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人日，文徵明和门生多半齐集王廷东园，饮酒赋诗，在江梅的清芬中，听早莺的鸣啭。嘉靖三十四年人日，则偕彭年、陆治和二子，同聚张献翼斋中。乡试失利，潦倒场屋的陆治，不愿长此以往，糜费官廪，连连上书林懋举知府，自请罢廪生。从此长隐支硎之麓，求天下之奇树异卉，莳以为乐。处乱世之时，籍隶福建，南京户科出身的林懋举，虽不知兵，却颇知人；一再在督学御史前推荐以治易和人品知名江左的陆治。御史下书慰劳，令知府免除陆治的诸生试，依然致饩如故。
这件事，使陆治益感不安，以此陆治不但少入市尘，索性连画也少画，以免惹来无谓的应酬。东园之会，他分到的是“未”字韵，少事沉吟，随赋五律一首：
“文园试春筵，筱风展和气，数蓂及芳辰，传餐奏新味。虚幄倚崇台，晴华动群卉，同襟惬方娱，闲情渺难既，引步历丛林，繁华已开未？”——乙卯人日侍衡山文太史暨彭孔嘉寿承休承集张幼于斋中分韵得未字（注一）
前文屡次提及，仇英生平如谜，单就其生卒年代，学者便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主要有卒于嘉靖三十一年、三十八年及四十年之说。其中又以卒于三十一年之说，较能为人接受。此说以彭年题仇英《职贡图卷》为据；彭年不但与仇氏同时同邑，且往来衡门，熟识仇英，其言应该可信。
唯绘画及各种著录中，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仇作，以及文仇合璧，所在多有。因此使研究者颇感困惑。某些有关明四家的年谱年表中，遇到是类书画，不是摒除不录，便是存以发其伪。
陆治曾孙陆敏所辑《陆包山集》附录陆治交游中，录有仇英绘画款识一则：
“嘉靖壬戌之秋作平夷图古吴仇英实父”，下有“十洲”朱文印（注二）
“壬戌”为嘉靖四十一年；《陆包山集》附录，虽仅寥寥数字，但无疑使原已众说纷纭的仇英卒年论辩，又平添了变数。
笔者所持的态度是，遇有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仇作”，或重要著录中的“文仇合璧”，依旧加以叙述、引录，以待更确凿的仇英卒年证据之出现，以免流于武断。
不过有些著录中的“文仇合璧”，出现得过于密集，文徵明在作品中的题跋，既不类其平日的语调，且有的互相矛盾、类似，甚至雷同。因而，即使暂时不提仇英卒于嘉靖三十一年之前的“成见”，仍难以解开疑云。
以三十四、五年间“文仇合璧”为例：
一、《仇实父大慈胜境图》；画中世尊坐在松荫石上说法，诸天王侍立恭听，须菩提则合掌跪于世尊之前。文徵明在其楷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跋：
“嘉靖乙卯四月廿二日，余敬扫静室，神明其虑，茲以高丽笺制丝，研将金汁，焚香书宝经，若对如来。浃旬而功聿成；然髦衰目眵，而幸点画不赝，稍惬鄙愿。敬援实父仇英肃绘大慈胜境，共成连幅，以纪同时弟子诚意。谨识，长洲文徵明，时年八十有六。”（注三）
“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
二、同年五月初一，文徵明写《金刚经》。仇英画着色如来像。文跋则与前录相类似（见《秘殿珠林》页九九）。
三、《仇十洲大士像》，款书“弟子吴门仇英摹赵松雪先生写大士像于集庆堂”；文徵明书《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跋：
“嘉靖乙卯七月廿五日之吉，余特拜请余姚王文成公家奉赵文敏公金汁绘大士书宝经。依法制丝，敬援实父摹像，得赵俨然。焚香静室，神明其虑，研金汁，端肃对临宝经。而幸点画不赝，稍惬鄙愿……”（注四）
四、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朔，文写《金刚经》。仇作着设色如来像。跋文则与“一”相近（见《秘殿珠林》页九九）。
五、同年四月十五日，文书《普门品》经文。仇英绘泥金大士像。文跋类似“三”，但是“余特拜请余姚王文成公家奉赵文敏公金汁绘大士书宝经……”却改为“余拜请昆山叶文庄公家奉赵文敏公金汁绘大士书宝经……”（注五）
六、同年同日，文书《金刚经》。仇作《大慈境图》。
七、同年同日，文书《金刚经》。仇作《大慈境图》。
值得注意的是，“六”、“七”所书经、跋、画完全相同，唯幅度稍有差异，跋文则与“一”相近。此外，这两画著录，同载于《秘殿珠林》三编页八七。
前列七件“文仇合璧”之跋，有一个共同特色，即明白表示，文徵明写经文在先，“援”仇实父绘图于后；似乎有意强调写经之时，仇英尚健在人间。
嘉靖三十四年春夏，虽然倭寇、海盗在江浙一带到处流窜，烽烟不断，文徵明依然书画不辍。
二月十五日，灯下行书《琵琶行》，连写十六页，自认老眼眵昏，实在不够精到，跋谓“观者毋哂”。次日，又为王穀祥行书《水仙花赋》，四年之后的新正，王穀祥为玉田先生摹赵孟坚水仙卷，与乃师《水仙花赋》合裱一卷；唯是时文徵明谢世已近三载，不能相与析赏。
夏日，病中友人次河带着旨酒佳肴，过访停云馆。酒后，文徵明赋七律一首，也足见其蛰居的情调：
“病暑经时闭草堂，故人挈榼漫相将，高轩恰似清风至，雅谊还同夏日长。把酒临轩疏雨润，卷帘深院碧桐凉，晚来客散诗成处，一树蝉声对夕阳。”（注六）
在绿荫满地，阵阵蝉鸣声中，文徵明体康日有起色。往往手拿着书卷，阅读吟哦，时而进入迷离的梦境。窗明几净的玉兰堂中，不时吹进一阵涼风，使他遍体舒泰，文徵明欠伸着身子，亲自往宝炉中加添沉香末。有时午觉醒来，便与闲客对弈，偶尔传来几声庭燕呢喃或隔林鸟语，恍如置身幽静的山中；直到书童卷起湘帘，才惊觉到日已西下，梧桐树梢，透出一勾纤纤的新月。
面对端溪古砚，拈着新装的斑管兔毫，文徵明诗思涌现，不知不觉间，写了《闲兴》六首；也是近年少有的现象：
“苍苔绿树野人家，手卷炉蕙意自嘉，莫道客来无供设，一杯阳羡雨前茶。”（六首之二）（注七）
文徵明这种宁谧而闲适的夏日生活，直到五月下旬常熟被破，知县王鈇和居忧在籍的钱泮（鸣教、云江）双双战殁，才把他自夏日之梦中惊醒。他写了篇洋洋一千五百余字的《江西布政使司左参政赠光祿寺卿钱公墓志铭》（注八），描写钱泮各种爱民利民的政迹，以及丁忧在乡，并无守土权责的情况下，结合县令，号召乡团，御寇殉国的壮烈。这也是自叔父文森、好友顾璘、袁袠逝后，少有的长篇墓志。
稍加分析海寇的组成分子，就会发现真正漂洋过海的倭寇，人数极为有限。其中有水贼、海盗和沿海的无业游民，也有欲归无门，被裹胁来的闽浙民众。
检视近年奉派到东南巡察治寇的督抚和将领，并非没有具远见、胆识或骁勇的忠勤之士。但，治倭平寇不难，整肃勾结倭寇和海盗的豪门势家，才是真正的困难。豪门势家不乏戚党或家族为宦京师，互通声气，对治倭大员将帅加以攻讦构陷；使其身罹重典者有之，悲愤自尽者亦有之。王忬治倭防海有功，表面上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实际上，也是沿海的豪门势家作祟，自毀长城。
三十三年二月，王忬之后，以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代浙江巡抚。五月，令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及南畿军务；而三十三年寇焚金阊门，苏州城闭，乡民绕城哀号，即在此青黄不接之际。
三十四年春天，正当张经调兵遣将，准备予海寇以迎头痛击的时候，和严嵩相表里的工部侍郎赵文华却奉旨南下祭海，以求国泰民安；对扰攘多年，民生凋敝的沿海百姓，无异是则讽刺。赵文华为了谄事严嵩，与严氏结为父子，很快的便由通政使进为工部侍郎。东南倭患日炽，兵部尚书聂豹无才同时应付南北边患，赵文华趁机上《御倭七事》，以博取帝王的信赖。而他的七事之首，便是遣官前往江阴、常熟，拜祭海神。嘉靖皇帝用严嵩建议，遣赵文华祭海，并负责督视东南军事。赵氏南下之后，由于挟严嵩之势，颐指大吏，公私财赂，填塞于途，颇为张经、李天宠等所轻视。赵氏不悅；也因此种下张经、李天宠得祸的根由。
张经发动总攻，是在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之交。先破贼于无锡县西北，运河滨的石塘湾。继而三路官军会师于浙江嘉兴县北的王江泾。这是御倭以来最大的两次胜仗；但捷报尚未传抵北京之前，赵文华劾张经的密疏，却已呈至嘉靖皇帝的御案：
“经才足办贼，特以闽人，避贼雠，故靡饷殃民，畏贼失机。又惑汤克宽言，欲俟倭饱飏以报功，宜亟治以纾东南大祸。”（注九）
其后，赵文华等又劾李天宠“嗜酒废事”、“失机渎职”，严嵩则左右其间，致于三十四年十月，张、李同日论斩，天下冤之。
就在前述王江泾大捷后不久，海寇援兵涌至，三十余艘贼船，与盘踞南沙、浪港诸寇会合，猛犯苏州陆泾坝，直抵苏州东北角之娄门。又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杀镇抚苏宪臣。然后，一股北掠浒墅，一股南掠南塘。常熟、江阴和无锡各地，随即为之震动。常熟知县王鈇、江西左参政钱泮即死于这次的进犯。其后任环、俞大猷破之于陆泾坝、马迹山才暂解苏州和常熟之危。所以年近古稀的画师谢时臣，在所画水墨《关山逆旅图》上题：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夏，昔倭寇犯境，今就歼灭，余老人，复事笔研，为写关山逆旅，以消长日。”（注十）
钱泮，和文徵明亡友钱元抑，同为武肃王钱镠的后裔，登嘉靖十四年进士，出知侯官县，历官为江西参政。丁父忧时，年逾耳顺的钱泮与知县王鈇极相友善。王鈇善于骑射，钱泮有两个苍头，也是弓箭好手，因此王、钱二人时常忧国忧时，把酒谈兵。想到倭寇屡次劫掠，出没无常，钱泮对王鈇说：
“寇既得志，势必复来；公有守土之责，而吾父母之邑，坟墓亲戚所在，忍坐视耶？”（注十一）
于是商议练兵饬甲，整备战守之具。刚刚布置就绪，就有倭寇突然兵临城下，两人急忙登城，指挥捍御，弓弩齐发。数年来倭寇所至之处，守城者多半紧闭城门，一弩不发，任令其在城外烧杀虐民，满载而去；像这样事先有充分的准备，临敌则登城拒守，实所少见，所以连忙遁去，暂解常熟之危。
第二天，又有贼寇从吴门劫得关稅巨万，夺民船装载，将由虞山前的尚湖北上，直指让港，企图出海远飏。
“此可邀而击也！”钱泮告诉王鈇。于是率领民兵，扬旌出港截击贼船，战况惨烈，双方各有死伤。忽而贼兵大至，众寡悬殊，民兵一见情势危急，纷纷作鸟兽散。王鈇陷身泥淖之中，瞋目大呼，腹部中刃而死。困于重围的钱泮，虽已身中数枪，犹奋勇手刃三贼而死。事闻朝廷，诏赠光祿寺卿，谕祭、建祠，荫一子为锦衣百户，世袭。
文徵明认为钱泮的壮烈牺牲，实出于求仁得仁的素志：
“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为，不欲苟且自恕耳；非直邂逅幸功为也。呜呼，烈哉！”（同注十一）
墓志中，文徵明追述钱泮为陕西按察副使的一段往事：时逢荒年，有些郡县饥民，相率盗采官矿，耀兵啸聚。巡抚据报之后，便欲发兵剿除，钱泮却执意不从。他认为那只是一些饥民，暂时借以求活；如果派兵征剿，说不定真会激成民变。
“麦熟则散矣；万一猖獗，某执其咎！”（同注十一）钱泮以身家性命，向巡抚保证。
于是钱泮檄所在群县开仓赈民，布告流民，随地安集，不咎既往。但倘若麦熟仍不归农，即为真盗。流民见到这些措施，纷纷放下武器，事情随即平息。类此，但求保民，不计个人前途和利害的措施，不胜枚举。
夏秋之交，《停云馆帖》卷九《元名人书》上石。刻工之外，文府上下也是一番忙碌。
这部历代名人书帖，文徵明和两个儿子经营已近二十年，可惜镌工章文，日渐沉溺赌博，赖吴鼒、温恕等为继，否则进展当更为顺利。
文氏父子选帖精严，伪迹、劣品独少，较之他帖，不可同日而语。就镌工而言，也神采清劲，世罕其匹。
《停云馆帖》，共分十二卷，依序为《晋唐小字》、《唐摹晋帖》、《唐人真迹》则占两卷、《宋人书》三卷、《元名人书》两卷、《明人书》三卷。这一年所刻即为元名人书的第二卷，也就是总卷数第九。
对避寇吴门适逢其会的王世贞而言，元人书中，他最欣赏的是第八卷的赵孟頫书；他所留下的评语是：
“第八卷为吴兴赵文敏书行草尺牍若干首，遒媚清丽，妙有晋人风度。小楷常清经、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极，妙逼黄庭、洛神；唯凡骨未尽换耳。昔人谓之‘仪凤冲霄，祥云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疑漏世字）无其敌’；真知言哉。”（注十二）
如果一切顺利，明年第十卷的祝枝山书亦可上石。三十三年秋王世贞离苏北上前，曾见过祝枝山于嘉靖四年九月为文嘉所书的《古诗十九首》真迹。他认为清圆秀润，风骨不凡，在王献之之下，却在李怀琳、孙过庭之上。
第十二卷，将以文徵明书压轴。以前所刻各卷，为了存真，均由文彭、文嘉兄弟亲自摹勒。两兄弟当然希望全部《停云馆帖》，均能早日完工，了却父亲一件心愿：但，最后一卷，直至嘉靖三十九年，文徵明逝世的次年，始得问世，也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初秋十日，文徵明完成仿吴镇山水诗翰合册，泼墨浓润，笔法苍劲。沈周在日，对胜国四家，推崇备至，曾有仿梅道人吴镇长卷遗世，论者以为文徵明此册，虽说仿梅道人，实则是仿透过沈周所诠释的吴镇笔墨。沈、文师徒画，世所贵者，为“细沈粗文”；此册可谓“粗文”一格。
一个月后的八月初十，另一卷“粗文”风格的《溪山高逸图》问世：
绢本、墨画，在溪山深曲之处，宾主坐谈于茅屋之间。溪中扁舟，飘然而至。幅后行书杜甫《秋兴》诗八首：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八首之四）
放眼西北、东南的寇氛和朝政，古今境况何其相似；文徵明为书至此，心中不觉黯然神伤。两年来，苏州城门往往一闭经月。朝中已为严嵩、聂豹、赵文华之流把持，东南海疆则频频阵前換将。稍有作为者，杀戮、撤換随之而至。画此画，录此诗，不知文徵明有意或是无意。
在这烽烟弥漫的一年中，文徵明有幅高、宽均不及二尺的墨画。画中虽具年款，却未署月日，从图景和诗意判断，应系深秋初冬之际。夹岸红叶，林木萧条，长河回环，予人一种离别的惆怅。
人到高龄，作别好友时感慨特别深，总有一种后会难期的愁绪，萦绕胸中：
“五十年来宾主情，忍看执手别柴扃，秋风寂寞陈蕃榻，荒草依然茂叔庭。千里去来头总白，一樽相对眼犹青，临行为写吴枫冷，何日高踪再此经？”文徵明于诗后自跋：“德孚弘治间处余西塾，自是往来，今五十年矣。将归，出旧作相示，因次韵饯行。嘉靖乙卯，徵明。”（注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