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鲁迅自北京抵厦门大学，除了给许广平写情意绵绵的这一年，鲁迅写信最多的，是韦素园。在这一年里，鲁迅给韦素园写了二十一封信。
到厦门大学后，除了给许广平和许寿裳两个人报平安外，第三封便是写给韦素园的。自然是要他寄书，顺便告知自己的情形，有一场大风，将林语堂的门和屋顶都吹破了，而他自己的房子还好。大约韦素园之前曾经让鲁迅向林语堂组稿子，可是，鲁迅到厦门大学以后，发现，林语堂天天开会，自然，还要负责安排老师的房子，还要忙着安排自己兄弟哥哥们的工作，根本无时间写文章，便也在信里说明了。
一个月的时间，鲁迅给韦素园了写了六封信，并撰写了三篇稿子。在厦门大学期间，鲁迅总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刺激，写不出什么文字来，但为了《莽原》杂志的销路，稿子还是必须要写的。鲁迅写稿子有时候是一口气写完，并不留稿底的，因此，偶尔会出现，在邮路上丢失稿子的情形，哪怕是寄了挂号，也不能保证。
1929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韦素园：“我于本月八日寄出稿子一篇，十六日又寄两篇（皆挂号），而皆系寄新开路，未知可不至于失落否？甚念，如收到，望即示知。否则即很为难，因我无草稿也。”
和韦素园的通信，多是工作上的，譬如封面的画不合适，某某君的文章有些罗嗦，但还是勉强刊登吧。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一个杂志的主编对一个编辑部主任说的话。1926年11月7日的信里便谈到了《莽原》杂志的管理问题，鲁迅写道：“丛书及《莽原》事，最好是在京的几位全权办理。书籍销售似不坏，当然无须悲观。但大小事务，似不必等我决定，因为我太远。”
这封信之后，大概因为杂文集《坟》的出版，以及《莽原》的事务，接下来的几天鲁迅几乎每两天便写信一封致韦素园。而当时，高长虹在上海创办了《狂飙》周刊，正在一边利用鲁迅挣钱，又一边骂鲁迅。
说到高长虹，鲁迅便开始在信里批评韦素园：“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而外，一无所有。所以偶然作一点格言式的小文，似乎还可观，一到长篇，便不行了，如那一篇《论杂交》，直是笑话……在未名社的你们几位，是小心有余，泼辣不足。所以作文、办事，都太小心，遇见一点事，精神即很受影响，其实是小小是非，成什么问题，不足介意的。”
这是1926年12月5日的信，在这封信里，鲁迅还不知道高长虹攻击是“为了一个女性”。韦素园看了鲁迅的回信后，将在京城流传了很久的月亮诗的故事告诉了鲁迅，鲁迅看到信件，恍恍然，甚至有些将信将疑，立即复信韦素园：“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经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一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到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没有吞没这月儿。”
这是鲁迅第一次在和韦素园的书信里提到许广平，而且说得很坦诚，彼时，鲁迅和许广平虽然处于热恋之中，但当时两地分居，是真的还没有吞没月这呢。
1927年韦素园肺病加重，咳了血，鲁迅非常关心，刚到中山大学便写信一封劝慰：“兄咯血，应速治，除服药打针之外，最好是吃鱼肝油。”
因为韦素园的疾病，关于《莽原》杂志的编辑，接下来一直是由李霁野负责，后来台静农加入进来，鲁迅和韦素园的停止，而和李霁野通信较多。
大约中断了一年的时间，然而，在这一年间，因为韦素园修病假，主要事务由李霁野及韦丛芜负责，然而，李霁野和韦丛芜却有了矛盾。自然，这期间的细节，鲁迅并不知晓，但因为鲁迅在上海因为编辑奔流，韦丛芜便发牢骚说鲁迅忘记未名社了。后来，韦丛芜干脆编辑了一册《独立周刊》，结果，后来也没有印成。
和韦素园的通信，是1929年3月间续上的。韦素园在信里问起鲁迅的“新生活”，所谓新生活，其实就是鲁迅摆脱了北京的夫人朱安，而携着自己的年轻女学生许广平双宿双飞，去了厦门大学。自然，这些传说在北京起步，到了上海，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在某旅馆又被高长虹或者其他一些文学青年看到，这传言便更加茂盛了。
鲁迅在这封回信里的一段话，是他第一次口述他和许广平感情的变化：“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岛（章廷谦）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鲁迅的新生活，因为上海高长虹的骂以及各式各样的流言，所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的风波。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故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
除了这些后学的道听途说加以传播之外，反目之后的兄弟周作人对于鲁迅的新生活也是多有讽刺和批判，譬如他在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一文中就有对鲁迅的新生活的影射：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好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鲁迅，直到建国后，周作人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在致友人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
而鲁迅自己的学生讨论爱情的机会并不多，和孙伏园大约是说过不少的，但两个人因为经常在一起，所以只是口头交流，并没有书信及其他文字资料留下来。和李秉中讨论过爱情和婚姻，但也只是泛泛地讨论，并没细告他自己和许广平的种种细节。而和章廷谦讨论过性事中避孕的一些细节。
和韦素园讨论的这封书信，所以显得极其重要和趣味。
这封信之后不久，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并去西山看望了韦素园。时间是1929年5月30日，韦素园听说恩师要来，高兴得开了花，专门打扫出一间小房子，还请厨房的大师傅杀了三只小鸡。鲁迅在两地书写到了这天的经历，心情也特别畅快：“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坐起，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很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仿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痊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当时的鲁迅正每天一封信的速度和怀孕中的许广平通信，然而这一次，鲁迅却并未告诉韦素园许广平已经怀孕的消息，直到两年后，鲁迅在上涨被谣传被捕入狱，韦素园很担心，转折写信问候。鲁迅及时回复韦素园，并告诉他，他和许广平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已经一岁零四个月。
然而，一年后，韦素园便不治而亡。鲁迅给韦素园写了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