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厦门到广州的路线，鲁迅和许广平在书信里已经复习过多次了，自然要在香港做一个停留。晚饭的时候到了香港，却要第二天早晨九点才能启航。所以，鲁迅在船上有些寂寞。同房间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下了船，只剩下他一人，从封好的旅行包里艰难地掏出纸和笔，鲁迅又开始写信。因为明天早上若有时间登陆的话，便在香港将信寄出，寄不出也没有关系。闷得慌，就写两句身边的情况。
《两地书·一一三》是《两地书》中的最后一封恋爱信件，在船上写的。每一次读到此信，都会想起恋爱大王徐志摩兄，他也在船上给陆小曼写过信的，但他写信的条件要差很多，不像鲁迅，有一个阔气的单人间。徐志摩是在人来人往的甲板上，把信纸放到船舱的墙壁上写信，一边称呼亲爱的小曼，一边还要把屁股向里面贴紧一些，让一个抱小孩子的妇女过去。那情景实在是戏剧得很。
鲁迅倒没有来得如此热烈和急切，却也有一样浓郁的感情。从厦门到广州之后，鲁迅和许广平便结束了恋爱，直接步入了谈婚论嫁的路径。第二天就要抵达广州，所有在信里能说的或者不能说的话语，都可以在人少的时候悄悄说起。
《两地书》共分为三辑，第一辑在北京时，两个人只是定了情，初恋；第二辑是一个在厦门，一个在广州，是热恋。空间和时局煎熬了他们，能让他们耐得信这寂寞的，正是两个人不离不弃的心。所以第二辑中的书信是鲁迅一生中最为热烈的时候。然而，第三辑是结婚后的通信，当时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的病，许广平当时大着肚子，在家里期待着鲁迅的信，自然也是情深意切的，但是，这毕竟是幸福的后话了。
只有这封在船上的信，马上要见面的信，最能表达鲁迅激动的内心。然而这封信里并没有说任何缠绵的情话，因为是在船上，四周有嘈杂的人声。而关于爱情，鲁迅在上封信里已经说明白了的。
那信很是著名，即是《两地书·一一二》这封长信，在这封信里，鲁迅说了高长虹骂他的原由。但是，也是在这封信里，鲁迅第一次向许广平求爱，不在遮掩，不在犹豫，不在胆怯地一边后退一边说，我不愿丢掉我的朋友。这一次鲁迅的态度唯一了，用力了。如下：“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做朋友。”
这是向许广平表达，他只喜欢许广平一个的态度，鲁迅的意思，对于来者，我以前或许只是当作学生或者需要帮助者，现在不了，我把你当成我唯一的爱人了。在接下来的信中，更是一味地表白，一句“这是你知道的”作了开场词，列举了自己在许广平面前所做的一些工作，譬如晚上熬夜替高长虹校对，校得吐了血，要吃药才能继续工作，譬如给许钦文编选小说集，譬如帮李霁野付学费，譬如帮助韦素园治病，譬如帮助李秉中寻找出版社，譬如帮助向培良等人创办新的报纸副刊……然而，他们呢，这些人都做了些什么呢？“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似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的人了，我可以爱！”
这封信在出版的时候被改动了几个字，原信是：“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
在广州登陆以后，进入中山大学，先是住在钟楼西面的二楼上。因为来访者太多，太辛苦，于三月底便让许广平找到一个白云楼，他和许寿裳、许广平三个合住。这个时间，两个并未同居，但是许广平负责做饭，鲁迅总算可以吃到可口的饭食。
在中山大学，许广平是鲁迅的助教，除了平时替鲁迅抄写东西之外，还要负责做他的翻译，比如鲁迅到香港的演讲，包括在广州市教育局所作的那个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演讲，均是由许广平陪同前去，并作广东话的翻译的。
在中山大学四个月的时间里，帮助好友许寿裳解决了工作（但不久许也和鲁迅一起辞职），还在广州开了几个月的书店，其间还雇佣了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照看着书店。刚到中山大学不久，他就致信章廷谦：“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正因为鲁迅的名气，有一些进步的青年与鲁迅便走得近，然而，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清党，抓捕了许多左翼的青年学生。鲁迅营救学生未遂，又加上中山大学准备聘请顾颉刚等人，他一气之下，辞职了。
关于鲁迅的辞职，傅斯年曾经去鲁迅的办公室拼命挽留，傅斯年的办法是：顾颉刚虽然被聘到中山大学，但是第一学期不让他上课，只派他到北京去购书，不和鲁迅见面。傅斯年是鲁迅的学生，当年，他与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的时候，傅斯年曾经约请鲁迅点评杂志，鲁迅当时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对傅斯年很是帮助，赞美了他。然而，这一次，鲁迅在办公室里严厉批评了傅斯年，导致傅斯年跑到校长朱家骅家里痛哭流涕。
因为同在一地生活，又同在一起工作，书信不写了，但不论鲁迅做什么样的事情，许广平都是支持的。比如，鲁迅的辞职，许广平便是支持的。北京回不去了，因为前不久收到一封信，朱安女士的一个兄长要住进西三条里，家里面很充实了。没有多余的地方，自然，这也只是鲁迅的托辞，因为，他不可能带着许广平住进北京的宅院里。
南京有一个期刊想请鲁迅，也被拒绝了，他计划到上海去，原因是周建人在上海，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李小峰想把在北京的《语丝》移到上海来办，想请他编辑。总之，广州的革命气氛已经很不适合居住。鲁迅在1927年9月19日致一个名叫翟永坤的作者的信中写道：“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同一天晚上在致信章廷谦时，鲁迅写道：“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
正是因为看到鲁迅的这前后左右的善良与朴实、烂漫与天真、偏执与清高，许广平才一往无前地追随着，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喜好，充当厨师、翻译、助教、洗衣工及崇拜者。1927年9月29日，鲁迅和许广平两人同船离开广州，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