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曾经发动过两次宫廷政变，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为其浴血的勇士们中，就有出身卑微的三韩人。这些三韩人都因为参与政变而飞黄腾达，然而后来其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唐玄宗发动的第一次政变是为临淄王时，于唐隆元年（710）六月诛灭欲临朝称制的韦后和诸武势力。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成为皇太子，旋即登上皇位，但受到太平公主势力的威胁，遂于先天二年（712）七月三日发动第二次宫廷政变，诛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帝位从此稳固。随从李隆基发动政变的高丽人，据史书记载只有王毛仲，笔者检索出土的墓志资料发现至少还有史籍阙载的其他高丽籍人李仁德、王景曜（耀）。今据相关史料记载，对两《唐书·王毛仲传》进行补充，并对其他参与玄宗政变的高丽人事迹进行考述，以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王毛仲的仕唐事迹
王毛仲是史籍明确记载参与玄宗宫廷政变的高丽人。其父王求娄，因犯罪而举家被没为官奴，所以王毛仲出生后就成了临淄王李隆基的家奴。由于“性识明悟”，深得李隆基赏识，因而王毛仲的命运随着李隆基地位的变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转折就始于唐玄宗发动的政变。然而在诛韦政变中，作为玄宗贴身侍从的王毛仲却因害怕而逃离了政变队伍，直到政变成功之后方才露面。李隆基不仅没有怪罪，反而提拔他为将军，足见王毛仲在李隆基心中的地位之高。在诛除太平公主势力的第二次政变时，王毛仲就表现得很活跃，积极奔走。事后被册封为辅国大将军（正二品武散官）、霍国公（从一品爵），食封五百户，并授左武卫大将军（正三品武职事官）、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闲厩使在开元中叶前主持皇室马政，因关涉天子及皇室的出行安全，“非忠臣而莫任”，其任命是“带有帝王感情化的主观决定”。此愈可见王毛仲深受唐玄宗的信任。
有玄宗为后盾，王毛仲也“奉公正直，不避权贵”。如其在任太仆卿时，针对“草定四部”的修书学士们“踰年不成”却令“有司疲于供拟”的状况，奏罢其内料。在任闲厩使期间，部统严整，又用心经营，在牧事方面建树颇多，尤其是开元十三年扈从玄宗泰山封禅时别出心裁的马队设计，令玄宗皇帝龙颜大悦，在泰山下即加封毛仲为开府仪同三司，为玄宗登基以来官至开府的四人之一。除此之外，王毛仲还率军出征。开元九年（721）四月，“兰池宾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共同反叛，王毛仲奉敕以“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身份”率兵镇压，平定了叛乱，不仅显示了玄宗对其的信任，也表明了毛仲有军事方面的才能。
玄宗在藩邸时就极为宠信王毛仲。后来，毛仲一时不在身边，玄宗竟会出现怅然若失之态。毛仲嫁女，玄宗亲自充当说客，强命毛仲企盼不到的直臣宋璟预席；毛仲妻生产之后，竟能借玄宗的御园纳凉。最惊世骇俗的则是王毛仲的“双妻”之举：王毛仲本有妻室，玄宗皇帝竟又赐其一妻，两夫人同承恩赐，并封为国夫人。中国古代尽管允许一妻多妾，双妻则严重违背封建礼法制度，然由于天子的权威宠信和呵护，王毛仲此一悖礼之举却俨然成为无比的荣耀。世俗的礼仪也不得不让步于至高无上的皇权。
因王毛仲受宠日甚一日，朝廷百官“附之者辐辏”，就连张说也是因“谄事”毛仲而拜相。与此同时，毛仲日益骄横跋扈。首先是歧视宦官，这令同受玄宗信任的大宦官杨思勖、高力士极为不满；其次是与禁军将领结党，干涉执法。毛仲后来竟狂妄到要求玄宗封其为兵部尚书的地步，遭到拒绝。玄宗本来对毛仲极宠信，但对其劣迹也早有耳闻和警觉；且玄宗亲身发动过两次政变，对兵权更为敏感，因此对毛仲产生了疑虑。毛仲因求兵部尚书之职不得后的出语抱怨更使得玄宗恼怒。恰在此时，王毛仲又触犯了君主的大忌。史载：
殿中监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计会兵马。事隔数年，乃牒太原索器杖。（严）挺之以不挟敕，毛仲宠幸久，恐有变故，密奏之。
玄宗在得知王毛仲私自征集甲兵后大为恐慌。时局的发展已容不得其再对毛仲姑息迁就，遂立即作出反应，贬杀毛仲，清洗其党羽。毛仲做官的儿子以及昔日与毛仲过从甚密的官员均遭贬谪。
王毛仲从卑微的官奴到权倾一时的大臣，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其官运亨通由自在政治赌博中攀援上玄宗这棵大树。”而实质上其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是由封建专制体制的运作特点决定的。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帝王的喜怒哀乐能轻易决定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卑贱奴仆的命运，中国古代历朝社会无一例外。王毛仲的仕途浮沉、幸与不幸，也与此息息相关。
二、李仁德的仕唐事迹
李仁德，其名字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未被提及，然据《大唐故冠军大将军行右威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李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李仁德墓志》），李仁德族出高丽，而且参与了唐玄宗的政变。
《李仁德墓志》载：“公曰仁德，族李氏，其先盖乐浪望族也。自尧臣类马，周史犹龙，真裔散于殊方，保姓传于弈代。”乐浪是西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四郡之一。墓志言其乐浪人，意即高丽人。墓志不说其为高丽遗民，乃讳言其为亡国之人，这是谀墓文的惯常做法。
墓志对于志主参与唐玄宗的诛韦政变如是记载：
当昔中宗晏驾，韦氏乱常，将欲毒黎元，危宗庙。公于是义形于色，愤起于衷，发皇明，披紫闼，奔走电击，左右风趋，心冠鹰鹯，手刃枭镜，人祗再色，帝宇廓清。翊一人以御天，功存社稷；膺四履而列地，封固山河。是用拜公云麾将军行右屯卫翊府中郎将，金城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
“韦氏乱常”、“危宗庙”是志文对于玄宗发动政变原因的陈述，与史载相符；字里行间对于志主在政变中发挥的作用大加褒扬。政变当天夜里，玄宗“所下制敕百余道”，对政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规划，包括对有功人员进行封赏。其中封“功大者为将军，次者为中郎将”。李仁德被封为“云麾将军行右屯卫翊府中郎将，金城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说明他在政变中确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因而受到“佩紫绶”的拜官之赏。
据《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玄宗发动诛韦政变时，随从参与者中有一名叫李宜德者，在政变之后也被封以中郎将之职。有观点认为李仁德与李宜德为一人。笔者认为，对此有必要进行辨析。
据两《唐书·王毛仲传》记载：李宜德，原名李守德，籍贯不详，年轻时为人家奴，唐玄宗任潞州别驾时，以钱五万买之，作为自己的贴身随从。显然，宜德出身比较卑寒。再来看《李仁德墓志》，志文隐讳了志主政变拜中郎将前的经历和先人的事迹出身，唯一提到的先人为“考甲子，皇赠定州别驾”。甲子的赠官，可能是因其去世较早，后来李仁德参与政变立功而获赠。之所以对其先世情况不载，当是因地位低微不足以引以为荣。
李仁德与李守德出身地位寒卑，并都在政变中封为中郎将，假定二者为一人，似有可能。但据开元十四年（726）唐玄宗封禅时亲自撰书的《纪太山铭》碑刻后的从臣题名，发现“开国公臣李仁德”名列其中。据《李仁德墓志》，仁德曾进封金城郡开国公。因此，此泰山题名者就是高丽人李仁德无疑。李宜德因参与政变立功而曾改名守德（当是唐玄宗赐名），却无改名仁德之记录；“守德”既然是唐玄宗赐名，则死后墓志当以“守德”为荣，不会对御赐奖励避而不谈。又，志载仁德后来历任右威卫将军、冠军大将军、进封开国公，而《旧唐书·王毛仲传》载李守德在其仕途辉煌的时候被贬为严州员外别驾，之前其官爵仅为“右武卫将军成纪侯”，官爵差距太大。李宜德与王毛仲同为玄宗亲密随从，两《唐书·王毛仲传》明确记载毛仲为高丽人，但对于李宜德籍贯并无记载，当不是在故意隐讳其为高丽人。
以上材料表明，李仁德和李守德并非一人。
唐玄宗发动的两次政变仅有两年之隔。对于第二次政变，《李仁德墓志》并未提及仁德是否参与。但据志载李仁德“锡马承恩，一日三见于天子；以爵驭贵，十卿同禄于诸侯”来推断，李仁德在诛韦政变之后得到了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参与了两年之后诛除太平公主势力的政变应该没有疑问。且志文有“是用加公冠军大将军，进封开国公，增食二千户”之语，极可能是参与此次政变的奖赏。至于志文为何不提此事，不排除是因为太平公主乃唐玄宗的姑母，故墓志铭撰写者碍于其与本朝皇帝的关系无法直书而不得不有意隐讳。
有趣的是，《李仁德墓志》将志主比为散于殊方的尧臣后裔，足见李仁德心理上的华夏认同感。志载仁德为甲子之“元子”，说明李仁德还有其他兄弟，可能是李仁德的其他兄弟没在仕途上有所成就，所以墓志中没有记录。
有关李仁德的后代，志曰“有子二人，长曰思敬，右骁卫中侯（正七品下武职事官）；次曰思让，右骁卫司阶（正六品上武职事官）”。八世纪中前期共有两个“李思敬”见于史载，其一为开元二年（714）因军队吃了败仗而被朝廷斩首的“胡人李思敬”，另一个是肃宗朝派去宣慰降将史思明的“内侍李思敬”。两者中哪一个为李仁德之子？有人认为是前者，对此似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
首先，据《李仁德墓志》记载，李仁德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去世，其二子思敬、思让当时按照丧礼，“并七日而绝浆”；而“胡人李思敬”早在开元二年（714）就已经被斩首了。又，据马驰师考证，此“胡人李思敬”实际上为靺鞨人李谨行之子，则被斩首的李思敬定非李仁德之子。其次，仁德为唐朝功臣，志载其去世时受到朝廷隆重褒赠。令有功臣子为内侍似不可能，且内侍多于幼时即入宫，而仁德子思敬在公元733年之前已任职朝廷，官职为正七品下的右骁卫中侯，可见已不年幼。故此“内侍李思敬”也不是仁德之子。
三、王景曜（耀）的仕唐事迹
王景曜，正史中略有提及，两《唐书》记作王景耀，但未立传，也没有记载其为高丽人并参与唐玄宗政变。今据其墓志《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王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王景曜墓志》），对其籍贯和其在玄宗朝的仕唐经历等进行考述。
关于王景曜的籍贯，《王景曜墓志》曰：
公讳景曜，字明远，其先太原人，昔当晋末，鹅出于地，公之远祖，避难海东。洎乎唐初，龙飞在天，公之父焉，投化归本。亦由李陵之在匈奴，还作匈奴之族；苏武之归于汉，即为汉代之臣。公之族代播迁，亦其类也。圣主嘉之，赐第京兆，今为京兆人也。
据志，王景曜祖籍太原，东晋时东迁。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不休，确有不少人东奔高丽避难。但唐代也有不少“蕃人”钦慕华风，不惜假托汉人为其远祖。故《王景曜墓志》所说其祖籍为太原是否属实，不无疑问。即使如此，从东晋末期到唐朝王景曜家族“投化归本”，也已经过了两百多年。王氏家族早已高丽化，此时入唐，仍然可视为是高丽人。
“海东”，在唐代以及之前是对朝鲜半岛地区的泛称。据墓志铭中的记载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海东”在此当指高丽。《王景曜墓志》所说“洎乎唐初，龙飞在天，公之父焉，投化归本”，暗指唐朝灭亡高丽的战争。志载王景曜以55岁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推知其生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又据志文“公之父焉，投化归本”来看，王景曜很可能在其父王排须入唐后出生；而王景曜之父“投化归本”的时间，当是在唐太宗父子征灭高丽的过程中。
在唐代，凡是有重大影响或有大功于国的蕃人，大都为朝廷所优礼，并往往赐甲第于京师。据志文所说“圣主嘉之，赐第京兆”推断，王景曜之父王排须入唐前当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其随从泉男生主动投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据《王景曜墓志》所述，王景曜很可能参与了唐玄宗的诛韦政变。志载：
公忠贞成性，廉直居怀，尤善驾驭，明乎厩牧，初授殿中奉乘（正七品下职事官），稍转七卫中候（正七品下职事官），俄除率府司阶（正六品上武职事官），寻改甘泉果毅（正六品上武职事官），无何加游击将军（从五品上武散官）守翊府左郎将（正五品上武职事官），倾之加中郎（正四品下武职事官），超右威卫将军（从三品武职事官）借紫金鱼袋，并依旧仗内。
志文对志主的仕途记载过于简略，其受封官爵的具体原因不详。但作为一名驭手，只经五转就由正七品下跃居正四品的中郎将高位。从正七品下到正五品上用了四转，而从正五品上到“超”任从三品的右威卫将军只用了一转——如果没有殊功，怎么可能办到？诛韦政变发动之时，由于兵力不足，唐玄宗曾“召钟绍京领总监丁匠刀锯百人至”，以增强军事力量。王景曜当时以驭手的身份参与政变并被封为郎将是有可能的。史载政变成功后，拜参与之人“功大者为将军，次者为中郎将”，因此不难判断王景曜的受封中郎将正是因为其参与了玄宗的政变而致。另外，王毛仲与王景曜均族出高丽，从《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可知，王景曜（耀）与王毛仲关系密切。玄宗发动第二次政变的“前一日，因毛仲取内闲马三百”，驭手王景曜恰是整天与御马打交道的，相信在此时不会等闲旁观，这又一次旁证他很可能参加了第二次政变，其“加中郎，超右威卫将军”应是参与政变的封赏。
《王景曜墓志》载：
倾缘亲累，出为党州别驾。天子知冶长之非罪，思乐羊之忠赤，特追复旧官，依前仗内。调夏后之二龙，驭周王之八骏，进奉之妙，简于帝心。
关于王景曜被贬为党州别驾，《旧唐书·王毛仲传》有记载，王毛仲被玄宗贬杀，与毛仲平日过从甚密的将官均被贬职外调，其中王景耀（曜）被贬为党州员外别驾，与志载相符。据此，志文所曰“倾缘亲累”系指坐毛仲案而受株连。然据《王景曜墓志》所说，贬官不久，他被“特追复旧官，依前仗内”。王景曜最后“以开元廿二年（734）薨于位”，享年五十五岁。次年，“承诏葬之礼”，与夫人合葬于河南平乐原。
由上可见，王景曜从复官直到去世乃至去世之后，玄宗皇帝对其一直比较信任并不断褒扬，这对于当时的一名驭手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的背后应当是他曾经对玄宗有过特殊贡献。而玄宗皇帝以前所经历的重要转折事件，最大莫过于两次政变。所以，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王景曜至少参加过玄宗发动的一次政变，玄宗念及旧情，特予以宽免他与王毛仲的协从之罪并信任其至终。从这里来看，唐玄宗的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甚至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
据志，王景曜先后有李氏、高氏两位夫人，二人均先其去世。嗣子王右肱，仅有名字留载，其他事迹不详，大概在当时没有官职。
四、小结
百济、高丽灭亡之后，两国有数十万人被迁到唐朝内地。仅高丽人就至少有二十万。许多人被授予唐朝官职，有些人及其后代适应了当时环境，得到重用。通过对上述百济人、高丽人的事迹考述可以看出，百济人参与宫廷政变的很少，就笔者目前所了解的史籍记载，仅有沙咤忠义一人，其参与政变是因为其打败仗被夺官，郁郁不得志，最后卷入政变的漩涡之中。其他的百济人暂没有发现有参与的记载，这种现象与高丽人颇为不同，耐人寻味。
参与政变的高丽人的资料较多。这些高丽人具有一些相同特点：起初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参与政变之后，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地位迅速上升。值得思考的是，在唐朝的政变中，也看不到入唐的高丽王室及其后裔和贵臣参与。反而是地位卑微的高丽人后裔在这些政治活动中脱颖而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
第一，可能是因高丽王室和贵臣身份特殊，受到唐政府的特别关注而不得不谨慎从事，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再卷入唐朝的政治是非。如原高丽权臣泉男产入唐之后，就在公事之余，纵情于歌舞之中，不闻其他政事，因而在武则天朝代免于酷吏的迫害。高丽、百济王室成员或贵臣不参与唐朝的政变，或与此有相似之处。
第二，处于底层的高丽人及其后裔，许多人是中下级将领或者是平民后裔，虽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因地位卑微，较少引人注意。为了在唐朝社会中立足发展、展露才能，他们抓住机会积极地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出身于中下层社会的官吏，处于地位上升时期或者面临重大事件考验时，特别是在命运转折关头，会更加渴望在仕途上博取功名，因而更容易产生“赌博”心态。败了，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大损失；成了，他们则会平步青云，这就是他们忠心耿耿为主子卖命的根本原因。王毛仲、李仁德、王景曜三人的出身和经历均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
唐代是个开放的朝代，对于异族人的行为，唐人较少歧视，包括高丽人在内的异族人也极少有人因族出而畏首畏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王毛仲、李仁德、王景曜的经历，已经超出了高丽人的民族范畴，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对于玄宗皇帝来说，在其地位没有牢固或者说是在政治斗争中远没有胜算的情况下，更需要有赤胆忠心之人辅佐保驾。许多官员属于韦后或太平公主的党翼，也有官员远离政治漩涡以避祸自保，这些人李隆基都无法信任、利用。出身卑微又有进取心的中下级官吏和仆役恰可以补足他的心愿，这就是玄宗皇帝对王毛仲等卑微出身的人大加封赏的原因。其实，历代王朝的君主为政莫不如此。王景曜贬官之后又很快复官，直到去世都能得到玄宗的善待，也是基于此因；只不过在王毛仲因宠生变的威胁下，玄宗不得不杀戮毛仲，这实际上都与玄宗夺位、固位的初衷相一致。
第三，高丽等三韩民族在历史上接受华夏文化的时间较久远，影响很深，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使得三韩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人相比较，更容易受到唐统治者的认同和信赖。反过来，这也是王毛仲、李仁德、王景曜等人乐于为玄宗政变积极奔走效力的重要原因。在包括异族人在内的部属忠心耿耿的辅佐下，唐玄宗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唐朝开元盛世的大幕逐渐拉开。
§§第七章 唐朝商业领域内的三韩人
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每个市场里都有许多集市（译按：即“行”）。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译按：《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东市”下云：“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东街，第宅所占勋贵，出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西市则更嘈杂，更大众化……此外，西市的外国货也比东市多。每个集市都被货栈所环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商品种类和一位首脑（行头）。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都要陈列出写明其专营货物名称的标志。大多数外国商人都来到西市，陈列出自己带来要出售的商品。
——[美]谢弗
唐朝社会繁荣的一个表现，就是其商业比较发达。促成唐朝商业繁荣的因素很多。强盛的国力、开放的政策和发达的交通，使唐代的外商无论是在国别上还是在人数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外族或外国商人在国别上有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百济，有日本、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境内）、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固失 密（克什米尔）、尼婆罗（尼泊尔），也有分布在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他、史，还有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拂林（东罗马）等许多国家。据《唐六典》记载，达七十余国。在众多外商中，以波斯、大食人为最多。史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扬州刘展作乱，邓景山引田神功助讨，“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据说波斯、大食等外国人被杀者“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前此恃营商中国为生，至此破产者，比比皆是也”。“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似有夸大，有数万人是可信的。营商破产者“比比皆是”，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来中国经商的外国人数量之多。
从主观上说，统治者重视商业，可以直接刺激、促进商业活动的发展。唐高祖太原起兵后，曾经得到商人的支持应当是唐朝重视工商业的一个因素。从客观的角度看，社会发展需要商人的参与，因此，包括三韩在内的各周边民族国家参与唐朝的贸易是促进唐朝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参与唐朝商业的三韩人，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商业，在古代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巫宝三先生认为，在古代，除了农家副业外，手工业大多是由商人经营，所以唐朝时期的商业也包括手工业者的活动内容。城市中店铺的“前店后场”是封建社会工商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在唐朝初期，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工商业对封建经济的必要性。中国古代时期的“抑末”思想和政策始于秦，盛行于西汉，到唐代开始转变，出现了重商思想。这一新思想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工商业的态度和认识，关系到工商业在封建社会经济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三韩人在唐代的商业活动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重商主义思想影响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