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洁白温润、芳香如兰的玉兰花，文徵明有着特殊的偏爱。从停云馆中以“玉兰”名堂，以及王献臣的拙政园中，特辟“玉兰堂”，供文徵明休憩和挥毫，可见一斑。
旧日沈周有竹庄中种有玉兰，树高二三十尺，三四月花开，一枝一花，状若玉杯，叶子形如倒卵，满庭飘着香气。沈周不是举觞对月，花下吟哦，就是轩窗调墨，为花写照。
弟子陈淳，有题玉兰花七绝一首，文徵明时而吟哦咀嚼，颇感清新可喜：
“韵如温玉气如兰，别后春风几度看，此际含情无一语，淡烟疏练雨夜凭阑。”（注一）
“伴月曾无影，含风却有香。”
“姿润堪裁佩，形奇可作杯。”（注二）
两联均见于陈淳所作《玉兰图》中；但在境界上，前联却胜后者一筹。
可见无论种玉兰、赏玉兰、画玉兰，都不乏知音和同好。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文徵明逋自无锡访华云归来，见堂前玉兰绽放，芬芳净洁，竟忘掉疮毒痛痒和旅途劳顿。立刻拈笔貌写花容，遥寄华云，奇花共赏；华云不仅是位书画鉴藏家，也是玉兰的爱好者。
在文徵明《甫田集》中，有《玉兰花》七律一首：
“绰约新姿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我知姑射真天子，天遣霓裳试羽衣。影落空阶月冷初，香生别院晚风微，玉环飞燕元相敌，笑比江梅不恨肥。”（注三）
初看只以为春暖花开，文徵明向月独吟之作。“玉环飞燕元相敌，笑比江梅不恨肥”，两种相互矛盾的美，在比照之下，竟然调和无比，混化无迹，当为此老合意之作。
继而在某些书画著录中发现，此诗共有七律二首，集中所录不过其一。诗后自识：
“嘉靖辛亥人日，访补庵郎中，适玉兰花盛开，连日赏玩赋此，并系以图，徵明。”（注四）
“辛亥”为嘉靖三十年，由此可知，年高八十有二的文徵明，再访华云剑光阁时，适逢玉兰花季，赏玩之余，赋诗作图，以纪一时之乐。
其后赫然发觉，同样的两首七律，类似的题识与画记，分别载于《石渠宝笈》三编、《式古堂书画汇考》、《穰梨馆过眼录》等著录，竟达七八件之多。
古人作画，题材、布局近似，诗相同，题跋相类者，固然所在多有，但重复若是，不免令人迷惑，也联想到作品真伪的问题。
“文徵明”题识中，年款均为“辛亥”，但月日则有所差异；或许可作分辨真伪的初步线索。计有署为“辛亥人日”、“辛亥八日”、“辛亥二月八日”及“辛亥春日”四者。
推测，除署“辛亥春日”者外，其余似有疑问。七律之一既见于《甫田集》中，而各种著录中的题识，除纪月日外，余皆相同，可见文徵明确曾有过这样一幅诗与画。其创作，既有一定的情境，也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很可能当筵赋诗，对花写生。
进一步推测；或者说是假定，首位仿制文作者，可能由于传抄错误，将“辛亥春日”，写成“人日”。“人日”为正月初七，离玉兰花季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其主要的疑点。
署“辛亥八日”者，可能又是仿“人日”本的笔误。通常“九日”皆知为“重阳”，不待书月，便知为九月九日；“八日”有何特殊意义，似乎未见。至于署“辛亥二月八日”者，也许在仿制“八日”本之前，便发现了“八日”无“月”的误谬，因之约略性地改写成“二月八日”。
玉兰花的性质、花叶的形貌与花季，载于古籍乃至现今之植物辞典或图鉴之类，前述所署作画日期，只有“辛亥春日”，可以概括玉兰花季。然而，诸著录中，署为“辛亥春日”者，也非只一则，可能之一是著录虽然不同，但所载录的却同为一画，其二，则是所载作品并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其作品真伪，仅凭有限资料恐怕是难以判断的。
老年人心思，大部分在回忆往事，岑寂中，过去的交游、好友的忌日、文场中的盛事……一一浮上心头，咀嚼玩味，反刍着逝去的岁月；文徵明自不例外。
往事中，有的令人欣喜，有的不免思之怅然，乃至悔不当初……情绪变化，不觉流于眉宇之间；文徵明的情绪，则更见于书画题跋上面。
“展阅斯图一恻然，转头陈迹十经年，欲题新句还生感，愧我聪明不及前。”（注五）文徵明在为野亭所作山水轴上题。
几乎每一位求书画者，都极力表示对书画家人格的尊崇，对其墨迹的珍爱；必将昭示子孙，永为世袭的宝藏。令文徵明感叹的，不单是重对十年前手迹，自愧聪明日衰，而是藏者言犹在耳，画却早已易主。他在诗后识：
“往岁为野亭所作，今为原承所得，持以示予，赋此志感。辛亥二月望，徵明重题。”（同前注）
看着画中景物，石桥、野亭、岩石纵横，危峦孤耸间的水阁、相向凭栏而坐的隐者……作为画面重心的野亭中，案陈古陶彝器，显示出主人的好古博雅。裒衣广袖的幽人，扶杖过桥而来，从容的气象，仿佛回到陶唐之世。
记得画时，一坡一石，巍然的中峰，垂悬的双瀑，出峡的怒流，均配合主题与人物的性格，详加构思，紧密配合。上题：“嘉靖辛丑夏五月徵明为野亭作。”画后，见者莫不啧啧称异，认为画中景物，野亭精神，已融合成为一体，借文徵明灵明的笔墨，必将传之不朽。岂知仅十二年的岁月，画已易主；无论其原有的含意如何，在文徵明眼中，或是在任何人眼中，它已与“野亭”其人无关。它只是一幅普通的山水挂轴；正如同一幅别人祖先的画像，看来只是一帧人物画而已，其中不再有任何精神关联和血统承传的神秘意味。
辛亥六月，除了八日那天，思及师生好友当年共赋《落花诗》的情景，以行草书写《落花诗》一册，并为正德十六年《和王宠元墓五古》七首补图。
七首五古，草书于纵九寸五分，横八尺余的纸上；已是三十年前的旧物。纸上乌丝阑，为长子文彭手界，其时文彭年方二十五岁，王宠大文彭三岁。有一段时期，同在楞伽山治平寺，从蔡羽读书；光阴迅迈，世事变化，令文徵明感叹。
王宠原唱已经散失，未见于《雅宜山人集》中，文徵明吟诵数句，奈年老记忆衰退，心中不禁涌起几分懊恼。
那年三月，南征回銮的武宗皇帝，驾崩于豹房，四月新皇帝即位，一时消息频传，人心未定。几位好友，索性寄情于山水之间，吟咏啸傲。七首诗题分别为：
《舟中望灵岩》、《虎山桥》、《七宝泉》、《登元墓》、《竹坞》、《光福寺》、《宿僎上人房》。而后两首诗中，所表现的感慨尤深。
“……闲心会空寂，尘世思欲避；所以高世人，往往轻禄位。转首昔人非，举目溪山异，衰盛故相寻，欢娱不容意；同是百年期，何须叹荒弃。”——《光福寺》（注六）
文徵明至今无法忘记，穿行山椒之中，忽见这座南朝古寺时的心理感受，只觉得万事皆空，苦恼中的功名利禄，均可抛诸脑后。其后的北京之行，想来也很无谓，只是那时尚未能真正彻悟。
文徵明诗中，形容僎上人生活环境的静雅清幽，何异于神仙世界：
“暝色起湖心，徘徊日沉岛，人散鸟亦归，山空静愈好。玉梅不藏妍，残雪夜争缟，荒游已穷日，秉烛何潦倒。更爱水明楼，浮空树如草，秀色真可餐，何须饱粮稻。怪底神魂清，云房枕湖脑。乃知从前日，枉作尘中老，江上无恡情，相见苦不早。”（同前注）
人生的执迷和开悟，很有些不可思议。正德十六年，他五十二岁，百年强半，长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光福寺》、《宿僎上人房》诗篇，在时势、命运及情境的激荡下，灵光闪现，恍如醍醐灌顶。然而这瞬间的开悟，对其后半生而言，仅仅像电光石火一般，随即归于沉寂。
当年王宠赋了七首五古之后，依旧颠仆于场屋间，直到北京归来，始筑室越来溪上，寻求心灵的宁静。文徵明品味前诗，怅然若有所失。
元墓、虎山桥、七宝泉……他以横近四尺的绢素，参照诗意，挥动彩笔，点染出当日的游踪，算是对亡友和逝去岁月的凭吊。
“辛亥六月，徵明补图；回视前书，已卅有一年矣！”文徵明在画后，以寥寥数语，谱出最深沉的叹息。
《停云馆帖》卷七为《宋人名书》，上石之际，又是文府一件忙碌的盛事。
江南名工章文，字简甫，与文徵明同属长洲人。章文非比一般工匠，他本身就是一位书家，其楷法极类文徵明；由他镌刻，最能把握住文书的神韵。因之，数十年来，无论停云馆的古书名帖，或徵明所书文章，非章文出手便难以惬意。章文之子章藻（仲玉），不但能习父业，书法成就，尤其不可忽视。
怎知正当文徵明父子师生，对章文依重日甚一日之际，他却逐渐沉迷赌博，经常与博徒互相征逐。不仅刻品不如往日精严，有时根本找不到人影。文徵明惋惜感伤之余，只好找寻其他刻工如吴鼒、梁元寿、江济、温恕、温厚、吴应祁等人，分散工作，以免受限于人。其中吴鼒，为章文之外，最使文徵明觉得顺心如意的刻工；所以文徵明晚年所书诗文碑铭，不少出于吴氏之手。
文徵明有两件同署“嘉靖三十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的法书，据说都由吴鼒镌石拓印。其一为前后《出师表》，其二为《醉翁亭记》轴。
《出师表》拓本，收于《天香楼藏帖》、《十二梅花书屋石刻》（注七），《醉翁亭记》原书见于《故宫书画录》《书》卷二页九，可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或即此轴之拓本。
文徵明生平，谨言慎行，虚怀若谷，且寝食有节，但此一乌丝阑小楷书轴的跋中，却生动地表现出一位书家因展玩王羲之黄庭经初刻本，不但据以批评唐初书家仅得书圣之皮毛，自己更感动得废寝忘食，浸淫数月之久，始悟羲之楷法而作此轴：
“余于梅韵堂，展玩右军黄庭经初刻，见其筋骨肉三者俱备。后人得其一忘其一；即唐初诸公，亲睹右军墨迹，尚不能得，何况今日。至其冰姿玉质，宛如飞天仙人，又如临波仙子，虽久为规抚，而杳不能至。近余屏居梅韵斋中，案头日置黄庭经一本，展玩逾时，倦则啜茗数杯，否亦握卷引卧，再日颓然。如是者数月，而右军运笔之法，炙之愈出，味之愈永；几为执笔拟之，终日不成一字。近秋初气爽，偶检阅欧阳公文集，爱其婉逸流媚。世传欧阳公得昌黎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之，苦心探颐，至忘寝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予辄有动于中，因仿右军作小楷数百余字，聊以寄意；敢云如凤凰台之于黄鹤楼也。时嘉靖三十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长洲文徵明书于玉磬山房，时年八十有二。”
此跋令人费解者，有下列数点：
跋中所表现的语气神貌，不似文徵明平日为人。所云“梅韵堂”、“梅韵斋”，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提及；识谓“书于玉磬山房”，则“梅韵斋”或为府中的一间书斋。在自家书斋中所展玩的黄庭经，又未书明系访客所持来的奇珍异宝，何以使文徵明惊诧宝爱，不忍释手若是？
文徵明《甫田集》中，有《题黄庭不全本》，首段即辨析，王羲之卒后三年，黄庭始出，所谓右军书黄庭经换鹅之说，根本是后人附会：
“宋诸贤论黄庭众矣，然但辩其非换鹅物，卒未尝定为何人书。虽米南宫亦弟云‘并无唐人气格’而已。至黄长秘书，始以逸少卒于升平五年，后三年为兴宁二年，黄庭始出，不应逸少先已书之；意宋齐人书，然不可考矣。……”（注八）文徵明以善鉴著名于时，其对历代书画名迹，名贤掌故，一向考据精详。上引《题黄庭不全本》，书于都穆在世之时；文氏自不能根本否定王羲之书《黄庭经》之事于前，再废寝忘食地揣摩、学习《右军黄庭经》初刻本于后。
《文徵明年表》及《文徵明书画简表》编著人周道振，对文书“醉翁亭记”拓本，也感到了几点怀疑：
《出师表》与《醉翁亭记》，如为一人同日所书小楷，何以字体不同？此外，款末两方印章（按，指拓本），也未见文徵明用于别处。
“……吴鼒，明嘉靖间人，徵明书生前勒石出于鼒手者，应皆真迹。此记自云‘展玩右军黄庭经初刻至数月’，‘因仿右军作小楷数百字’，则书体小异，不为无故。但款末两方印，皆未别见为可疑。”（同注七）
周氏一方面以这些理由，自释其心中的疑惑，一方面也表示对那两方“并未别见”的印章，无法释怀。
文彭在一个偶然机会中，过访无锡华云书室；时为嘉靖三十年二月，在其父文徵明往访剑光阁，写玉兰花之前。
华云琳瑯满目的藏品中，他特别注意到乃弟文嘉历时十六年，完成于嘉靖二十五年的十幅宜兴《二洞纪游图册》。十幅均为水墨山水，各高八寸一分，阔八寸七分，引首篆书《二洞纪游》，出于周天球手笔。
文嘉在首幅《东渰泛月》画上题：
“萍逢得故友，水宿感烟波，笛起关山弄，杯停子夜歌。竹深防卧虎，江近有鸣鼍，兴剧浑无寐，翻嫌月色多。”（注九）
那的确是一次令文嘉毕生难忘的经验；嘉靖八年冬天，他与袁袠（永之）有事赴荆谿。归途适逢华云携少子华诚、塾师倪原所乘的船只驶至，遂方舟同游善卷和张公二洞。在月光波影搖曳之中，传来悠扬的笛声，不远的江涛，两岸的深篁，飒飒作响，相互回应。几分陶然的酒意，驱散了睡意和倦怠，文嘉和袁袠各有所作，华云亦朗吟《遇文袁二子泛月闻笛》七律一首：
“偶尔方舟弄谿月，忽闻一暗飞声，婵娟对影却自笑，杨柳关愁不可听。他日看云望春树，此时促席尽平生，欢然酌酒陶然醉，只恐鱼龙梦不成。”（同前注）
游张公洞次日，文嘉为图，袁袠作记，华云不但有诗多首，并为《游宜兴二洞诗叙》。文嘉十图全部点染完成次年，袁袠即归道山，往时荆谿之欢会，也只能求之于图画和记忆之中。
文彭浏览册中图画、诗和叙，感到独缺袁袠当日的记文和诗作，实为美中之不足。袁氏记文之生动，纪游诗清新洒脱，当年读过之后，一径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因此，他在册后题识，希望有朝一日，能由袁氏子鲁仲补书，以成全璧：
“……庶几补亡，当疑中郎之尚存也。”文彭无限感叹地写道。
嘉靖三十年九月，文嘉受陆师道之托，临沈周《西山有虎图》（注十）。沈周虎图，作卷、轴两本，文嘉所临乃高四尺三寸八分，阔一尺的立轴，连各题跋也一并临写下来。
这图已经是七十三年前的旧迹，其时文徵明年方九岁，沈周五十二岁，吴宽是时亦居忧在乡。沈周父亲沈恒吉逝世于前此一年，沈周为了寻求葬地前往西山，而虎之暴虐，与地方官之颟顸，乃借着虎图和歌咏题跋传之于世。所以陆师道之请托临写，非止想为先贤名迹留下一份副本，可能也有借以警世的意味。
“……今年虎多令人忧，遍山搏人茶不收。墙东小女膏血流，村南老翁空髑髅。官司射虎差弓手，日隐山家索鸡酒，明朝入城去报官，虎畏相公今避走。……”（注十一）
沈周字句，铿锵有声，仿佛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写出民间的疾苦。而他画笔下的古松黄茅中蹲踞的猛虎，反倒成为人间悲剧的一种陪衬。一时名公吴宽、李应祯皆有题，足见此歌此画所引起的广泛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