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春秋战国显示了中国整体之“天”分崩离析的凶兆和变乱世纪的倾向，它既是中国古典理性主义萌现的时代，也是原始生命力喷涌而出的时代。各种学说纷呈异彩并有大量悲剧发生。所以，春秋战国也是中国的悲剧时代。
“逐鹿中原”显示了代表原始生命力的蛮族对文明形式和政治中心的掠夺。经历了春秋五霸，到了战国七雄各领风骚杀伐渐歇的尾声，代表最富生气、最能囊括四海的民族，西蛮秦国和南蛮楚国进行了最后的争夺。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是这种形势的有力概括。最后以秦国击败楚国统一天下，楚国的悲剧诗人投江自沉结束了这场纷争。这正契合着人类精神产生的一般规律：两个民族的王持兵器和头颅在舞台上进行政治竞赛，得胜的民族的王取得王冠并占有了历史空间，失败的民族的王头颅落地，整个民族都惨灭了，却留下了诗歌、诗歌幻象，而取得对时间的永恒占有。
在这场热火朝天的政治竞赛中，张扬个体生命意志和富于悲剧精神的事件是普遍的：如伍子胥为报父仇逃奔他国，然后兴兵攻楚怒鞭仇人的死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杀灭吴王夫差；面对虎狼强秦的压境，荆轲告别燕王太子丹，击筑而唱：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无一例外体现了剥去文明外壳后赤裸裸的血腥击杀。相对于这些，楚国诗人屈原身上的悲剧精神体现得更加充分。在日复一日的向父母之乡诀别的过程中，怨恨之情不可遏止；跋涉于漫漫的流放路上，他眼前的景色幻化成诗歌幻象……在他游历了诗歌幻想的理想之邦后，最后终于自沉于温柔的水之家园。屈原表面上是一个弃臣，如他在诗歌中也反复陈述自己对楚王的忠诚；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的王，是楚国的集体祭司；是众芳之最，是昆仑山上的顶峰，是驾驭羲和的高傲之神。总之，是政治角逐失败后的精神的王。
其实，在这场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竞赛中，没有一个是最后的胜利者。秦国，也不是最后得胜的民族，而是承担最后悲剧的国家。它的原始生命力没有完全蜕化为新的政治形式：秩序井然的礼义之治。秦国的残暴很快激起了各国人民的反抗，在楚汉之争的新一轮竞赛中，它顷刻瓦解了。但在秦始皇的兵马俑中，却保留了它威武的神态、奋戟而击的姿势和吞灭六国时排山倒海的气概。总之，一切伟大的悲剧总转化为艺术造型而显示其努力奋争的姿势。
那么，更深的悲剧何在？
%象征着征服、扩张的秦文化，它代表北方的武士和霸业传统；象征着歌颂、漫游和心灵深处日神和酒神舞蹈的楚文化，它代表南方的诗歌和栖居传统。它们都诞生于民族居住的原初地，带有鲜明的野性未化的地方色彩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息。如屈原诗歌中的狐死首丘和他最终自沉于汨罗江；而秦国在灭亡时也未改其虎狼性格。
同时，在周王朝礼崩乐坏而诸侯混战的时候，孔子怀着复兴周礼的热情，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去推销他的礼义之治，却频频遭受冷眼，没有国君的支持，他的计划只能泡汤；而在城邦互相厮杀的混乱世界里，周朝图书馆的馆长老子也在冥思和追问他的终极之“道”，并说：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当人们听不惯他的道时，他就骑牛奔出函谷关，逃到沙漠之孤独里去了。孔孟的“礼”带有世界大同理想的倾向，老庄的“道”则带有万物齐一的倾向。作为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孔子和老子都是道德主义者。只不过儒教是以装饰、仪典和对群体约束的“礼”为目标，是国家政权、意识形态“仁”和导源于天地秩序的等级制的合一。而老子则是剥掉外表装饰和政治说教的神圣外衣，直达心灵中的终极之“道”，而表达了对人类个体的永恒关怀。作为形式文明之一的道德理性，它们共同构成对生命之树的戕伐。
当秦国用武力统一中国时，它无限伸展的原始力量不能被整体和谐之“天”容纳而分担于政治形式中；相反，带有世界大同理想的“礼”文化开始登上了大一统的国家舞台。这样，原来并不能显示其优势的儒文化取得了对作为民族主义的秦文化的优势；而老庄的逍遥精神也渐渐对屈原的悲剧精神进行褫夺。因此，这更深的悲剧就表现为：当各民族倾其武力争夺世界霸权而互相杀伐时，以孔孟的“礼”文化和老庄的“道”文化为代表的世界文化，正暗暗进行着对以秦楚为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劫夺。
当楚国人项羽起义攻秦时，坑杀秦兵二十余万，一把火烧了秦国经营几代的阿房宫，比起秦王的残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汉王刘邦以军事谋略战胜项羽时，他能避免以暴易暴的后果吗？当那个楚国辩士陆贾以诗书之礼劝说刘邦时，他先是不屑地说：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但当陆贾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那个流氓皇帝刘邦居然能够脸怀愧色，在中国实行礼义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