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十年五月六日，长洲张凤翼题仇英临冷谦（启敬、龙阳子）的《蓬莱仙弈图》（注一）。
依所题文意看，此卷系仇英受华云之托而加意临摹的精品。引首“蓬莱仙弈”四字为文徵明隶书，原卷张三丰（君宝、邋遢）与祝枝山二跋，则分别由文彭、文嘉兄弟所临；仇英一卷而惊动文氏父子三人，亦属罕见。临摹的时间，据张凤翼说是三十年前旧事，推测当属嘉靖三十年左右。
据卷后文元发跋中表示，冷卷原为张凤翼的父亲张云槎所有。云槎先生好文而侠，以布衣交结当世的巨卿长者。其谈吐行谊，豪迈如已故南京尚书顾璘，府中所藏古代书画彝器无计其数。张云槎和文徵明过从甚密，常以所藏名品，请文氏鉴定真伪。其中最为文徵明所欣赏的，莫过于历元、明两世的道人画家冷谦的《蓬莱仙弈图》。图长三尺有余，纸本设色，工致秀逸，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仇英临本中，水殿云廊之下，二位仙人对弈，神情专注，仿佛时光永恒凝定了似的。另一仙人从榻上观局，而仙女们则进蟠桃、采莲花或倚栏小立。加上阶前扫叶，旁殿插花的仙童，形成动与静相映成趣的画面。画上无款，只有“仇英”、“实父”二印。
按图后文彭所临武当奇人张三丰的长跋，不但叙述冷氏生平，也言及此图创作时日，就益发增加了人和图的神祕意味。祝枝山所题七律一首，看在文徵明眼中，睹物思人，想必平添一份感伤心绪。
张三丰指出，冷谦乃湖南武陵人，寓居浙江的嘉兴。早年与刘秉忠从沙门海云学佛（按，明史张三丰传，三丰为金时人，元初与刘秉忠同师；如是则刘秉忠、冷谦、张三丰当为同门师兄弟）。元顺帝至元年间，因好友刘秉忠入拜太保，参预中书省事，他也弃释业儒，和刘秉忠偕游于浙江霅川，并结识宋王孙赵孟頫。一次，与赵氏在四明史卫五（弥远）府中，同观唐李思训李将军山水，心中突有所悟，乃加以效法。不过月余，冷谦绘画进步神速；不但笔法细致，无异李将军再世，其创作想象力，更源源不绝，遂以画名传播于世。这时冷谦年寿，已达百数十岁；但鹤发童颜，望之如四十许人。
元末红巾之乱，冷谦避寓金陵，以药物济人，医方极为灵验。洪武初，冷氏以善音律入仕，官拜太常协律郎。后以“画鹤之诬”，运用“隐壁”术仙逝。
三丰跋谓，《蓬莱仙弈图》乃冷谦为他所作，时为至元六年五月五日。此图一直为张氏所珍藏，向少出以示人。及至张三丰自谓：“予将访冷君于十洲三岛时”，唯恐冷谦去世日久，墨迹早已无存；而此一奇仙异笔，世人无识，难免与凡流庸笔浑然不辨，才长跋于蓬莱仙弈卷后。
“特奉遗三元老太师淇国丘公”，张三丰在跋中写。意思可能希望冷谦之笔，借功高望重的丘国公，以资永远流传人间。
“时永乐壬辰孟春三月，三丰遁老书。”下钤“张氏希真”朱文印；文彭临此跋时，还特别以朱砂笔把印描在仇摹本后，以示存真。
依（明史）卷二百九十九页八《张三丰列传》，张氏为辽东懿州人，身躯雄伟高大，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无论寒暑，身上唯着一衲一簑。有时数月不食，有时升斗立尽。他的记忆力奇佳，经书可以过目不忘。
明太祖和明成祖闻其名，曾先后遣使寻觅而不可得。其后更传说他在宝鸡金台观死后入棺，临葬时则又复活，遨游四川，复入武当。
明成祖永乐帝遍访不着，只好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等督工三十万人，营造武当宫观，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以守，表示对张三丰的敬意。
刘秉忠、冷谦与张三丰事涉神秘，难以理解。若冷谦的《蓬莱仙弈图》和张三丰的长跋墨迹为真，无异千古瑰宝，难怪名收藏家华云千方百计请仇英摹图，文氏二子临跋。
“红尘不与此山通，一局千年万事空，知白知玄无象妙，为生为死不言功。兴亡刘项山河外，聚散乾坤草木中，满眼羊肠无妙着，此机何处问仙翁祝允明。”（同注一）枝山晚岁，颇近于道，披图感叹，容或有之。
不过，张三丰题跋中，有两点时间上的矛盾，令人颇感费解：
赵孟頫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六月，享年六十九岁；去元顺帝至元年间（一三三五——一三四〇）尚有二十年左右，何能与弃释业儒的冷谦结识，观画于四明史府？
其次，张三丰跋《蓬莱仙弈图》于“永乐壬辰孟春三月”，“孟春三月”不知是否笔误？“壬辰”为永乐十年，即跋中所谓把《蓬莱仙弈图》“特奉遗三元老太师淇国丘公”之前。按《明史》卷一四五页九《邱福》列传，邱福为凤阳人，出身卒伍，朴戆而骁勇，常能奋不顾身，战功卓著，深得明成祖的信赖。成祖即位后，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淇国公，祿二千五百石。
永乐七年七月，淇国公邱福将大军出塞，至胪朐河，由于轻敌而兵败身亡。至永乐十年，不但世爵早已被夺，连其家属也奉命徙往海南，则《蓬莱仙弈图》无由为赠，其理自明。
仇英摹本，题者颇多，张凤翼外，有徵明次孙文元发、继文徵明后领袖江左风骚的文彭姻亲王穉登、文徵明曾孙文震孟、陆师道之子陆士仁、阳峰山人冯时范及乐安孙翼凤，可谓洋洋大观。从这些不同年代的题跋中，约略可以见出《冷谦蓬莱仙弈图》和仇英摹本收藏流传的迹象。
张凤翼跋，首叙仇英摹作的源起：
“曩华秋官过余，观仙弈图，爱玩不忍去手，因出澄心堂纸倩仇实父临之。复托二文先生摹其跋与诗，装潢成卷，乃请徵明公题其端。自以为得叔敖于优孟，面中郎于虎贲矣。去今三十年，而遥不知卷已易主；阅间，不无今昔之感，因为识之。……”（同注一）其后，张凤翼重录他题冷卷的旧作长句。
从张凤翼跋可知，冷卷可能尚在其家，但仇摹本却因嘉靖三十九年华云过世，剑光阁珍藏散落而易主。卷首有“华云从龙”、“华氏珍玩”、“古吴归氏鉴赏图书”三印，文彭临张三丰跋后，则有华云、项元汴、蒋濂儒三人或收藏或鉴定印；推测此次“易主”，可能为项氏所有。
再十八年后，即万历二十八年，文元发题识，除叙述童年时代，曾随侍乃祖文徵明，在张云槎府中见过冷卷，并无限惋惜地说：
“……今此卷已不可得见，得见仇实父氏摹本……”
则知冷氏原卷、张三丰与祝枝山墨迹，已经散失，不复为张氏所有，且不知去向。
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王穉登跋仇摹本时，既有幸见过冷卷，又能重睹仇氏摹本诸人中，文元发与他可能是硕果仅存。忆及往事，备感惆怅：
“……华氏最为好事，所藏古今名迹不减尚方。秋官易世之后，一时散轶略尽。而此图此题流落人间，衰龄老眼，幸获展阅。回思启敬画，三丰之书，如米襄阳所云：‘焕若神明，复还旧观’，岂不大偷快哉；乃如人代之变易，图画之流传。则蓬瀛清浅与棋局翻覆，仙家与世道尽然，何必抚卷三欢！”（同注一）
王氏跋后，仅余“蒋濂儒鉴定书画”骑缝一印，大概已归蒋氏所有。以下诸跋均无年款。
陆士仁指出：
“……先生（按，华云）故与先尚宝善，不肖尝得瞻其风度；盖好事而兼赏鉴者，其轻赝本而重摹本也固宜。”（同注一）
“轻赝本而重摹本也固宜”，陆士仁此言，或许无意，但视为“一语相关”似也未尝不可。从前述张三丰跋中疑点观之，“冷卷”倘非赝作，亦属伪托。
张凤翼和孙翼凤，名字相近，姓氏则异，在仇摹本中一个题跋在前，一个殿后，也是有趣的巧合。言及冷图张跋和仇英副本，他认为这是一种仙机、谶言：
“蓬莱仙弈世稀见，维冷与张应共宴。冷偶作图特赠张，绘其涉历非空羡。世间苦心爱者谁，前有句曲华后追。临摹伯仲混真赝，衡山枝山相参差。仇翁飘萧亦其俦，十洲三岛神所游。试为反复铁冠语，始信先机谶已留。奇珍流转四百春，何日来归有道人！……”（同注一）从其后段题语推测，仇摹本流转四百年后，已为孙翼凤“凌云阁”所藏。
四百年后又如何！令人不无茫然之感。
前述《仇十洲摹冷启敬蓬莱仙弈图》及诸跋，均载于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
清道咸年间官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所撰《过云楼书画记》中，再次出现有关仇摹本的记录。
这位籍隶苏州府元和县的顾氏，对仇英摹作并无异议，但对仇英所精心临摹过的冷谦“真迹”，却大表怀疑。
在都穆遗作《铁网珊瑚》中，顾文彬见过有关冷卷的记载。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续稿》里，对文彭所临的张三丰长跋，曾提出数点谬误。因此，当顾氏在同邑汪佑生家见到闻名已久的“冷作”《蓬莱仙弈图》时，心中已经有了警惕。
以他分辨的结果，认为那不过是幅南宋的院画，不知何时为人在画中柳树上落了冷谦伪款，而骗过多少收藏家和赏鉴者。
此外，顾文彬更在嘉庆进士、翰林院编修胡敬的《西清劄记》，见到另一则有关“冷谦”作品的记述；胡氏于编修《石渠宝笈》三编，鉴别懋勤殿书画之余所撰劄记，记录尽属大内宝藏；不意也有“冷作”阑入：
《冷谦劳军细柳图》，图后也有张三丰长跋，文意近似蓬莱仙弈。
“……至元六年五月为余作仙弈图”，此一跋中“张三丰”不忘与仙弈图跋两相照应，以求取信观者。并云：“此卷乃至正二年春作也。”（注二）顾文彬综据种种迹象，不得不直言：“……总之，市侩一再作伪，皆由当时士大夫率尚魏晋清谈，故售其欺而曾不之寤，亦思启敬于‘如此江山亭’，援琴作三五弄，《青旸集》且乐称之；岂有工于六法明初诸贤反绝无道及者哉！”（同注二）
从此以观，陆师道之子，所指华云“轻赝本而重摹本”，或许早已看出此中玄机，亦未可知。
画高九寸，长丈余，青绿大设色的《职贡图卷》，款：“仇英实父为怀云先生制”。卷中，仇英照例未署年款；但却成了判断仇氏卒年的重要依据，恐怕是仇英始料所未及。
图中所画为各国进贡使者，因而人物相貌、服饰、鞍马轿舆制式各不相同，器物各异。配以绚烂的山水，愈发韶丽；有人指系仿阎立本画风。
画分十一个段落：九溪十八洞主汉儿浡海契丹崑国女王国三佛齐吐蕃安南国西夏国朝鲜国嘉靖三十一年九月既望，年已八十三岁的文徵明，题于玉磬山房。文徵明首先引经据典，叙述《王会图》——又称《职贡图》的含义和源流的久远，然后分析仇卷的风格和笔路：
“……近见武克温所作‘诸彝职贡’，乃是白描；而此卷为仇实父所作，盖本于克温而设色者也。”（注三）
“……观其奇形怪状，深得胡瓌、李赞华之妙，克温不足言矣。”
距文题仇英《职贡图》三个月后的腊月既望，彭年也有一题。
彭年一开始便以感伤的语调，略叙仇英生平：
“实父名英，吴人也。少师东村周君，尽得其法，尤善临摹。东村既殁，独步江南者二十年；而今不可复得矣。”（同注三；本段前已引录）
文徵明跋中，对于仇英的近况，未曾透露任何消息，彭年的一句“而今不可复得矣”，未免像晴天霹雳一般，引人痛惜和惋叹。不由得联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生如朝露，可能就在短短三个月之间，一位不世之才，便像深秋红叶般凋落。
继而，彭年谈到陈怀云对仇英的礼遇：
“……此卷画于怀云陈君家，陈君名官，长洲人，与十州善。馆之山亭，屡易寒暑，不相促迫，由是获画。……”（前已引录）
事实上，对仇英诸般礼遇，重金求画的收藏家，除陈官、项元汴、华云之外，尚有昆山周凤来（于舜）。
周氏曾倩仇英为其庋藏奇书图画古彝的“六观堂”作图，亭台屋宇，布置极见精巧。
嘉靖十六年，周凤来曾聘仇英于其家，以四五年时光，作长逾五丈的《子虚上林图》，贺周母八十大寿。其后与嘉靖二十二年徵明所书《子虚》、《上林》二赋，合成“文仇双璧”。据说，周凤来在仇英作此图期间，岁致千金，并不时张灯设筵，集女伶歌舞宥酒；其饮馔之丰美，不亚于尚方。
少年时代的仇英，曾作过磁工和建筑油漆画工，受伯虎的赏识，周臣的教导，文徵明父子的援引交游，收藏家的礼遇，加上本身的才华与勤奋，不但在江南画坛放出异彩，其女若孙并皆以画艺成家。
“而今不可复得矣”；彭年跋中，语意虽然有些含混，但却成为寻求仇英生命踪迹少有的线索。
仇英年寿之修短，史料和著录之中言人人殊，难获定论。有些推论中，仇英的年岁，往往无法涵盖他早年的创作，如：为朱存理所画《募驴图》、表彰顾春妻子贞烈的《刺目图》与沈周等同贺盛桃渚五十七岁生日的《玩鹤图》等。
《石渠宝笈》三编册二页五五七载《仇英蓬莱仙弈图》一卷，文徵明于嘉靖三十五年跋于其后：
“十洲仇子，于诸画家无所不学，亦无所不似。此仙弈图效赵千里笔法，尤为逼真，乃未及三十时为吴文定公所作，正其卧王濛于纸上，坐徐偃于笔端时也，观者可以想见其临池之勤矣。”
按：文定公吴宽中成化八年状元，授修撰。释褐后，客寓北京，仅于成化十二年、弘治八年两度丁忧还吴。两次均在三年后服除便回京销假，起复官职。首次东旋，伯虎、徵明都只是七岁孩童，遑论仇英。再次，丁继母忧时，则文、唐二人年已二十六岁。弘治十年三月暮春，沈周拏舟送吴宽于京口，作《送行卷》赠别；此后两人便未再相见。弘治十七年七月十日，吴宽以古稀之龄客逝金台。
仇英赠画给吴宽，似乎只有弘治八至十年春，方得当面请益。如此际其“年未三十”，则与文唐二人年龄差距，最多不过二三岁。
即使仇英在吴宽北上后才画《蓬莱仙弈图》，遥寄京师，也唯有在弘治十至十七这七年中间；假定仇英此际“年未三十”，则与文唐二人年龄差距，可能就会大些——大约小五六岁。
《仇英蓬莱仙弈图》，虽载于《石渠宝笈》，现今存否不得而知，仇画文跋的真假难以考据。因此，用以考据仇英生年的证据力，似嫌薄弱，仅能略作参考而已。不过，这样推测所得的仇英生年，才能涵盖著录中乃至现存的许多仇英早期作品。
“见仇画方是真画，使吾曹有愧色。”（前已引录），在诸多赞美仇英绘画造诣者中，也许文徵明这句话，诚挚而公允，是对辛勤努力一生的仇英，最好的称颂。
“……余阅画家立意，或援古以讽今，或借近以规远；凡致力精工者，不虚作也。使十州操笔金马之门，亲见百蛮率服，宾贡阙庭，则其所图又岂止于是耶！”（同注三）彭年在跋仇英《职贡图卷》时，对仇英因出身与生活环境所限，未能跻身金马之门，尽展胸中才华，极表惋惜。
吴中后进王穉登，在所著《吴郡丹青志》，则对仇英褒贬互见：
“仇英，字实父，太仓人，移家郡城。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稍或改轴翻机，不免画蛇添足。”（注四）
丹青志中，列仇英于“能品”。但，他心目中的“神品”，唯沈周一人，附沈周父恒吉、伯父贞吉及沈周老师杜琼。唐伯虎、文氏父子叔侄，则仅列为“妙品”。其允当性，后之学者，不能无疑。不过王穉登对仇英的评语，影响似乎很大，明末徐沁《明画录》，对仇氏的评价，便和王穉登如出一辙。
董其昌则在《画眼》中，对仇英工笔画，推崇备至，认为连文徵明的青绿山水人物，也不免稍逊一筹：
“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注五）
他进一步形容仇英作画时的专注：
“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同注五）
董其昌有一种比较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画工笔画，身为造物所役，容易损寿；因此，他坚信仇英寿促之说：
“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中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注六）
仇英，不但身世、年寿如谜，看来，其艺术之真伪难辨，其画品也说法不一，似乎难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