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的定义历来未有定论。泰勒将“文化 ”定义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包括人类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及作为社会成员获得能力、习惯的复杂整体。马林诺夫认为“文化 ”是人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式。科鲁克亨给“文化 ”下的定义是整个人类的环境中由人创造的包含有形与无形的，包括人类生存方式。近人梁漱溟称“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而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则认为文化应是人类生活及其生活环境，甚至包括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本文所依凭的文化的定义就在于此。
一、吴越文化的外延与内涵
中国的文化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其边缘文化有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客家文化、岭南文化、关东文化等等。
吴越文化大致覆盖今江苏、浙江两省的行政辖区及安徽、江西两省的一部分地区，该地区多有丘陵间以平原相继，河脉纵横，水道通畅。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以浙江省为例，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省内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因江流曲折又称浙江，省以江名，简称‘浙’。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位于东经 118°——123°和北纬 27°12′——31°31′之间。它东濒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毗连，北与上海、江苏为邻。全省陆域面积 10.18万平方公里，约为全国面积的 1%，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 23.2%，河流和湖泊占 6.4%，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浙江地形大势，西南部高，东北部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呈梯级下降。浙江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盛行西北风，以晴冷、干燥天气为主，是浙江低温、少雨的季节。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以东南风为主，海洋带来充沛的水汽，空气湿润，是浙江高温、强光照季节。春秋两季为过渡时期，气旋活动频繁，锋面雨甚多，冷暖变化亦大。浙江气候总的特点是：季风交替规律显著，气温适中，四季分明，光照较多，热量丰富，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同时，因濒临海洋，受明显的海洋影响，温、湿条件比同纬度内陆季风区优越，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
而吴越文化区的人文环境上也有其特点。王思任有语， “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吴越地区民风彪悍、勇武，有着强烈的复仇意识。《汉书 ·高帝纪》： “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刘子》： “楚越之风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顾。”《金华府志》： “民朴而勤，勇决而尚气。”《嘉靖宁波府志》： “民多刚劲质直。”《奉化县志》： “贫者虽储无担石，而衣冠楚，亦不至于垢弊，大抵受性刚直，任气尚气。”《诸暨县志》： “民性质直而近古，好斗而易解。”吴越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还体现出一种较强的反传统的精神。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外来文化，礼教与吴越民俗相悖，其传播与接受均受到吴越文化所发出的“反力”。自古以来吴越地区反对儒学、反对程朱理学的文人学者不断，王充、范仲淹、沈括、叶适、陆游、于谦、王阳明、徐渭、顾宪成、高攀龙、金圣叹、黄宗羲、顾炎武、刘鹗、龚自珍、曾朴、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等均是其所处时代的反儒学或反礼教的代表人物。
吴越文人多反对统治者，同情人民，不愿与当局同流合污，体现出文人所特有的品质与社会角色。在异族入侵时，吴越文人也常是进行不懈的反抗。黄宗羲组织的抗清斗争以及明代遗民朱舜水均是其中的代表。而方孝孺更为著名。
“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抓入狱。
以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讬，曰： ‘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尽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塌劳曰： ‘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 ‘成王安在？’成祖曰： ‘彼自焚死。 ’孝孺曰： ‘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 ‘国赖长君。’孝孺曰： ‘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 ‘此朕家事。 ’顾左右授笔札，曰： ‘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 ‘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 ‘天降乱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张廷玉等撰《明史》十三 P4019，中华书局 1974年 4月版）吴越文化作为次要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较易接受外来文化，文化的转型相对较快。吴越地区相对发达的农村经济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大家族聚居成为可能，吴越文人身上因此带有强烈的家族观念，思想中有很强的家庭意识。同时秀丽的山水环境也培养了吴越文人的发达的艺术思维。南方多丘陵，山是小山，水虽有长江与钱塘江，但其间河流交错，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吴越人民选择了重抒情轻叙事，重幻想轻写实的文风。
二、郁达夫的创作与吴越文化有着很深的传承关系“五四”时，异域文化的大量涌入，似乎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此异有许多学者论述），但任何的创新都在对旧的否定与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任何的传统文化都有其接纳与消化的能力与容量，一种自新的发展趋势与欲望。所以“五四”人身上虽然有极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却无法去除自身的集体无意识，即便是急先锋的郁达夫也是如此。
郁达夫作为富春江边长大的作家，其创作一直是带有较为浓郁的“吴越风”的。郁达夫与吴越文化的关系，最浅白与直截的层面上表现在他与江浙山水的关系上。郁达夫在 20世纪的 30年代一度以山水游记作家著名。在蛰居杭州的日子里，郁达夫创作了大量的关于江浙一带的山水游记。这些游记创作伊始，有地方官扩大宣传、附庸风雅的外部诱因，而郁氏内心一直无法真正平静，也是寄意山水间，在湖光山色的浅影疏淡中隐约流露着淡淡的幽愁。此时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几近尾声，他满腔的忧愤仅能见诸游山玩水的看似悠闲浮夸的游逛中。《过富春江》中附着的“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便隐含着对国民党政府软弱外交的斥责。而郁达夫在游记中也是对江南的风光作了大量的细微描述，写富春江、写西溪、写吴山、写扬州、写玉皇山、写西湖，江南秀丽的山水成为其游记的对象。
“吴山的好处，第一在它的近，第二在它的并不高，元时平章答剌罕脱次所甃的那数百级的石级，走走并不费力。可是一到顶上，掉头四顾，却可以看得见沧海的日出，钱塘江江上的帆行，西兴的烟树，城里的人家；西湖只像一面铜镜，到城隍山上去俯看下来，却不见得有趣，不见得娇美了。 ……”（《城里的吴山》，《郁达夫文集》第四卷 P2，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1982年 7月版）“天气渐渐凉了，可是还不至于感到寒冷，蚊蝇自然也减少了数目。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初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混同碧海，叫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这中间若再添上几声络纬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刻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棹响，那湖上的清秋静境，就可以使你感味到点滴都无余滓的地步。 ……”（《里西湖的一角落》，《郁达夫文集》第四卷 P169，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1982年 7月版）随意摘抄了二段，便可见山水在郁氏笔下充满了阴柔与忧郁，当然大家都明白，文人笔下的山水与其主观上的情感是有相对大的联系的。郁达夫在隐居生活中时时不忘国事艰难，此时文字处处透出隐忧。
江南的山水不仅是郁达夫游记创作的对象，而且也是其小说创作中环境的重要来源。
郁达夫的小说总体是属于郁闷与忧愁的，小说内部总是极为压抑，云带愁色， “水一样的春愁”，这其实在现实中亦与江浙一带多雨的天气情况有关。江浙四季多雨，冬季也常是落雨，何况是“梅子黄时”。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瞑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 ’， ‘杏花春雨江南 ’， ‘天街小雨润如酥’，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另外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辞耳，何关雨事。 ……”（《雨》，《郁达夫文集》第四卷 P58，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1982年 7月版）雨带来的多情，雨带来的郁闷，在郁达夫的小说里都是可以体察得到的。 “户外的萧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声，好像送葬者的眼泪，尽在嗒啦嗒啦的滴。壁上的挂钟在一刻前，虽已经敲了九下，但这间一楼一底的屋内的空气，还同黎明时一样，黝黑得闷人。时有一阵凉风吹来；后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树，被风摇撼，就淅淅沥沥的振下一阵枝上积雨的水滴声来。”（《离散之前》，《郁达夫文集》第四卷 P271，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1982年 7月版）江南的云因为阴天的缘故总是垒在一处，由远而近地连成一幕，自天边延至眼前，给现世的人的感觉终是空虚、不着边际，莫名的愁绪。这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可见到。
“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的样子。”（《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文集》第四卷 P251，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1982年 7月版）郁达夫一生虽到处游历，但我们可以相信郁达夫笔下的城市、乡村乃至天气、地理都与江浙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鲁迅曾说其笔下的城楼、街道、人物均与其故乡绍兴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当代作家余华也曾有与此类似的言论。
“天风落处，吹起了一阵细碎的灰尘。屋顶下的市廛的杂噪声，被风搬到这样的高处，也带起幽咽的色调来，在杳无人影的屋顶上盘旋。太阳的余辉，也完全消失了，灰暗的空气里，只有八排电灯在那里照耀空处，这正是白天与暗夜交界的时候。”（《落日》，《郁达夫文集》第一卷 P270，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1982年 7月版）“天空的周围，承受着落日的余晖，四边有一圈银红的彩带，向天心一步步变成了明蓝的颜色，八分满的明月，悠悠淡淡地挂在东半边的空中。几刻钟过去了，本来是淡白的月亮放起光来。”（《青烟》，《郁达夫文集》第一卷 P232，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 1982年 7月版）由上面片断来看，两处的环境描写极是相近，可见江南的气候、风景均是郁达夫创作的来源。郁达夫根据题材的需要随时提取一些江南的“淡云清风”来描绘人物所在的背景与周遭环境。
江南的山水培养了郁达夫特有的气质。以“忧愤阴抑自牧”来形容郁达夫，在我看来是较为恰当的。世人多见郁氏的牢骚与哀叹，而不见其抗争的文字。编者选文集，多选其小说而不见其杂文与政论文，而正是这些更为直接地体现出其抗争的一面。
郁达夫的名言， “I%am%not%a%fighter，%but%only%a%writer。%”曾经为他引来软弱怯懦的批评，但是我们在现在看这句话，其中恐怕包含的更多的还是他对自由的执著。“左翼 ”文学的政治性往往与其坚持个人独立立场有着冲突，使他在对事物作独立思考时颇觉不便。但我们切不可以此忽视郁达夫的斗争性与不妥协性。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1915年），曾经参加朱舜水先生的纪念会，并作旧诗《吊朱舜水先生——舜水纪念会上作》，可见朱舜水等遗民在其心中的独特地位。 1918年 5月，郁达夫又参加了在日留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当局签订的《中日军事协定》而掀起的罢课学潮（中学时代郁达夫就曾两次参加学潮）。而郁氏本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所体现的抗争与不屈的精神品质，又可在吴越诸多先贤身上寻到精神上的渊源。郁达夫在牺牲前与敌人巧妙周旋，营救印尼抗日友人以及洒脱达观的态度，均带有传统吴越文人的风骨。郁达夫对于统治者一直持否定的态度。
1927年 1月 7日郁达夫作政论《广州事情》。此文当时颇引发了一场争议，引起创造社内部的分歧，并导致郁达夫声明退出创造社。但今人在看这段往事时就比较理智，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中认为“郁达夫写的《广州事情》揭发了广州的各种窳败情形究竟对不对，应不应该揭发，现在看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郁达夫对统治者甚至是革命队伍中的领导者的大胆怀疑，在区域文化的角度上确与吴越文化有着很深的传承关系。
郁达夫创作中的江南气质是其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江南的风雨云雾共同构造出郁达夫笔下独有的诗化境界，江南的风土人情、人物气质也是吴越文化给郁达夫的馈赠。
本文试图由吴越文化的角度来对郁达夫的创作与气质进行观照。但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地放大区域文化对作家个性、创作的影响力，毕竟这只是诸多影响作家的外在因素之一罢了。（有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