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长虹喜欢许广平而作了一首《月亮诗》的流言，是从韦素园的信里知道的。韦素园也是听沉钟社的人说的。鲁迅有些不信，并没有在信里告知许广平。
然而，刚刚生完孩子到厦门大学报到的章川岛夫妇，一到校就去找鲁迅，章川岛告诉了鲁迅实情，原来，这种流言早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了，传播的人很多，有王品青、孙伏园、章衣萍、李小峰、二太太……。不仅这些人传播流言，后来从北京接了家眷回来的黄坚和顾颉刚又在厦门大学向学生们和其他老师广泛传播，鲁迅之所以接受中山大学的邀请是要寻找他的月亮，他是黑夜。在一次送别鲁迅的晚餐上，同事陈万里半开玩笑地向鲁迅求证此事，鲁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给他碰了个软钉子。不过在书信里，鲁迅还是乐意做一下夜晚的，仿佛，他说道：“况且如果是‘夜’，当然要有月亮，倘以此为错，是逆天而行也。”
在北京传播流言的人中有二太太。这是鲁迅在《两地书》中第一次提到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许广平第一次给鲁迅写信是1925年3月，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已经分开近两年的时间了，所以，鲁迅从未在信里面向许广平介绍过自己的这位大文学家弟弟和日本弟媳。
其实这位二太太并不是第一次造鲁迅的谣。这位二太太之所以反感鲁迅，和经济有关。他第一次造鲁迅的谣言是这样的——在鲁迅的日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1924年6月11日，晴，风。晨得陈翔鹤信。上午寄郑振铎信。寄阮和森信。往山本医院为母亲取药。寄伏园校稿。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纠正之，然终取书、器出。
这是鲁迅最后一次进入八道湾住宅，从此以后十二年再未去过。
日记中的启孟自然是周作人兄台，而妻自然就是前面致许广平书信中所提及的二太太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是鲁迅和周作人等人在日本留学时租住伍舍时的佣人，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的话，鲁迅认识羽太信子更早一些。然而，周作人和羽太信了相爱后结婚，为了供应周作人继续在日本读书，鲁迅不得不回国教书，之后因为好友许寿裳的关系进了教育部任职，然后才到了北京。八道湾是鲁迅花了极多心思装修出来的一个家，初时，三兄弟及母亲同住在一起，兄弟怡怡，然而，据鲁迅日记载：1923年7月14日，晴。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923年7月19日，昙。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下午雨。7月26日，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8月2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这几天的日记已经把兄弟反目的事实说得明明白白。周氏兄弟反目的事情是五四以来一段公案，考证这段历史的鲁迅研究学者们，说了大段大段的车轱辘一样的话，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无非用郁达夫的回忆文字、许寿裳的回忆文字、许广平的回忆文字以及章川岛的回忆文字来佐证。
林语堂在自传的附记中写道到周氏兄弟，说鲁迅极热，而周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林语堂和周氏兄弟同是语丝社同仁，因为常在北京中央公园茶话，和周氏兄弟相交颇多，譬如1926年邀请鲁迅到厦门大学。虽然周氏兄弟共同出席语丝的茶社，但是两兄弟却已经不说话，林语堂在回忆文字里提到这样一句：“但是两位弟兄不大说话，听说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我也莫知其详。”
这位日本太太究竟是如何挑拨兄弟的呢，鲁迅那天的日记里仿佛欲言又止，只是说了一句“凡是捏造未圆处，则起孟纠正之”。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在《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一文中有关于此次搬迁的详述：
鲁迅与周作人青少年时代“兄弟怡怡”的情景早为人们所熟知；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的业绩，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查阅鲁迅与周作人的日记，直到1923年上半年，他们还维持了兄弟之间正常的关系：他们在八道湾一起生活，共同指导北京大学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餐品茗……直至当年的七月三日，兄弟俩还同去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买书购物。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七月十七日，周作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后来“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池上来诊。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经常歇斯底里大作发作。周作人同年一月七日日记中就有“信子发病，池上来诊”的记载。二是鲁迅当天的日记毫无与家庭矛盾有关的内容。七月十八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周作人。”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大家随即都会想到鲁迅是不是和自己的弟媳妇有不正当的关系。因为周作人在短信里说“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基督徒，基督徒是不允许男女私通的，否则就会受到全体教徒的责难。那么周作人不愿意责难，的确是有些隐约，仿佛是说，你要自重，不要来勾引你的弟媳了。
这样联系起鲁迅在日记里说二太太骂他的话，便有些说通了。甚至事情过了近一年的时间，鲁迅去取书的时候，还又骂骂咧咧。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矛盾，在三十年代的一些小报上，也被当作桃色新闻，被狠狠地书写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公报》上曾刊登一篇《鲁迅和羽太信子》的文章，文章很短，但文章却很是被流传了一阵子，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仿佛亲眼看到了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一样。语气很是肯定，然后羽太信子生气十分，便向周作人告发鲁迅，这才有了兄弟反目的事实。
然而这文章毕竟是绯闻，过不久便烟消云散。直到鲁迅逝世，郁达夫写回忆录时，才提到此事：“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也终于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缮，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岂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的那一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这位二太太花费大度是真的，不止一个人回忆，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出版的新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也有关于羽太信子用钱无度的很多记录，譬如周建人就是被羽太信子逼到上海去的，到了上海以后，周建人还要每个月往羽太信子那里寄钱，因为他娶了羽太信子的小妹，直到有一天，周建人上班时的劳累过度晕倒了，同事中有一个叫王蕴如的女孩子照顾他，这才谈了一场新的恋爱，彻底摆脱了羽太信子的控制。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喜欢买最好的东西是周氏兄弟的矛盾的一个导火线。
鲁迅劝周作人有时间好好地管理一下羽太信子，然而周作人不大会做人，在劝说羽太信子节俭的时候，他竟然把鲁迅出卖了，他说：“大哥看你花钱太浪费了，所以你要注意一些。”于是，羽太信子便开始在鲁迅不在的时候乱花钱，而当着鲁迅的面又耍另一套把戏。
然而，这样也不行，当时在八道湾负责采购东西的一个管家叫做齐坤，很会讨好羽太信子，此人颇为狡猾，有一次鲁迅发现他买东西占了一些小便宜，便把他叫到身边来说了他两句。鲁迅又特地跑到羽太信子那里说明了情况，谁知，羽太信子不但不骂齐坤，还专门交待齐坤一定要避开鲁迅才行。
到了这个时间，鲁迅已经成为阻挡羽太信子大手大脚花钱的绊脚石了。
据日本作家增田涉回忆说，鲁迅喜欢孩子，常常买一些糖果放在口袋里，回到家里，见到周作人的孩子或者周建人的孩子便会蹲下来，掏出糖给他们吃，然而，只羽太信子发现后，会立即把糖从孩子手里夺回来，扔得远远，并骂骂咧咧地说，脏了。
定居上海以后，在茶余饭后，鲁迅会和许广平说起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这是一段是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文章里关于这位二太太的描述。
兄弟失和，与二太太的挑拨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究竟是因为金钱的问题，还是鲁迅有失敬的地方呢，到目前为止也无定论。鲁迅的学生，那位一撮毛哥哥，章川岛先生在访问鲁迅博物馆时曾经说过：“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他。周作人的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兄弟反目之后，鲁迅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先是暂避到俞英崖为三个女儿租住的砖塔胡同的一个小房子，不久后，又购买了宫门口西三条胡同里。刚反目后，兄弟两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候共同的活动，还是参与的，譬如，女师大风潮时，鲁迅起草的那个反对杨荫榆的宣言，周作人也是签了名的。
鲁迅在砖塔胡同居住期间，帮许钦文编辑一本书，给孙伏园写了信，内容如下：“伏园兄：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村乡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二十七篇，兄可以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此信中，鲁迅通过孙伏园向周作人推荐许钦文的作品，矛盾似乎并没有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但是过了不久，鲁迅去八道湾取书，不知为何，矛盾扩大了，二太太羽太信子造谣辱骂，周作人甚至还拿一个空空的花盆向鲁迅砸过来。
这一次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彻底决裂，大概是1929年，鲁迅向北京孔德学校推荐一个学生，叫做韩侍韩侍桁在晚年的《忆恩师鲁迅》中写到过诸多鲁迅的事情，但有一件，事关周作人和鲁迅的矛盾。
韩在日本时曾经给鲁迅先生买一些书，所以一直通信联系较多。1929年4月间，鲁迅先生去北京探亲，其实应该是为了参加苏联的一个世界作家大会什么的。这个时间的韩侍桁也要从日本回国，希望能回北京找个工作，就写信托鲁迅。而且为了韩侍桁的工作，鲁迅先生在北京专门找了马幼渔、张凤举等人帮忙。鲁迅曾经在两地书中两次提到。一封是1929年5月23日的信：“明天仍当出门，为侍桁的饭碗去设法。”另一封信是1929年5月25日的，写到：“我今天出门，是为侍桁寻地方去的，和幼渔接洽，已略有头绪。”
当年7月，韩从日本回国，鲁迅在1929年7月31日致李霁野的信中也曾经写到“荐了一个，也各处被挤”。到北京以后，韩侍桁得到马幼渔的帮助，于是，韩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一个星期上三节课。但是钱不够，于是，马幼渔就又帮助韩联系孔德学校兼课的事情。这个事情被周作人知道了，他不同意。后来鲁迅对韩讲，周作人这样说的：我的女儿在孔德学校读书，不能请鲁迅介绍的人来教书。后来因为周作人又是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的主任，韩侍桁连北京大学也不去了，回了山东。
由此可见，到了1929年，二周的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鲁迅去世后，回忆文章很多，许寿裳因为和鲁迅交往数十年，而此人又因为解放前到了台湾，所以他的文字最为可信。他在回忆鲁迅时曾写道：“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她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搬出八道湾之后，有一阵子，心情特别郁闷，再加上工作又忙碌，身体很不好。身心俱疲的情形下，鲁迅曾经在1924年9月21日，即往八道湾取自己的书物被周作人、羽太信子谩骂殴打出来的三个月后，所写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愤慨地记录了这次谩骂殴打事件，文说：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下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徒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宴之敖是鲁迅的一个笔名，他自己的解释是：“宴”字从“家”、从“日”、从“女”，“敖”字从“出”、从“放”。这个笔名的意思是：被一个日本女人从家里逐出来。
这个笔名后来又反复用过，这个笔名的意思第一次被解释是萧红问许广平，许广平解释的。从这个名字里，能看出鲁迅隐在骨子里的那份幽默，即使身体被殴打了，心情郁闷着，所起的名字，依然藏着几份冷色的幽默和自嘲。
关于二周的恩怨，最新的研究成果，见于1964年6月，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其中收入了《鲁迅与周作人》一文。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主要是征引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文中写道：“许寿裳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收到了鲍耀明寄赠的这本书。他在同年10月17日致鲍耀明信中说：“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月30日致鲍耀明信说：“《五四文坛点滴》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大抵去事实不远。著者似尚年轻，唯笔下也还慎重，这是很难得的。”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
阐述完毕周氏兄弟的恩怨之后，再看《两地书·一一二》中的片断，自然易于理解了。在这封信里，鲁迅还向许广平说了章衣萍等人的阴暗，原来，章衣萍每一次都不想到客厅里坐，只想坐在鲁迅的卧室里说话，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外面打好了赌，说是鲁迅在房间里藏了许广平。当然，章衣萍只是年轻人的娱乐，而二太太则完全是一个造谣爱好者。比如，鲁迅托许羡苏买了几株柳树，然而却引来了一番闲话，原信是这样的：“我托羡苏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也大不以为然，向八道湾鸣不平，听说二太太也大放谣言，说我纵容学生虐待她。现在是往来亲密了，老年人容易受骗。所以我早说，我一出西三条，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
在以后的时间，譬如鲁迅的原配朱安女士，也是从二太太的口里知道鲁迅已经和许广平结婚生了孩子。其实，彼时，鲁迅刚刚和许广平住在一起，并没有孩子。可见，羽太信子，除了自己的臆病之外，造谣的确是她的一大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