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包括三韩在内的周边民族和国家都有各自的目的，其中，政治利益的比例非常大。这种情况在唐朝与三韩之间的交往中表现较突出，尤其是在唐灭百济和高丽之前。但是这些交往并不一直占主流。当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解决之后，其他方面，如经济、文化交流等需要就提上日程。所以，在入唐的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担负着朝贡贸易的任务。之所以说是朝贡贸易，是因为蕃国以朝贡的名义献物品给唐朝皇室，而唐朝皇帝总是给朝贡国以赏赐，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贸易性质。在这种官方交往中，唐朝赏赐的物品往往又不低于甚至高于接收物品的价值，不少国家看到这种朝贡可以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于是积极、频繁地向唐朝献物纳贡，这就加强了朝贡在贸易方面的性质。
负责完成这些商品交换活动的就是穿梭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使者。
在三韩国家中，新罗和唐朝联系最紧密，交往时间最长。唐朝对新罗的朝贡回赐与其他国家一样。仅据两《唐书》、《册府元龟》记载，由新罗进入唐朝的朝贡物品涉及奇珍异宝、珍稀动物、精美工艺品。如动物有果下马等，海产有海豹皮等，金属有金、银、铜等，佛事有金银佛像、佛经、幡等，金属工艺品有镂鹰铃等，纺织品有朝霞绸、鱼牙绸、纳绸、布等，药物有牛黄、人参等。唐朝回赐的器物有金银钿器物、金带、银钿带、银带、鱼袋等，衣服有紫罗绣袍、锦袍、紫袍、绿袍等，纺织品有锦彩、彩绫、瑞文锦、五色罗彩、绢、帛等，动物有白鹦鹉等。《唐会要·新罗》说新罗“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可见其贡献之多。这些贡献与回赐，实际上是作为商品而交换的，享用珍贵物品的当然主要是帝王将相这些统治阶层。
入唐使者们在完成朝贡贸易任务之外，往往还顺便牟取一点私利，即在朝贡贸易过程中夹带自己的物品来唐朝交换，或者从唐朝购买物品捎带回国。在新罗使者携带入唐贩卖的物品中，最为唐人所称道的是松子。据记载：“新罗使者每来，多鬻松子，有数等。玉角香、重堂枣、御家长、龙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使者亦自珍之。”而新罗使者回国之前最想得到的，往往是唐朝著名文人的诗歌作品。武则天时代的张□就是文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张□，字文成，自小天资聪慧，博览群书，下笔成章，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叹赏说：“如此生，天下无双矣！”员外郎员半千也曾对人讲：“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人称之为“青钱学士”。就连后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也对其文章大为赞扬，当得知张□被武则天贬官时甚至产生了对武周的蔑视：“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可见，张□文章在当时的知名度之高。而新罗、日本等受唐文化熏陶很深的国家对张□的文章就更加欣赏重视，“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使者在唐朝花重金购买文章，除了用来自己学习、收藏之外，可能也有馈赠甚至在本国兜售谋利的情况，这从下文鸡林宰相以金换诗的情况里可以看出。
与张□同样以诗歌文章引起轰动并声名远播外域的还有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二人来往赠答之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特别是两人在不容于朝、被贬官江南期间，“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白乐天、元微之之诗在唐朝国内流传之普遍，几乎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就连刚刚识字的幼童也“竞习歌咏”“乐天、微之诗”。对于白居易、元稹之诗，新罗人和唐人同样喜爱。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新罗商人为了谋求巨利，不惜重金购买白居易、元稹的诗篇，反映了二人诗歌流传的广度和受欢迎的程度。尽管目前在史书中没有发现新罗使者入唐购买元、白诗的记载，但从商人都出重金购买诗篇的情况来推测，出使唐朝的使者中当不会无人利用出使的机会寻求元、白的诗歌。这些有趣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带有追求时尚的性质了。
高丽、百济两国灭亡之前，尽管因为和新罗之间矛盾纷争的关系，与唐的交往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两国与唐朝之间实际上还保持着朝贡、回赐的联系。这在前面有关入唐使者内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入唐的高丽、百济使者，除了完成朝贡任务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有关私自贸易的情况？笔者尚未发现史籍中有这方面的记载。根据唐朝国家间出使的情况，这种借出使之机为自己买卖物品或者是进行其他交换的活动应当是存在的。
使者在出使过程中为求私利而进行的商业活动毕竟有限，除了朝贡贸易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靠商人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