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题目以前，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是全无信义，自然不会维持到今日。孔夫子很早就有过“民无信不立”的话。我们用“尔诈我虞”四个字做题目，无非是要表示，在一般的信义之外，猜忌的特点，在民族品格上，很要占一些位置。第二是这种特点也绝不是中国人所独有，它实在是各种东方民族中间的一个通性，最多也只能说中国人表示得特别明显罢了。
这种猜忌或尔诈我虞的特性，在中国有一个最不可磨灭的象征，就是州县的城垣。中国人讲起都市这样东西，就用城字，因为凡是都市都有城，没有城的地方不能成为都市。都市的城池，在以前是有一定的规制的，多长、多高、多厚，都有一定的尺寸。洪杨之乱以来，各地的城垣已日就毁坏，不能作保护之用，不要说盗贼可以来去自由，就是鸡犬也往往出入不禁。但这是因为经济衰落，无力修筑，并非因为大家觉得已无修筑的必要。一旦有天灾人祸发生，如大水，如匪警，第一件事还是抢修城墙。
这些城垣的基础，物质上虽是一些砖石，精神上是政府对民众的疑忌心理，也可以说是士大夫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猜忌心理。在名义上，以前的皇帝和许多官吏是民之父母，叫做“父母官”，但事实上，这父是继父，母是后母，其间很有几分隔阂和芥蒂。士大夫阶级虽时常说， “四郊多垒，是卿大夫的耻辱”，实际上能把乡下人关在城外，自己每晚上可以高枕而卧，私心也未尝不引为快慰。
不但州县有城垣，就是私人的房屋也往往有围墙。中国人听外国人讲起伦敦、纽约，说是没有城垣的城市，便摇头不信；如今更听说人家的住宅，不论身家大小，都不打围墙，他觉得更是一种海外奇谈；在惓惓于黄金时代的中国人，也许不免兴“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的感慨咧！
……
猜疑和倾轧的心理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太想了解，一是彼此太相了解。在中国人中间，这两个原因都有。筑城垣，打围墙，是由于第一种原因；家庭中间的尔诈我虞，便出乎第二种原因了。兄弟是同根所在，但为了父母的爱宠，为了家财的分配，往往可以相煎得很急。兄弟有了妻室，妯娌之间既直接彼此相猜相忌，间接又不免使兄弟阋墙之争，更变本加厉。在少数能“忍”的家庭分子之间，表面上的争吵虽少，底子里的疑忌却是一样的多。有人说，猜忌是由于了解得不足，看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可知这话是不很正确的了。
既讲起家庭生活中的猜忌心理，我们更不防提一提一家之中的仆妇丫鬟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可以用“武装中立”的名词来代表。假若她们中间全无亲戚的瓜葛或同乡的情分，这种“武装中立”的关系自然是更来得壁垒森严，动摇不得。假若仆妇某甲有了什么过失，被主人知道，这某甲第一层要追究的，绝不是“主人怎样发觉了她的过失”，而是同伙中间究竟是“谁把她的过失向主人告了状”。即使她自己明白这过失是证据确凿，无可抵赖，她的第一个主意，还是要向人声明告她状的人是和她有宿怨的。有一次一个老妈子见院子里有人交头接耳，她一心以为是在说她的闲话，她就带上一脸的气往外跑，正待发作，忽然看出和她全不相干，才忸怩着脸把气平下去。
在西洋，小孩子长大到八九岁，而逐渐可以和外界发生接触的时候，做父母的总要告诫他们，和素不相识的，不要太接近，太推心置腹。在中国，这种告诫是无须的，因为对于陌生人的一种猜疑心理，在中国小孩的经验里，即使不是与生俱来，至少也是跟着母亲的奶一起装到肚子里去的。在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为什么？原来一人进庙，和尚也许要起不良之心，把他谋害。二人窥井，要是二人之间有债权和债务的关系，或一人身上有什么财宝，被另一人看中，那债主或有财宝的一方也许不免受另一人的暗算，被他推下井去！
另外有一类的猜疑心理是在寻常日用之间都可以看出来的。中国人生计困难；平民日常所最关心的东西自然是食物和可以购买食物的钱财。因为有这种关系，所以凡是支配钱财或分发食物的人，在中国是最不容易做。有唯利是图的小人，借此自肥，毁誉在所不计，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在洁身自好的人，也往往蒙贪污的恶名，终身无法洗刷，却就大可伤心了。原来在一般人看来，你总是在所谓“嫌疑之际”，你既有管理公帑的权柄，你便有“动用”的便利；你既有分发军粮的职司，你便有“克扣”的自由；你既有支配赈款的任务，那赈款便难免被“吞没”、 “侵蚀”或“剥削”的危险！（译者按：作者这一番话真是鞭辟入里。贪污风气的养成，一半固然由于一部分人的自私自利，一半也未始不由于大众的猜疑诬蔑的态度。本来可与为善的人，在此种形势之下，也许就自某暴弃，同流合污起来。江南有句俗话说： “蹲在坑厕里臭，坐在坑里臭”，既然一样是臭，一样刷不清，乐得真正地贪污一下，来提高一身一家的生活享受。以前分析贪污的人，似乎始终只顾了前一半；至兼论后一半，当以明氏为第一人。好比分析中国历年政治组织的腐败，普遍总说是因为没有良好的领袖；但明眼人看来，这也不过是说得一半，其他一半是大众中间服从性的缺乏。必也双方都有欠缺，政治组织才无法树立起来；犹之自私自利的人和猜忌诬蔑的大众心理，须里应外合，才会造成贪污的风气。两种理论实在是一样的。）中国的客栈、饭馆和澡堂一类场所有一种规矩，就是，在客人付账之后，接受银钱的堂倌一定要高声报告钱的数目。这种规矩表面上好像是替客人拉面子，表示他如何阔绰（或其反面），也确有初次出门的客人这样想的。但实际上是让其他的堂倌们知道，他并没有揩什么油，小账是大家平均分配的，经收的他是“涓滴归公”了的。（译者按：北平某城门之某收税机关，大悬有“涓滴归公”的四字匾额，此中用意，和喊报小账数目完全没有分别——就是，要免除别人猜测和议论。）
中国文字里的“外”字，有很广泛的意义，绝非西洋人在短时期内所能完全了解。外国人是从“外”国来的，自然是不可信托；外省人、外乡人，也是一样。要是外来的人，有来历可查，有任务可以和盘托出，那还可以，否则大家第一要推究的问题便是， “他的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
这个问题得不到答复，那外来的人便不要想在本地方立足。（中国人朋友之间，也常用“见外”二字，无须客气的地方表示客气，就是见外，见外就是不信任，就是猜疑。）
一个赶路的人要是走错了路，错过了宿店，想找一个乡村人家过夜或打听路线，十有八九是不成功的，不但不成功，恐怕连敲门都没有人理会。作者自己就有过这种经验，我在一个村子里转了好几个钟点，想出钱找一个领路的人，不要说没有人做，并且没有人理。
中国人的彼此猜忌的特性还有一个很切实的证据，就是一个做客的人，往往不愿意独自一个人在一间房里留下。遇到这种境地，他自然而然会踱出房外，否则他面上便会有一种局促不安的神情。意思好像对主人说， “你不要疑我，我决不拿你的东西”。……在中国有两句老话，叫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两句老话最能够反映出本章所讨论的特性。
商业场合里是最需要信用的，中国人在这方面一面固然极重信用，一面却也十足表示彼此猜疑的心理。卖主和买主间的关系，往往采用契约的方式来表示，这原是古今中西相同的，但在中国的契约上，我们总可以发现“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两句话。
商业方面的猜疑，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奇特的例子来证明。数年以前，纽约报纸上有一段新闻，讲起唐人街中国商会的组织和活动。这商会的最高职员是十二个董事，共同管理会中的经费和各种文件。他们有一只大铁箱，是很新式的，和纽约各大银行所用的没有多大分别，但所用的锁却很不同，他们用的是中国的大铜锁，一起十二把，列成一长排，外形虽然相同，里面的簧却不一样。十二个董事每人各执一锁，遇有开箱的必要时，照章须十二人到齐，同时开锁。有一次，有一位董事病故出缺，一时后继无人，而同时他的钥匙又不知遗落在何处，于是全会的工作，不但停顿了许多，并且弄得异常混乱。（译者按：明氏此例确有相当代表性。国人保管公共事物，往往采取此种严密而笨拙的方法。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亦即为极有趣之一例。但范氏图书终于散失过半，可见建筑在互相猜疑的心理上的方法，无论如何周密，是徒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