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 “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凌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四十九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十七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 “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礼记》编定及地位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这是传统的说法。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
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藏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士，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礼记》内容及价值
由郑玄作注而能够传世的《礼记》，共收四十九篇文字。目录是：《曲礼上》第一，《曲礼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问》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礼运》第九，《礼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内则》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丧服小记》第十五，《大传》第十六，《少仪》第十七，《学记》第十八，《乐记》第十九，《杂记上》第二十，《杂记下》第二十一，《丧大记》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义》第二十四，《祭统》第二十五，《经解》第二十六，《哀公问》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闲居》第二十九，《坊记》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记》第三十二，《缁衣》第三十三，《奔丧》第三十四，《问丧》第三十五，《服问》第三十六，《间传》第三十七，《三年问》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壶》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学》第四十二，《冠义》第四十三，《昏义》第四十四，《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射义》第四十六，《燕义》第四十七，《聘义》第四十八，《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有专记某项礼节的，体裁跟《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有专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份别解释《仪礼》中《土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跟《仪札》关系最为密切。
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
有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王制》、《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等篇。有侧重记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就是。
有记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等，这些篇大都是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
有结构比较完整的儒家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此外还有授时颁政的《月令》，意在为王子示范的《文王世子》。
以上所列并非科学分类，只不过想通过它粗略地反映各篇的性质。
《礼记》是部儒学杂编，里面包含儒家的思想史料相当丰富。研究早期儒家思想，需要读《论语》，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读《礼记》了。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从《礼记》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儒家对人生的一系列的见解和态度。《王制》、《礼运》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礼运》展示的理想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
《礼记》有不少篇章讲修身作人的，像《大学》、《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资料。专讲教育理论的《学记》，专讲音乐理论的《乐记》，其中精粹的言论，至今仍然有研读的价值。
《曲礼》、《少仪》、《内则》等篇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贵族家庭成员间彼此相处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些细节极为繁琐、迂腐、呆板、缺乏生气，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借鉴的。读了这些篇，我们可以知道，说中国是个文明礼义之邦，绝不是个空泛的赞语。
《礼记》关于丧祭之类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类文字有四大特点：琐碎、枯燥、难懂、远离今天的生活。可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宗法制度的人们来说，实是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对《仪礼·丧服》的补充和说明。
《礼记》中还有不少专篇是探讨制礼深义的。这类文章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举例来说，《昏义》是解释《昏礼》制定意义的专篇。一开始就解释为什么要重视婚礼，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长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礼节。从而得知，结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儒家并不着眼于当事男女的幸福，而是：一、密切两个家族的关系；二、男方死去的祖先，有人祭祀了；三、传宗接代。儒家认为，结婚只能是家族中的一件庄重的事，不是个人的美事。传宗接代意味着新陈代谢，这样，做儿子的不能无所感伤，所以《郊特牲》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郑玄注说“序犹代也”。
此外，儒家对各种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等等，在《礼记》中也都有一套解释。显然，研究这些都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有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起消极作用的部分，如全力维护等级制度，顽固宣扬男尊女卑等等。这些，在《礼记》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总之，《礼记》是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礼记》思想成就
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篇，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
教育思想
教育目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学习过程五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的完善八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教学九原则：教学相长、豫、时、孙、摩、长善救失、启发诱导、藏息相辅、因材施教教学三方法：讲解、问答、练习学者有四失：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教师所必备：博喻孝道思想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礼记》之孝道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既论述了孝之起源、地位与作用，孝与忠、礼、政、教的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又有关于孝道本身的总体与个别义项和孝行的微观具体论述。据此，笔者认为，《礼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完成了孝道的理论创造并达到其顶峰。得出这样一种评价，就必然涉及如下问题：《礼记》之孝道思想与《孝经》是何关系？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对两书的时代有个讨论，其次，要从对二者内容的比较中探讨它们的关系。《礼记》成书于西汉，但其中各篇写作年代不尽一致，一般认为，《大学》、《中庸》为曾子、子思所作，所以，本文未把上述两篇作为论述之对象。除有些篇章作者、时代有定论外，《礼记》之绝大部分篇章皆为秦汉时期儒者所著，似乎亦成为定论。至于《孝经》的作者、年代，有多种说法，笔者同意为汉代儒者作品之说。由此，可以断言，《礼记》或早于或与《孝经》为同时代之作品。从内容上看，《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甚多，以致梁启超说《孝经》 “书中文义皆极肤浅，置诸戴记四十九篇中，犹为下乘，虽不读可也。”（《经籍解题及其读法》）的确，从本文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大量可见《孝经》雷同于《礼记》之处。如：《孝经》： “以孝事君则忠。”《礼记·祭义》： “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礼记·丧服四制》：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孝经》：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礼记 ·祭义》：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孝矣。”即使是《孝经》以五章专门论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也可在《礼记》中看到其理论源头：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大戴礼记 ·曾子本孝》）任善：指君王之孝。三德即三老。汉代设“三老五更 ”之位，以养老人，三老五更各一人，天子以父兄养之，因此说，君王之孝在于“任善不敢臣三德”。当然，不可否认，《孝经》作为一篇专门论孝的文章，较之《礼记》虽在理论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创造，但在系统性上、易于传播，推广方面，要优于《礼记》。两者同列十三经，在历史上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两者的影响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孝经》不足两千字，专题专论，加之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影响面要大得多，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庶民，均可能读到《孝经》，而《礼记》只能影响有一定儒学文化修养的读书人。但由于《孝经》无限制地将孝道泛化，又一开始即以“经”立论，可能不屑于“形而下者谓之器”之类细枝末节吧，倒使孝的好多具体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孝行”部分疏于论述。总之，由《礼记》创造，而由《孝经》系统化的孝道理论问题与孝道的普遍原则借《孝经》而得以广泛传播。而《礼记》中之孝行部分则得之于如《二十四孝》、《三十六孝》、《弟子规》、《女儿经》等诸多童蒙与家训之书而予以流传，遂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与社会交往方式，成为礼仪之邦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可低估《礼记》对中国孝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
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两千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三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
《大学》云：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 ；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 ；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
礼的作用
相传礼为周公旦所定，东周时“礼崩乐坏”，孔子重新进行了整理以教育学生，到汉代礼便成为“六经”之一了。
礼，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礼记》开宗明义：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而实际上哪个朝代也没有把礼的条文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