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论京沪对比似乎已成了一门显学。自从近代上海在中国东海之滨崛起后，北京与上海的对比，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对比，便一直是国内、国外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上海：传唱邓丽君
刚去上海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省城，姑娘们仍然扎着“文革”中红卫兵女将梳的那种“革命小刷子”式的辫子，男孩子们仍然流行绿色的真军装和黄色的伪军装，但上海的姑娘们已经是长发披肩，面敷粉黛，小伙子们则是蛤蟆镜带商标、喇叭裤扫大街了，让我这个外省来的傻小子看得目瞪口呆。
上海不愧是曾经沧桑的地方，古迹不多，洋迹不少，虽然经过多年的本土化建设、乡土化改造和革命化洗礼，但居民投足举手、言谈和颦笑间仍然残存着当年十里洋场的痕迹。举例说，不管是上层的文人教授、还是下层的贩夫走卒，谈到“面孔”时都会说英文的 face，外地人不明白时，还会耐心地向你解释： “你知道吗？这是英文。”所以，当中国的国门刚刚半遮半掩地打开一个小口时，上海人已经急不可待地拥抱外部世界了。
可惜，那时文化上的所谓对“外”开放，不过是对港台的开放，而且是民间自发、官方围堵的开放，但对喜欢洋味的上海人来说，港台也是“外”，港台也是“洋”，所以，在北京的民团民刊、北大竞选闹得正欢的时候，上海人则忙于贩运港台文化，这种文化“二道贩子”不仅仅局限于街头上戴着蛤蟆镜、提着四喇叭录音机招摇过市的青年市民，也包括大学校园里所谓的“时代骄子”。
记忆里，上海的大学生也关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人道主义讨论和有关民主化的辩论，所谓的“伤痕文学”最早就是以一个上海大学生的同名小说命名的，但他们似乎更热衷于穿上从广州、厦门传过来的新款式港台时装和传唱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
也许，在当时的中国，上海流行的港台时装和邓丽君歌曲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和消解力，一点也不亚于北大竞选。我仍然记得来到上海后第一次在学生宿舍听到邓丽君歌曲对我的震撼：我第一次知道，歌曲除了可以正着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反着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之外，也可以仅仅唱唱风花雪月、卿卿我我、打情骂俏和个人悲欢；我也第一次知道，歌曲除了可以唱得高腔入云、慷慨激昂之外，也可以唱得如诉如泣、哀婉低迷；我也由此第一次悟出，人生并不仅仅是路线斗争、四化建设、国际风云、民族大义，人生还有儿女私情、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生老病死。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在当时那个刚刚走出禁欲主义时代的中国，对许多被历次政治运动绷紧了神经的中国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类似哥伦布看到美洲大陆般的新发现。
二、 “性解放”初潮
上海人迅速从“文革”时代的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阶段，过渡到男男女女在“春风里陶醉飘逸、仲夏夜里绵绵细语”（邓丽君一首歌中的歌词）的阶段，进而急速进军到傍晚公园暗角“非法约会”和举办家庭“黑灯贴面舞会”的阶段。据说当时的上海黄浦公园、中山公园等多处公共场所都成了这样的“性解放”特区。
当然，这种中国式的“性解放”进程也伴随着中国式的“小脚侦缉队”围追堵截的插曲。当时，一方面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围追堵截邓丽君的歌曲；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公检法机关也联合基层居委会老太太，在公共场所甚至私人住宅中围追堵截“非法约会者”和“非法跳舞者”。
例如，我们学校的原男性工人民兵出身的联防队（这次是“大脚侦缉队”）就经常傍晚手提“号志灯”，在学校对面中山公园的灌木丛中反复搜索。
尽管如此，也挡不住那些在“革命年代”中性压抑多年的旷男怨女们一旦走入“开放年代”之后的“性解放”步伐。而上海人在这方面似乎独领全国风气之先。
三、上海炸油墩子
当然，上海的独特绝对不局限于“不爱武装爱红装”和“性解放”，上海还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世俗化城市。上海的生活确实方便，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上海的大街小巷就充斥着贩卖烟酒糖茶的夫妻店和货摊，不知它们是借着经济改革的春风而“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新生事物”呢，还是历经多次“革命浪潮洗礼 ”而未洗涤掉的“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反正我是一方面埋怨上海的“俗气”，另一方面享受着上海生活的舒适方便，度过了大学的四年时光。
毕业分配是一场关系着未来事业发展的生死搏斗。由于我们是“文革”结束后第二批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供不应求，不仅各省市政法部门纷纷抢人，北京的中央机关也派人赴沪招兵买马。许多外地学生都愿意进京，但上海学生却例外，许多无法留在上海的上海学生死活不去北京，宁可被取消分配资格，按照非大学生待遇自谋职业。
这是真事。也许说起来你不相信，其实就连我，当时也不相信我的耳朵。我问过一个被取消分配资格的上海同学，他这样解释他的选择： “上海生活水平比外地高，谋生容易，我宁可留在上海炸油墩子，也不去所谓的京城大衙门。”
四、北京：大衙门大院
我毕业后去了不如上海油墩子的京城大衙门。
那时的北京，当然是古迹多，洋迹少，那时还没有今天这么多高楼大厦，洋行酒店，京城除了故宫、天坛这些古代建筑和大会堂、军博这类革命建筑之外，更多的还是一片一片灰色的四合院、大杂院、平房、临时建筑以及大大小小各类单位的大院，生活不像上海那么方便，有时整整一条大街，除了大院围墙，就是大院传达室，没有一家商店，以至于一位从上海出差来京的同学说： “北京怎么像是一个大县城啊！”
前些年看过一篇文章，讲一个上海人去北京，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没想到走了十几分钟，就逛到头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问别人“北京究竟有几个王府井”。关于服务态度，上海人说，上海的售货员至多不理你，自顾自聊天，北京的售货员却还要训你——“别嚷嚷！嚷什么！”
当然，如今可不一样了，现在的北京至少与上海一样繁荣、喧哗、方便、舒适，今天的北京，比王府井大街热闹的地方数不胜数。
北京人不像上海人，其实是全国各地移民的混合。据说共产党进城前北京只有 100万人，如果这个说法准确的话，那意味着，如今北京 1000多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 1949年从外地进京的人及其后代。“文革”后恢复高考招的大学生又有一次毕业进京潮，例如我所在那个单位，新招雇员中大部分是进京的外地大学毕业生。许多北京居民讲话，南腔北调，不像上海话，自成一体，排外性非常强。与我一起进京的一个同事是四川人，大概是想入乡随俗，学京腔京味，听北京人讲话爱用口头禅“你丫的！”便套用公式说：“今天我丫的上街，碰上一个四川老乡……”引起北京同事哄堂大笑。
五、皇城根下
北京人关心政治的确名不虚传，但那是因为北京人有着外地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京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住在皇城根下的人，虽然中南海的红墙又高又厚，但皇城里的草籽花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到墙外寻常百姓家的庭院中。
就拿我所在的那个单位来说吧，大大小小的官员的配偶、子女就有好几个。据说“文革”前后高层的一些政治斗争，就是通过这些在京城各个单位工作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相互传递而煽动起来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京城的大学生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即使是来自外地的学生也逐渐熏陶出政治敏感来了。而且北京的大学与上海还有一个不同：上海的大学比较分散，北京各个大学相对起来却要集中得多，它们所在的中关村不仅是大学区，也是科研机构、高科技公司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蔚成声势。
六、京沪混血儿
不过，任何概括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对某一地域或某一人群的概括。上海人不仅仅是经济动物，北京人也不仅仅是政治动物，尤其是经过近些年来政治、经济的巨变之后，更不能作如此简单的概括。
去年年底我去内地采访，发现北京的富豪、大款一点不比上海的少，北京人对男欢女爱的关心一点也不比上海人低，而上海由于近来外地人的 “大举入侵”，也出现了像北京一样的人种“血统 ”不纯，语言南腔北调的变异，至于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如今也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爱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