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改元，万象更新，蛰居桃花坞不问世事的唐伯虎，也以《嘉靖改元元旦作》七律一首，以资庆贺：
“世运循环世复清，物情熙物咸亨；一人正位山河定，万国朝元日月明。黄道中天华阙回，紫微垂象泰阶平；区区蜂蚁诚欢喜，鼓腹歌谣竟此生。”（注一）
宁王事败，正德南征时，他在《兵胜雨晴》中写道：
“……天子圣明成大庆，野人欢喜得残生，遭盛事须歌颂，惭愧无才达下情。”
两首诗，同样有点应时应景的意味，或为地方大吏征集进呈之作。但对唐伯虎而言，后者含有表态避祸的成分，前者则庆幸一个黑暗时代的过去，受聘宁王所造成的阴霾，从此烟消云散，“鼓腹歌谣竟此生”，是他真正的愿望。
欢欣之余，这位桃花庵主当即搦管在妻女环绕、贺客祝福声中，挥洒成一幅《千山万木图》（注二）。重叠如屏的峰峦，在参差万木的拥簇中，显得崇高而神秘。山树之间，隐含着浓浓的烟雾，黄茅遍地，予人一种杳无人迹的荒寒之感。祝枝山在画中题：
“……乔林草偃知藏虎，阴壑风腥定有蛇。驻马不堪回首望，孤云飞处是天涯。”诗画辉映，愈发引人生出一种世外之想。
然而，在这欢欣鼓舞的嘉靖元年，季秋之后，苏州士林，就没有见过另一位才子文徵明的踪迹。
依照往例，每届乡试之年，经过日夜的寒窗苦读，往返金陵的劳碌奔波，再加以黄榜落第的无情打击，在场屋间煎熬了二三十年的文徵明，总有一阵缠绵病榻。到了菊黄蟹肥的深秋或初冬时分，在酒的滋润和诗友的召唤下，开始拖着羸弱的身子，登高赏雪，或陪同同样落魄而归的忘年好友王宠，到楞伽山麓的治平寺小住。
尤其自正德十五年前后，长子文彭与王宠同在治平寺中跟蔡羽学古文，文徵明、汤珍和袁表、袁袠兄弟，更时往饮宴。诗酒之中，文氏父子对王宠的才华和颇有魏晋古风的诗文、虞世南风格的书法，都大为赞赏。
文彭得同窗之便，不断地向王宠索求所临的真行草各体书法，到了十六年十月，竟积成十册之多。从文彭的书跋中，不难见出时年二十八岁的王宠书法成就，以及和文氏父子的深厚情谊：
“家君每称述履吉先生翰墨精美，结构圆熟，深得永兴遗意，尤为世所推重；予亦最爱之，相乞无已。兹成十册，为其生平用意之作。此系雅翁一时神来，拈毫托素，如渔郎偶入花源，景色殊胜，使之再入，不可复得矣。……”（注三）
就在文彭为跋盛赞王宠法书前后，乃父文徵明则为王宠七首清新的五古所沉醉。《舟中望灵岩》、《虎山桥》、《登玄墓》、《宿僎上人房》……文徵明吟哦玩味，爱不忍释，一一和韵：
“……闲心会空寂，尘世思欲避，所以高世人，往往轻禄位。转首昔人非，举目溪山异，衰盛故相寻，欢娱不容意；同是百年期，何须叹荒弃。”——《光福寺》（注四）
受到王宠灵明而一无俗虑诗意的感染，加上近年新从世事的体验，文徵明自觉和韵时不但灵思泉涌，字里行间，也自然充溢着一种远离尘嚣的心志。
由于这些诗句的日夜萦怀，他的思想，似乎也正从入世蜕变为出世，因此，文徵明这七首次韵之作，看来也颇有里程碑的意味。十月十六日，他棹船到盘门送客，回到停云馆中，时将夜半。为这些诗句和灵思所驱迫的文徵明，顾不得身体的疲累和初冬的寒意，张灯挥翰，再一次写下次韵王氏游玄墓等五古七首。
到了嘉靖元年初冬，石湖、楞伽山依旧，治平寺中，却不见文氏父子的踪影。直至寒梅已含苞待放的腊月，王宠也只能拖着病体，形影孤单地揽镜自照自吟：
“闭户十日病骨僵，手龟发面色苍，朱颜绿鬓不相待，俯仰天地为凄凉……”——《病起对镜作》（注五）
九月初从南京锁院又一次潦倒回来的文徵明呢？按照苏州一般士林人士的传说，恐怕已经物化多时了。
嘉靖元年的清明前后，唐伯虎在长洲藏书家俞弁俞子容的困学斋中度过。俞氏又号“守约居士”，能诗，著有《山樵暇语》。伯虎此来，应邀校勘南宋张世南于理宗绍定年间所著的《游宦纪闻》手抄本。纪中详载各种果木插枝接种、药物炼制配方，乃至各地风俗异闻。对伯虎而言，种树灌园，或整理医方，校勘之外，可能亦有实际参考价值。边读边作眉批；尤其果木改良之法，更不难从批语中体会出惊奇，或“先得我心”的喜悦。每卷的尾页，均题有“嘉靖改元唐寅勘毕”、“嘉靖改元清明日吴郡唐寅勘毕”一类字样。巧的是这部留有伯虎手泽的古书，其后更转为文徵明所藏，钤有“玉兰堂”小方印。后世嗜古之士，或因伯虎之题批，或因徵明之一度收藏，或爱其为难得一遇的宋本旧钞，争相购藏，为千金不易的瑰宝（注六）。
同在清明前后，有好事之徒，持伯虎三年前正月所作《琵琶行图》，到停云馆索书《琵琶行诗》。
枫叶、芦花、迷茫的夜色……
舟舱外望，还可见笼烛系马的仆夫，和商妇乘坐来的小舟，感受出浔阳江畔秋天的萧瑟。官舫中，主客别情依依，怀抱琵琶的商妇，在一旁侧身而坐。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烛影下，羞涩、侧坐的神态，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他早期所作《陶谷赠词图》中的蒻兰。笔致的工整细润，更表现出桃花庵的本色。文徵明三十二行结体瘦劲的行书《琵琶行》，与伯虎笔墨辉映成趣，款署：
“嘉靖壬午修禊日书于停云馆之南荣。”（注七）
这幅文唐诗画合璧的《琵琶行》，也成为两人才华、友谊长相结合的象征。坐落在苏州西南十二里的治平寺，地处上方山下；上方山又名“楞伽山”，所以这座梁天监二年由僧人法镜所建的古寺，原本叫做“楞伽寺”，宋英宗治平元年，始改名为“治平寺”。治平寺前面，就是广阔的石湖了。
前一年秋天，僧人智晓想建石湖草堂，点缀风景，又可为文人雅集和游客休息之处。适巧蔡羽、汤珍、王宠及文氏父子都在寺中，赞助、经画，很快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式兴工动土，则是嘉靖元年四月的事。在王宠的主持策动下，工程进行得异常顺利，只花九十天左右，不到六月底，就告落成。由文徵明题额，蔡羽则义不容辞地秉笔作记（注八）。
望着雅致净洁的堂庑，堂外修竹和船帆往来的平阔湖面，年近而立的王宠，感觉托身有地，简直可以终老此山：
“萝带还初服，山樽落草堂，献书长不达，招隐得相将。勒字芙蓉壁，经紫翠房，百年何自苦，裘剑欲摧藏。”——《新筑石湖草堂二首》之二（注九）
八月，当文、蔡、汤、王一干人前往南京应试，治平寺中的石湖车堂，顿时冷落下来，倒是一向埋首笔墨的唐伯虎和陈淳相携前往，寺僧释方正感觉泉石草堂之外，似乎少了一个竹亭。
伯虎于草堂四周绕了一转，略加思索之后，“治平禅寺化造竹亭疏”草，一挥而就：
“……是以香喦和尚击节而悟空，清平和尚指竿而说法。意歆前辈，佥发衷情，谋建草亭，翼辅兰若。波清池水，足咏檀栾，土地伽蓝，冥空鉴证。撰兹尺牍，用告大方……”（注十）化造竹亭疏由陈淳书写，时为嘉靖元年八月十六日。并由释方正立石，告请善男信女，各方文人雅士，共襄盛举。
后为纪念几位才子高士，经常诗酒流连于寺，兼有造堂，化亭之功，特建五贤祠，祀唐寅、文徵明、王守、王宠、汤珍五位师生好友的神位。
治平寺营堂造亭，不妨看作又一件“唐文合璧”；对文徵明而言，在四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好友间的每一点滴，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姑苏城外古禅房，拟铸铜钟告四万，试看脱胎成器后，一声敲下满天霜。”——《姑苏寒山寺化钟疏疏后偈语》（注十一）
据《苏州府志》所载，寒山寺自梁天监年间建寺之后，屡毀屡建，嘉靖中铸巨钟并重建钟楼，因此，化钟疏极可能也是伯虎生命晚期之作。
寺中，同时藏有文徵明草书《枫桥夜泊》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方龙飞凤舞的刻石，和伯虎化钟疏刻石中的：
“……月落乌啼，负张继枫桥之句；雷霆鼓击，愧李白化城之铭。……”互相辉映，成为千古丛林佳话。
暗沉沉的停云馆，充满了各种草药的气味。头发稀疏，两眼呆滞的文徵明，拥被而坐。耳鸣的声音，扰得他坐卧不宁。
白天，有子女、孙男身前身后地围绕着；尤其三岁长孙肇祉，牙牙学语，最能逗他喜爱。冬天的夜晚，则变得无比漫长。昏暗的灯光下，老鼠肆无忌惮地窥伺着桌案。药炉中的火焰，微弱地跃动，仿佛他生命的脉搏。儿子熟睡的鼾声、阵阵袭来的冷风，和他那不自觉的幽幽长叹，相互交织。
更鼓、寒鸡的声音，一遍遍响起，但欹枕转侧的他，感觉中却好像总也等盼不到那一线曙光。
刘嘉、沈云鸿、徐祯卿……他想着那些凋零的好友。
那时，他尚未冠，和刘嘉相偕往访舍西吉祥庵的禅师权鹤峰，两位年轻秀才曾以诗互相唱和。
几年后，好友已故，徵明再过寺中，重读两人旧日题诗，唏嘘之余，又复追和刘嘉游吉祥庵七绝一首。
正德十五年，非但刘嘉墓木已拱，权禅师化去数载，连吉祥庵也被大火焚毀，追抚往昔，文徵明不觉怆然，涕泪交加地再叠前韵：
“当日空门封燕闲，伤心今送夕阳还；劫余谁和邢和璞，老去空悲庾子山。”（注十二）
上年二月初八，偶然与刘嘉独子刘穉孙相遇，谈及此事，愈加感慨系之。徵明为写前后唱和各诗，并追图二人交往情境，交付年已三十六岁的亡友之子持去。
病中诵及伯虎在刘嘉墓志铭中所写：“……呜呼！大化有期，固识蜉蝣之不永；修程顿局，岂亡狐狸之伤类……”及自己当年祭祯卿文中的：“……畴昔之时，惠言缱绻，谓当南还，展笑非远；曾未几时，讣音来驰，丹旌在目，遽哭君帏。呜呼，昌谷！百年悠悠，君归何遽！……”忽然，他感觉人生是那么短暂、脆弱，而又不可捉摸。
宜兴好友吴大本之死，使病中的文徵明倍感悲戚。
久患遗忘症的吴大本，一天早晨，突然醒悟，对平生一切，了然于心。到了临终之时，所有后事，均由自己区画，巨细无遗，随即瞑目而逝；文徵明不知将来自己能否走得这样安详、明白。
文徵明风闻，人们纷纷传说他早已物故；但，像这样一连三月，缠绵病榻，除苟延残喘外，又与死何异？他在诗中，发出绝望的呻吟：
“久病生虮虱，搔头有雪霜；自怜身蹇劣，渐与老相将。拥榻衾裯薄，挑灯刻漏长；意衰神亦倦，心事转茫茫。”——《病中四首》之一（注十三）
事实上，文徵明种种出世乃至消沉、绝望的思想，单从他的书画和诗文中，就隐约可以见出转变的痕迹。
十五年九月，和仇英合临李龙眠的《白莲社图》（注十四）。在这种前此少见的合作中，徵明写山水，仇英写他一向专擅的人物。
十六年六月，为荐福寺古泉大师，在仇英的药师像后书写药师经（注十五）。
元年四月初六，在老子像后，泥金楷书《道德经》一册（注十六）。九月十六，为苏州名医王存菊写《金刚经》一套二册（注十七）。
两三年间密集的画佛道，写经卷，对饱经挫折的文徵明而言，虽是书画题材的拓广，也未尝不是在寻求心灵的寄托。
“……谪仙故自多愁绪，更上留云望帝州。”
“……潮生潮落夜还晓，物与数会谁能穷。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云南来入长望，又起归兴随征鸿。”（注十八）
前面一首是十六年春天追赋金山的七律，后一首则是这年仲秋廾二日登临金山后，舟中所赋的七古；曾几何时，文徵明原有的一点馆阁之思，已经化成了山林之想。
至于这年五月，杏花落尽，梅子又圆又黄，治平寺石湖草堂工程正在兴建时所赋的七律《五月》，也可以窥见文徵明古井一般的心境：
“……黄鸟故能供寂寞，绿阴何必减芳菲，子云自得幽居乐，不恨门前辙迹稀。”（注十九）
事实上，文徵明对嘉靖元年的南京之行——也是他此生最后一次乡试，似乎早已意兴阑珊，只是陪着子弟、好友聊走一遭罢了。
文徵明心中的抑郁，入世与出世心态上的急遽转变，从王鏊的《伤庭梧》五古中，或可略见端倪吧。
新朝天子起用老成、正直之士，虽然道路传闻甚盛，只是迟迟未见天使的伞盖与帆影。传说中最可能东山再起的王鏊和文森，反而愈加审慎；一个洞庭高卧，一个闭门谢客，以免惹出任何流言闲语。至于文徵明在新天子即位后，所赋《感怀》诗中的：“汉廷行致鲁诸生”，恐怕也只是空抒思古之幽情而已。
冬去春来，直到嘉靖皇帝即位的第十个月——元年二月初四日，正德十二年进士，任职行人司的行人柯维熊，才奉遣到洞庭东山，宣示玺书，对三朝老臣王鏊加以慰问。
在谢恩疏（注二十）中，王鏊除了表示只求终老山林，无复当世之望外，并恳切地随疏呈献所著《讲学》和《亲政》二篇。
《讲学》，就是建议圣躬除了时御经筵之外，也常常在清燕之间，召请文学侍从之臣，从容讲论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增进皇帝对学问事理的了解，以使圣心日明。
《亲政》，则祈求皇帝于视朝之暇，更能常常在便殿中，召集公卿大臣，侍从台谏，当面论对时政，谘访民间疾苦，朝政得失，并接引忠贤，免于疏远，如此则可使圣政日修。
王鏊以帝王之师，及辅佐朝政的丰富经验所著前朝圣王治学、修政的范典，对开启朱厚熜的心胸和视界，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无由得知。但，消息陆续传来，皇帝为尊崇本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妃蒋氏为“兴献后”，和朝廷各部大臣，坚持不下。对兴献王藩邸的旧臣和希旨幸进之徒，不次录用，而一些稳定社稷的元老重臣，则渐渐遭受到疏远和斥逐。尤其令朝野不安的是，在某些幸佞的诱导下，朱厚熜一反初衷地大兴寺观，崇奉诸教，置许多急切的政务和民生于不顾。
七月廾五日，白昼之间，大江南北突然飓风大作。屋瓦飘飞，行人颠仆，海水翻腾。像正德十四、十五两年的七月所吹起的飓风大浪那样，滨江的千千万万家屋和老少，刹那间，随流漂没。
石湖草堂中养病并准备赴试的王宠，抱着屋柱，禁不住浑身颤栗。他在《纪变》诗中，描写那恐怖的状况：
“……一鼓江河翻，再簸海岳拔。黄沙暗中原，白浪高观阙。古树斩十围，夔罔逃百粤。淮扬既澎湃，吴楚转突兀。……”（注二一）
在同一场大风沙中，王鏊庄中的两株巨大梧桐之一，竟山崩地裂般连根拔起，倒在庭院。
当年肤寸大的两株树苗，由他亲手所栽种，看着它挺拔上长，居然双盖幡幡，直摩霄汉。
有时他嫌它们遮星蔽月，使人眼目不畅，想稍加斫伐，但看到那郁郁苍苍的生意，也就于心不忍。想不到却在新纪元的秋天，一阵飓风中，像蛟龙一般僵仆下来。他和住在楞伽山上的宗侄王宠一样，深信阴阳不调，乃是苍天示警。
王鏊一面怜惜手植的梧桐，一面遥想新朝景象，意味深长地在诗末写：
“……翻惜堂构初，不种松与柏。”——《伤庭梧》（嘉靖改元七月廾五日飓风大作庭前双梧其一忽颓赋诗伤之）（注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