽质带有盛唐时代的印记。盛唐崇尚健康美，体型俗好丰满，故司马光说：“太真肌态丰艳”。陈鸿称赞杨贵妃“纤秾中度”，用词比较恰当。既不纤小，也不过度丰腴，而是丰纤适中，略显丰满。过去有人理解她具有肥硕体型，唐代的以腴为美究竟如何描述呢？北宋乐史说的最为确切，“妃微有肌也”。还说杨贵妃“有姐三人，全都是丰硕修整”。“丰硕”，就是丰满的意思。以丰为美的盛唐审美观还一直沿续到中唐，诗人元稹写崔莺莺之美，其中也有“肤润玉肌丰”之句。
杨贵妃的“丽质”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是，脸型崇尚丰满匀称。历史上记载“（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则天以为类己”。武则天有“武媚娘”的称号，曾使高宗迷恋。高宗当然认为她“方额广颐”是美的脸型。这种审美观，显然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当时的佛像面部雕刻大多是生动、慈祥的表情和方额广颐的造型，改变了魏晋佛像严肃、呆板的神态，很多流露了世俗人情味。盛唐也以“方额广颐”为美，上下匀称，面如佛相，形体莲子，唐玄宗称之为“莲脸”。他又以“莲脸嫩”，形容这种带有盛唐气质的白嫩脸型之美。杨贵妃的脸型历史上没有明白记载，但从《长恨歌》赞其“雪肤花貌”的洁白皮肤，以及比喻她“芙蓉如面柳如眉”来看，多少反映了她有嫩像白莲或白荷的“莲脸”。
当然，杨贵妃一双美目以及体型、脸型特征，刚好与开元天宝时期崇尚蓬勃向上的健美风气合拍。这就难怪她成为“姿色冠代”的佳人了。唐玄宗果然“重色”，但也不应忽视，他的审美观含有时代的积极因素。
杨贵妃的举止也很动人。陈鸿描写她“举止闲冶”，形容举止从容不迫，即没有局促不安的窘态，却有落落大方的风度。
诗人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听说过太真妃雍容华贵的华美艳丽风度，曾被玄宗点名酬唱。李白很高兴服从命令，援笔立就《清平调》三章。诗人以深邃目光抓住太真妃的仪态特征，用花王牡丹来比拟妃子，可谓恰到好处。其时太真妃散步兴庆宫沉香亭北牡丹繁开丛中，“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简直分不清谁是妃子，哪是牡丹，人、花交相辉映，融为一体。这里，以牡丹写太真妃，又以太真妃比牡丹，把她照得艳丽华贵、花团锦簇。
盛唐长安盛植牡丹，春天开花，成为朝野内外著名的观赏花卉。牡丹颜色艳丽花朵丰硕，层层叠叠，被誉为富贵之花。一时赏牡丹、咏牡丹，成为文人学士的雅兴。李白以牡丹比喻贵妃仪态，正是盛唐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在审美观上的反映。
唐玄宗喜欢自然美，也爱好修饰美；杨贵妃在自然美之外，也喜粉黛艳抹、梳妆打扮。两人出于对化妆术的共同爱好，也是打开爱情心扉的一个条件。据说，玄宗在华清宫造端正楼，作为贵妃的梳洗的地方。贵妃心领神会，“繇是冶其容”，“以中上意”。于是，围绕贵妃的格外之美，种种颇有传奇色彩的美容术就流传开来，其中“红汗”与“香囊”就是典型例子。
什么是“红汗”？据五代王仁裕记载：“贵妃每到夏天，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擦在手帕上，其色如桃红也。 ”贵妃会出“红汗”，看来有点怪诞。其实是她施朱涂红、拭汗沾色的原因。这种敷面及唇的化妆品，究竟是什么呢？可能是一种高档胭脂和红粉。元稹《离思五首》：“一朵红苏旋欲融，须臾日射燕脂颊”，反映了唐代贵族妇女特别盛行涂脂抹粉的浓妆时尚。据胡三省考证，元代的“富贵之家，帨巾率用胭脂染之为真红色”，是“唐之遗俗”。即唐代胭脂除了化妆之外，还用来染色，优质不容易褪色。盛唐还盛行以红粉敷脸、脖颈及胸的打扮，正如张祜《李家柘枝》诗云，“红铅拂脸细腰人”，元稹《恨妆成》：“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很明显，杨贵妃身出“红汗”而且染红揩汗的“巾帕”，是她浓抹胭脂与红粉的染色所造成的。
杨贵妃还喜爱在胸口佩带“香囊”。当时异域进奉的香料、香药很多放入囊中，称为“香囊”。这是当时的珍稀之物，一般说来，皇家才有。唐玄宗从不轻易地赏赐给别人，只用来赏赐宠臣与宠妃。如天宝九载（公元 750年），玄宗驾幸华清宫，曾赐“香囊珍宝”等给安禄山。杨贵妃身佩的“香囊”，当然也来自玄宗奖赏。据记载，马嵬惊变，埋骨黄泉，玄宗回銮，打开墓穴，发现生前“香囊”还在。诗人张祜有感而发：“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指出贵妃佩戴的是用“蹙金”绣成花朵，内装香料，所以称为“花囊”。“香囊”中的香药、香料散发出异香，可以经久不绝，刘禹锡故说“缕绝香不歇”。李益也有类似的吟咏：“浓香犹自随銮辂，恨魄无由离马嵬”。诗人以贵妃香消玉殒，表现玄宗离愁，别具艺术匠心。贵妃高兴的佩戴“香囊”，浑身散发奇异的香味，无疑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传说中，杨贵妃所谓体红气香，也反映了唐玄宗的爱好。玄宗的《好时光》词描写盛唐美女的化妆曰“体红香”。贵妃出“红汗”、“佩香囊”，正是“体红香”的真实反映。她的三个姐姐可能也身佩“香囊”，有人从她们随幸华清宫的车中一窥，不小心香气扑鼻，残留“数日不绝”。可见，佩戴“香囊”是当时宫廷与贵妇的流行装饰，也是奢侈生活的反映。
步摇，是古代妇女鬓发修饰品，上有垂珠，一走路步则摇动，所以名。盛唐的步摇以金玉作饰，比前朝制作精致。《长恨歌》云：“云鬓花颜金步摇”。《杨太真外传》卷上铺说道：“上（玄宗）又自执丽水镇库紫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自插鬓上。”“紫磨金”，指紫金磨制凤鸟置上；“琢”，指美玉雕琢彩珠以垂下。玄宗亲为杨玉环戴步摇，说明他喜欢步摇。这是流行于天宝年间流行世妆。宋欧阳修云：“妇人则簪步摇钗，衣袖窄小。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假”者，借也，凭借双鬓插上首饰，很可能是步摇。足见唐宋文人笔下“金步摇”的歌颂，不仅为诗文修饰的词藻，也是史家纪事的实写。
陈鸿《长恨歌传》称，杨贵妃“披紫绡”。紫绡，质地轻如纱的紫色薄绢。这种服装十分吻合贵妃的特长和个性，就算起舞，亦似武装，类似披肩或披衫，增添了女性的潇洒、娇健之美。毋庸赘言，这也是贵妃诸姐模仿的对象。她们穿“罗帔衫”，袒露颈胸，更表现出开放。
唐代妇女喜欢穿红裙，为了协调颜色，很少紫色披肩。杨贵妃喜欢“披紫绡”，也就不宜着红裙。因此，《新唐书？五行志》载她“好服黄裙”。值得关注的是，原来杨太真为女官时曾戴黄冠，专宠后又喜欢穿黄裙。黄冠是道教徒的象征，黄裙也可能与“天宝中，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和应符命有关。李唐听说承汉代火运，为士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黄色之多赤者”。因此，唐玄宗于天宝十载（公元 751年）颁布《诸卫队仗绯色幡改赤黄色诏》，以符士德。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智算警颖，迎意辄悟”的杨贵妃，带头穿起黄裙，带有以应士德的意思。贵妃诸姐纷纷效法，虢国夫人“衣黄罗帔衫”。
画眉是古代妇女的装饰舞媚风俗，唐代特别盛行，玄宗特别注意画眉样式的总结与推广。据《杨慎外集》记载，唐明皇曾令画工画过十眉图，就是鸳鸯眉（又名八字眉）、小山眉（又名远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又名却月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又名横烟眉）、倒晕眉等。十眉图是依据开元年间流行的眉毛的样式整理加工的，成为当时妇女画眉的范本。天宝年间，眉式时俗发生了变化，流行起柳叶眉。《长恨歌》描写的“柳如眉”，就是柳叶眉。其特点是像嘴唇一样的线条细长、就像柳叶，是当时的宫眉。《梅妃传》虽系伪作，但作者好像也知道盛唐宫廷的时尚眉式，故撰《一斛珠》词，首句就是“柳叶双眉久不描”。
描画柳叶眉施用青黛的颜色，唐玄宗尤善此道。他在《好时光》词里说：“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人鬓长”。张敞是西汉人，当他在京兆做官时，曾亲手给妻子画眉，在长安传为佳话，他就成为画眉高手的代称。画柳叶眉不需要惊动画眉能手，只要抓住细长要领就得了。从刘禹锡的《马嵬行》“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来看，大概这是唐明皇为贵妃画柳叶眉的经验之论。盛唐“天宝时世妆”的眉式特点是“青黛点眉眉细长”，与中唐“元和时世妆”的“不画长眉画短眉”，“双眉画作八字低”，截然不同。
盛唐妇女崇尚的发型是高髻，将发髻梳高，插满首饰。杨贵妃喜梳高髻，《新唐书？五行志》称为“义髻”。“义”与假通，所以“义髻”亦可称假髻，《长恨歌》描写贵妃发型为“翠翘金雀玉搔头”。梳妆特点是将发梳松，头发前面插上发环，环呈扇形，中间大，两边小。上饰金凤、珠翠等首饰，后佩孔雀翎，两鬓戴步摇。后人称这种发式为玉环髻或杨贵妃髻。这么豪华的发饰，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愤慨，故有“义髻抛河里”的不满情绪表现出来。
高髻时尚始于唐初的皇宫里面的装束。当时“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 ”后来流传到民间，形成流俗。时至盛唐，风气更加开放。除了发饰趋向繁富之外，花样也特别有个性，杨贵妃又成为宫妆发饰的革新者。她喜欢在宝冠上插花，《长恨歌》云“花冠不整下堂来”。据王仁裕记录，有一次御花园千叶桃花盛开，玄宗“亲折一枝插于妃宝头上，曰：‘此个花特别能助娇态也。 ’宝冠上插花叫花冠，髻上插花，称为“簪花”。当时长安贵族妇女比赛戴名花，几乎与簪步摇同步流行。”
唐代，自从杨贵妃倡行的高髻、插花发式，也是由宫廷扩及社会的“时世妆”之一。沿及中唐，盛行不衰，从著名仕女画家周仿的仕女画来看，高髻发饰除簪有金钿、簪钗等等之外，发髻上还插有花朵。这种发式不但盛唐高度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反映，也是当时贵族妇女注重美感的装饰的思想流露。
唐玄宗喜欢流行当时社会的妆扮，传说他作《好时光》词一首：“宝髻偏宜宫样，不要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你我当年少，莫负好时光。”反映了他心目中女性倾国的妆术。所谓“宝髻”，好像指宝塔形髻，也就是高髻。因塔檐挂垂铃铛等饰品，很像高髻的多敷头饰。玄宗所咏“宝髻偏宜宫样”，意图是高髻应以宫妆发髻为典范模式，也就是他推广杨贵妃髻的意思。
白居易指出，“天宝末年时世妆”的时新服式特点是：“小头鞋履窄衣裳”。《新唐书？五行志》扩而大之把这类很有个性的穿着等服饰，一概视为不好的东西，故把杨贵妃的簪步摇、义髻、窄衣裳、好服黄裙也被为“服妖”。所谓“服妖”之消，就是讥笑穿着新奇款式的服装，视同妖异。
后人所说的“天宝时世妆”，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中原传统服饰的变革，如金步摇、描柳眉、施朱涂红、黄裙、高髻等等，都是在继承唐以前各代服饰的，形成了自己优美高雅的服饰。二是引进，胡风、胡俗性质的服饰，作为中原传统服饰的弥补，如胡衣、胡帽、窄衣裳、小头鞋履等等。其中，特别是胡服，更易引起重视夷夏忿辨者的“服妖”之诮。
就唐代胡化装束来说，唐初就已效仿。太宗时长安士庶喜爱胡衣胡帽，如长孙无忌以乌羊毛制作浑脱毡帽，不少人予以效仿。及至盛唐，风气更趋开放，“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胡帽”，据姚汝能记载，就是“豹皮帽”，和唐初男人崇尚羊皮帽的款式也有不同。但是它比起天宝时贵妇的明显胡化装束，却大为不如以前，也就是说，盛唐妇女的服饰更倾向于开放。白居易《柘枝词》咏柘枝舞女有“香衫窄袖裁”之句，显然，妇女崇尚“窄小”的“衿袖”，不能忽略天宝间外来柘枝舞衣的影响。“小头鞋履”，指小巧的皮靴，是西域胡旋舞女的着装，便腾跳和飞舞，成为宫廷仿着的胡履，改变了传统的凤舄装扮。风舄是复底鞋，鞋底木制，木上置履，履面绣凤，行动不方便，更不宜起舞，崇尚开放的女子自然不喜欢。贵妃善长跳胡旋，估计她有可能穿这种小鞋履。
“天宝时世妆”反映了唐玄宗、杨贵妃对传统美感观念的改变，打上了盛唐时代社会心态的烙印。天宝乱后，唐人痛定思痛，对玄宗沉溺声色，反思激切，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未能抓住时弊，流于表象，甚至迷恋守旧，归罪开放就不对了。元稹对“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胡风气氛，就大加笔触。其实，这种风气也能被民间所接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尊重客观的元稹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可见，“胡化”是盛唐不可阻挡的文化浪潮。
当时朝野上下为时势所逼，腐儒少有露头或鲜有批评的言语，这不能不归功于唐玄宗和杨贵妃吞吐万象的宏伟魄力。他们带头标新立异，思想较为开明。玄宗又制订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加速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域外的胡风、胡俗得到畅通。长安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深受西域服饰等等文化的影响。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服饰等等文化方面引进外来或边陲民族的文化艺术，给予融合，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天宝服饰美。因此，他们都是服饰文化的改革者，又是身体力行者。崇尚时髦、情投意合，这是他们能够建立厚爱的另一条件。
无论从文学作品还是史料上看，杨贵妃在服饰方面也是很侈奢的。她所穿的绫罗衣裙，特别精巧，是由掖庭织锦院的七百名优秀织工专门制作的。她喜饰赏玩的珍物器服，除唐玄宗大量恩赐外，还有各地官吏进奉的。其中，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贡纳的珍贵、奇异，最称精美。据说，这些地方官因为这个而得到了高官厚禄。
奢风是受物质生产条件限制的。盛唐整个统治阶级都偏向侈华生活，这与当时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消费水平有直接关系。唐文宗说：“朕闻前时内库有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这哪里是复贵？料今富家往往皆有。”这里说明，当时纺织以金鸟为装饰的锦袍，想必生产工艺难度很大，刚刚推行，故全国只有两件，显得“贵重”异常，当然只能为玄宗和贵妃独自享受了。中唐以后，生产力继续发展，商品经济更趋发达，必使更多的织工掌握了这种生产技术，锦袍生产数量增多，“富家一般皆有”，已不如天宝时那么“珍贵”了。中、晚唐的奢华比盛唐有得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