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小伙子，给他带来了一股清新而强劲的风。达雅告诉他，近两年来，自己几乎没看过一份报，对共青团的认识模模糊糊。
达雅知道，父亲非常不欢迎保尔的到来；母亲呢，由于老头子无理取闹，已经发过一次心脏病。
客人说不定明天就离开。只要他一离开，家里的一切又将是老样子了。“我好傻，何必想他呢？他来了，走了，再过一天，什么都忘了。”达雅不知怎么的，心里特别不好受。她一头扎进枕头，哭得很伤心。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从外面回来，见达雅独自在家，其他人都走亲戚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一付挺累的样子坐到了椅子上。
“您怎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
保尔想起夜里设计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
为了不受别人干扰，他说得很快，而且开门见山：
“达雅，听我说。我很快就要走了。这次到你家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咱们一定能够改变这种处境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可以带你们一同离开这儿。你和廖丽亚都有一双勤劳的手，工作肯定找得到！可现在，我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呢。那么，如今怎么办？我要争取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状况，天知道那些医生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我写信给妈妈，商量一下。我们来个快刀斩乱麻，把这事儿解决好，反正我决不会扔下你们不管。不过，达雅，有一点很重要，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彻底改变，你有这样的力量和愿望吗？”
达雅抬起头，轻轻地回答：
“愿望我有，可有没有力量——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么不坚决。保尔能够理解。
“没关系，达雅！有了愿望，咱们就准能把事情办妥。告诉我，你很留恋这个家吗？”
达雅没想到他会这样问，愣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很可怜我妈妈……虽然她更喜欢的是乔治……”
这天，他们谈了许多话。家里人快要回家了，保尔打趣地说：
“奇怪，老头子怎么没给你找个人，嫁出去拉倒？”
达雅惊慌地摇手：
“我不出嫁，廖丽亚的婚事，我看得太清楚了，我绝对不结婚！”
保尔笑了：
“这么说，你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了？要是有个小伙子，突然向你求婚，盯住不放，而且确实是个挺棒的小伙子，你又怎么办呢？”
“我不结婚！”
保尔伸出一只手，放到达雅肩上；说：
“听着，不结婚也能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待小伙子的心肠好硬呵。幸亏你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要不然，我可下不来台了。”
“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能帮得上什么呢？”达雅低声说。
几天以后，保尔乘火车去哈尔科夫。到车站送行的有达雅、廖丽亚、她们的妈妈阿莉比娃。临别，阿莉比娃从他的嘴里得到保证，决不会忘记廖丽亚姐妹俩，一定要帮助她们挣脱牢笼。她们送他，完全跟送亲人一样。达雅眼里泪水盈盈，列车开动了好一会儿，保尔还从窗口望见廖丽亚挥动的白手绢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在哈尔科夫，保尔见到阿基姆就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
“保尔，不行哪！我们这儿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写的是：‘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他们当然会写出一大堆来！我求你了，给我工作机会吧！老是住在医院，没什么用的。”
阿基姆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尔，你要理解，这样才对你比较好。”
但是保尔激动万分，坚决要求恢复工作，弄得阿基姆也顶不住了，只得答应。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可是才第一天，他便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就是八小时，饭也不吃，因为没有力气走下三楼到食堂里去。经常是忽而这只手，忽而那只脚感到麻木。有时候，全身动弹不得，还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浑身无力，起不了床。等发作过后，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已经迟了整整一个小时。由于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保尔心里明白，自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要离队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动工作，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不可避免的事情依旧发生——他病倒在床。于是，保尔记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便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赶来了。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许多情况，其中有一点最重要：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就是说，我的情况好得不得了，已经根本用不着治了。”他想说句笑话，但双方都笑不出来。
保尔刚恢复一点体力，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不肯让步了，他态度坚决，要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
“我绝对不去。住院没什么用处，这是从权威人士那儿听来的。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休，领抚恤金。然而我决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不让我工作，我总共才24岁，不能靠着残疾证过完一辈子。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工作——适合我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里干，或者在机关里搭个铺……这份工作要能使我心里充实，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
保尔说着说着，嗓音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响亮了。
阿基姆明白，这个不久前还像一团烈火似的年轻人，此刻满腹汹涌着怎样的感情。他懂得，保尔把青春献给了党，要他脱离斗争，隐退到后方，那是太可怕了。因此，阿基姆决定尽量为他争取。
“好吧，保尔，不要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你争取工作的机会。”
保尔费劲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认为，我被生活逼进死角，被压成一张薄饼了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使劲儿拉过阿基姆的手，贴到自己的胸口，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急速的心跳。“只要心还在跳动，就别想使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把我拉出战斗的行列。你记住这一点吧，老大哥。”
阿基姆默默无言。他知道，这不是漂亮话，这是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在呐喊。
两天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的一个编辑部里，有个重要的职务可以让他去担任，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具备在文字战线上工作的能力。
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位女同志，曾是个老地下工作者，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出几个问题。
“同志，请问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上过党校或政治学校吗？”
“没有。”
“哦，没关系，这样的同志通过实践，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并不少见的。您的情况，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可以给您一个工作，用不着到这儿来，就在家里做。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方便。不过，做这工作，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不妙。半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他知识的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女同志用红笔划出了三十多处语病和拼写错误。
“保尔同志！您很有才气，只要下一番苦功，您将来完全可以成为文学工作者。但是目前，您的文字还不太通顺。从这篇文章看得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一直没时间学习。
“很抱歉，我们不能任用您，然而我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这篇文章，只要在文字上稍稍加工，内容不必变动，就是佳作了。可惜，我们需要的人，是善于帮助别人修改文章的。”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的眉毛抽动着。
“行了，我同意您的看法。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我曾经是个好火夫、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也会鼓动共青团员。可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就不是个合格的兵了。”
保尔说完，走出房间。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上班是想也不用想了，在病床上度过的日子越来越多。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抚恤金。他拿到抚恤金，同时还领取了残疾证。中央委员会也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给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这天，港口来了几封信，是丘查姆家的母女三个要他前去帮助他们。
一天早晨，列车载着保尔疾驶而去。他望着车窗外，电线杆在往后飞去。他紧锁双眉，黑黑的眼睛里蕴含着顽强的毅力。
保尔的第二次出现使丘查姆一家的矛盾激化到极点。老头子听说保尔来了，大发脾气，母女三个起来反抗，保尔责无旁贷地当了她们的头儿。老头子没料到，妻子和女儿会给他这样有力地反击。从保尔到来的这天起，这家人就分开过了，通向老头住房的过道钉死了，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保尔把房钱预付给老头子。老头子对于分家，似乎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两个女儿跟他闹翻后不会再向他要生活费了。
为了交涉的方便，阿莉比娃依旧跟老头子一起住。老头子恨死了保尔，不愿意跟他见面，所以从不到年轻人住的这边来。然而在院子里，他呼呼地喘气，跟火车头似的，表明他才是这儿的主人。
老头子为了给房客捣乱，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户底下，乒乒乓乓地猛敲钉子。他很有把握：这样能妨碍保尔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