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页一〇八九，载有《明文徵明后赤壁赋图一卷》，列为：“次等，宙三”，附注：《贮御书房》；想亦清帝日理万机之暇，偶一披览的古迹。
图为绢本，着色。后幅有文徵明行书《后赤壁赋》及款识，再后则有明贤题跋数篇。
单从这则著录中的款识而言，和文徵明与知友徐缙（子容）当时交往的情形，颇相符合；但，就卷后的题跋而言，则令人不能无疑。
“徐崦西所藏赵伯驹画东坡后赤壁长卷；此上方物也，赵松雪书赋于后，精妙绝伦，可称双璧。……”文徵明在识中写。
“崦西”，乃徐缙之号，徐氏居吴县洞庭西山，是已故太傅王鏊的子婿。王鏊、徐缙翁婿，备受朝廷礼遇，多所赏赐，款识所称该卷书画双璧，为上方之物，自是可信。识中接着叙述：
“……余每过从，辄出赏玩，终夕不忍去手。一旦为有力者购去，如失良友；思而不见，乃仿佛追摹，终岁克成，并书后赋，聊自解耳，愧不能如万一也。……”
徐缙中弘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文徵明嘉靖二年入京，授翰林待诏，徐氏居官早文徵明十六七年。其致仕在嘉靖九年前后，晚文徵明三四年之久。二人虽是多年好友，但真正杖履偕游、析赏古书名画，或请文徵明挥毫染翰，图写徐缙府的奇花异卉，则是嘉靖十几年后的事。识中所谓：“余每过从，辄出赏玩”，显非虚语。至于名迹为有力者购去，如失良友，怅惘之余，乃心追手摹，聊以自解；在苏州亦不乏类似的前例。所以，单就款识来看，无论所指人物、书画名迹、失画的时间，和郁积在心中的情绪表现，都让人觉得真实感人。在叙述文徵明思而不见，仿佛追摹的过程之后，识中也不忘表现文徵明生平惯有的谦虚性格：
“……昔米元章临前人书画，辄曰：
‘若见真迹，惭愧煞人’；余于此亦云。”
年款署为：“嘉靖乙巳秋九月十有二日”；“乙巳”为嘉靖二十四年。
据《苏州府志》页一九五七所载，徐缙“以母丧哀毀，逾三年卒”。复依《明人传记资料索引》页四七一“徐缙”条，其母王氏卒于嘉靖二十一年，以此推算，徐缙当卒于嘉靖二十四五年间；就文氏追摹赵伯驹赤壁图的时间而言，亦属合理。
不过，在文徵明的图、赋、款识后面，再接以吴宽、李东阳、许初、文嘉、王穉登诸跋，就顿时破绽毕露了：
许初、文嘉、王穉登，为吴地后起之秀，嘉靖二十四年，尽皆壮龄。三跋真赝，姑且不论；但，吴宽卒于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卒于正德十一年，均可谓“墓木已拱”，仍能跋文徵明嘉靖二十四年的赤壁图赋卷，实在不可思议。
从各种著录和遗迹来看，进入古稀以后的文徵明，其法书常为门弟子与苏州名士，以之与日臻纯熟的仇英画作，联为合璧，两者相形益彰，使藏者视同瑰宝。
仇英的纸本、着色《双骏图》，只落名款，并未署年，不知作于何时。两个圉人，各执一缰相对而语。一马挺立，一马掀蹄搖尾，作欲嘶鸣状，姿态极为生动。两匹马目光如电，予人一种气骨不凡的感觉。上方，则为文徵明行书《天马赋》，款署：“嘉靖庚子春三月廿六日，徵明书于停云馆”（注一）
“庚子”为嘉靖十九年，徵明七十一岁。所书《天马赋》，为北宋米元章所撰：
“高君素收唐画御马，翘举雄杰；感今无此马，故赋：‘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骏，勒四十万之数，而随方以分色焉，此马居中以为镇。……’”
然而不知何故，短短十九字的“赋序”中，竟然漏掉“翘举雄杰”四字。其后赋中，颠倒误漏，也有数处。如：“蹄踠踣以风迅”，文书误“踠”为“椀”。再如：“横驰而世充领断，咸绝材以比德”，文书误为：“横驰而世充领，咸绝材断以比德”；余不赘述。
以文徵明生平之谨慎，为学之认真，似乎不应有这样明显的误漏。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廿一日，也就是吴氏夫人逝世后的一个月，心境哀凄、孤寂的文徵明乘舟前往昆山岳家。舟行途中，前南京刑部尚书周伦的季子周凤来，取出仇英作《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卷》相赏。周氏藏有赵孟頫以般若经換茶诗，他请仇英以生花妙笔，绘出赵孟頫这段足以媲美王羲之写经换鹅的风雅趣事。现在则请文徵明书“般若心经”，不但与仇英图卷合璧，也与赵孟頫的换茶诗，那段流传千古的风雅故事，遥相呼应。
嘉靖二十二年，即文徵明为一生清正贫寒的刘麟，作《楼居图》那年的除夕，仇英作水墨钟馗，文徵明为书元朝诗人周密（草窗）七古一首于上。
三十年后，徵明次子文嘉忆及此事，依旧兴味盎然：
癸卯除夕，正家家守岁，准备迎接新年之际，仇英则以四尺长绢，作水墨钟馗。狞猛的钟馗，倒提三尺宝剑，与狂鬼厮杀得天愁地惨。文嘉、王穀祥、陆治适时到访。陆治见了，赞不绝口，仇英则慨然以赠。陆治更乘兴挥毫，为之补景。
当一行人到了停云馆时，文徵明看了，也觉得生动有趣，不禁技痒，忆及周密诗中所描写的阴森鬼气，遂题写其上：
“……绿袍乌帽聘行事，拃脑刳肠天亦愁。中有巨妖诛未得，合驾飙轮霹雳；如何袖手便忘机，回顾东方已生白。”（注二）
谈到一夕之间，仇英画钟馗、陆治补景、文徵明书诗，三美并具，文嘉以为“一时奇观”。
不过，上述文嘉所谓“一时奇观”，使人有真伪莫辨之感，原因是文、仇下世之后，不少人假托文彭、文嘉兄弟之名，题跋“文作”或“文仇合璧”之上；见于著录的，亦复不少。例如著录于《石渠宝笈》页六六一的《明文徵明古洗蕉石图》：图着色，无款，仅右方下有“停云馆”一印。上方有文彭录张雨、饶介之、倪瓒、杜琼等《蕉池积雪诗》，并文徵明和诗，后面款署：“嘉靖丙辰秋八月望日，三桥居士文彭书于金台石室中。”
轴中所画乃一锈迹斑驳的汉朝铜洗，上置湖石，挺拔雄奇。芭蕉数叶，从石后伸展摇曳，绿意盎然，和古洗、苍石，形成强烈有趣的对比。
“空山白石汉垒洗，不与时世俱凋零，天星坠地尚皎皎，土花蚀雨何青青。千年物色本同幻，前辈画格能遗形。怀贤吊古意无极，一笑醉倒双银瓶。”（注三）从“文徵明”这首和韵猜测，“蕉池积雪”，前人不但有盆景，有诗及历代和韵，也有画格高古的遗墨。文徵明不仅追和前贤诗句，也可能临摹过前人画迹；文氏另有构图相近的《蕉池积雪图》，可为佐证。（注四）
不过，《石渠宝笈》著录中的这轴《蕉池积雪》图和字，却颇为可疑；因为在前录文徵明和诗之后，有“先君文衡山追和”七字。按，文徵明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日，文彭录诗署为“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徵明尚健在人间，倘真为文彭墨迹，焉能有此失误？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廿一日，文徵明在其缩临《兰亭序》后面跋：
“闲窗无事，戏书此纸，公瑕装以为册，真可笑也。”（注五）
太仓周天球（公瑕），自十六七年前投入文徵明门下，即尽心学习，不但深入文氏堂奥，对于来往停云馆的书家；徵明的好友、门生如蔡羽、王宠、陆治、陆师道等，也无不用意揣摩其书风，搜求其书迹。其中名迹也有因徙居而散失，对嗜书如命的周天球而言，可谓痛彻心肺。
到嘉靖三十年七月，计珍藏祝枝山弘治十三年书《黄庭经》，王宠嘉靖十二年书《曹娥碑》；祝枝山四十一岁及王宠生命末季，皆曾寓居虞山白雀寺，故此二帖均由寺僧手中取得。
“林屋先生亦曾辱下榻，故暇时偶笔，手赠特夥。”周天球在书后的记中写。遗憾的是，所谓“手赠特夥”的蔡羽书迹，他只保有嘉靖十六年所书的《湘君湘夫人》一帖而已。
此外，有陆师道嘉靖二十四年十月所书《麻姑山仙坛记》，及彭年写于嘉靖三十年的《洛神赋》；连同文书《兰亭序》，总计法书六卷。周天球不但请仇英为每家书迹，各作一图，而计划中，更想请文彭、文嘉、许初、王穀祥、袁褧等，各有所作：
“……文宗、袁尊尼皆我同志，将取决求书满帙。……”周天球在后记中，总结其心中的宏愿。
徵明此一《兰亭序》，书于七六高龄，可谓又一件“文仇合璧”，却是由爱徒周天球撮合而成。
尽管生活于贫穷、困顿与逐渐衰老的情况中，新年，仍会给人带来几分欣慰和希望。然而光阴迅迈，转眼间又是万木凋零，严霜笼罩，梅花绽放的岁暮气氛。人到老年，每逢除夕守岁，往事浮现，感叹之余，又难免伤怀。
俗谓“年年年头接年尾”，从另一个角度看，年尾年头，紧密相衔，并无明显的痕迹，而情绪变化如此，实在有些令人费解。
文徵明嘉靖二十四年《除夕》诗，前已引录。如果将其二十五年的《元旦书事》，和同年的《除夕》诗，加以对照，情绪的波动，相映成趣：
“奕奕祥光报令辰，融融淑气转洪钧，开门聊自占风色，展刺先欣见故人。时日笑谈惊隔岁，暮年光景喜逢春；桃符历日年年事，一度相看一度新。”（注六）
“酒阑灯烬夜茫然，抚事追思十载前，坐上渐看同辈少，眼中殊觉后生贤。江城寒薄梅花早，原野霜清落木坚；皮骨已空心力尽，还将衰鬓待新年。”（注七）
十年前的五月下旬，他的长兄徵静病逝，留下子孙多人。是年闰月十日，葬徵静于吴县的梅湾；思前想后，兄弟间的往事，历历在目。
“……某少则同业，长同游学官，依恋翕协，白首益亲。……”文徵明在长兄墓志铭中写（注八）。
最使他无法忘怀的，一件是徵静摆脱官司纠缠之后，兄弟二人闭门夜话的情景；使他们进一步体会手足之间，情深似海。其次，则是嘉靖二年春天北上赴试，徵静追送吕城，才执手唏嘘，惨淡作别。及至徵明南归，对手足之情就愈加珍惜，经常相见，形影难离。
兄弟天人永诀之后，好友、妻子以及在京时的同僚，纷纷凋谢。虽有王穀祥、陆师道、居节等吴门俊彦，投于门下，朝夕探讨，杖履相随，但内心的创痕，何尝平复；这就是他诗中所说的“坐上渐看同辈少，眼中殊觉后生贤”。
如果把“元旦书事（丙午）”和“除夕”两诗，一句句地加以比照与品味，那种欣喜与惆怅情绪的交织、波荡，就愈发令人为之兴叹。在这既抱持着希望，又满怀沮丧的一年里，文徵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艺文活动。
文徵明在仇英所摹孝经十八章卷后记：
“此卷乃实甫所摹王子正笔也。人物清洒，树石秀雅，台榭森严，画中三绝，兼得之矣。国光兄宝而藏之，出示予者三，予遂心会其意，为录孝经一过；徒知承命之恭，忘续貂之诮何！时嘉丙午二月既望，徵明书。”（注九）
画为绢本、着色，纵约一尺，横二丈二尺左右。画中人物、树石、台榭，一段段有关孝经的故事，工细而生动地布置于长卷的上方，下方空白，似有计划地，留为补书经文之用。文徵明友人“国光”，并不明言索书经文，而只再三出示画卷，让文徵明自会其意，也颇为风趣。
此卷无论作图或真书经文，所费精神时日，都很可观，在文仇合璧中，不为多见，然而仍旧有些令人费解之处：
仇摹孝经画卷的前十七图，图与图之间，若断若续，左右呼应。每段画意与经意，互相吻合。唯卷末一段，经文为“丧亲章第十八”，而图，却像另外接补上去似的，裁割整齐的矩形画面，与前图既无衔接呼应之感，和下面经文的绢底，也划然分开，并不如前列各图底边那样渐淡自然。所画景物，乃远峰隐隐，在江涛浩淼中，一岛兀立，状如金山。山之后侧，孤帆远驶，艇上逸士，悠闲之状依稀可见；似与经文中所讲论的，孝子丧亲，当如何尽哀尽礼，乃至安葬、祭祀等活动毫无关联。卷中，既无仇英名款，亦无实父章印。
此外，除拖尾文徵明书识为纸本之外，著录所载，引首亦为纸本，有“百行之原”四字，款“吴宽书”，钤“吴宽”、“原博”二印。
按，礼部尚书吴宽丁继母忧服阕，最后一次由苏州北上京师，为弘治十年，七年后客逝金台。有关仇英生年，后人颇多争论，有生于成化十八年、弘治七年、弘治十五六年各种不同说法；前文业已言及。即使假定仇英生于成化十八年，而其孝经图卷作于弘治十年春天——吴氏北上之前，并求得所书引首；推算仇英作此卷时，年龄应在十二岁以内。若采信生于弘治七年、十五年、十六年之说，就更加令人陷于迷阵。此为孝经图卷令人费解的另一因素。
四月初夏，文徵明篆书千字文的后几天，常熟王虞卿来访，出购藏达数十年的沈周未完成山水卷相示。是卷联纸十一幅，长达六十尺，为此老生平少见之巨构。
山林村落、渔矶钓艇，连绵若百数十里之遥。幽人渔樵，往来其间。携琴观瀑、独行板桥；以及山窗清话、默然垂钓者，不一而足。卷中结构，不像沈周“苏州山水全图”那样繁复，也不像“沧洲趣”长卷那般苍劲简洁，大约介于二者之间。
文徵明睹物思人，蓦然间，仿佛回到弱冠之年，在双峨僧舍中，看年逾耳顺的沈周作《长江万里图》的情景。当他看得入神，欣然若有所会的时候，沈周却笑说：
“此余从来业障，君何用为之！”（前已引录）
转眼已经过了五十七年的岁月，人们不但称颂他善画，并认为足可承传沈周的德业，领袖一代风骚。
“正昔人所谓无佛处称尊也。”（注十）文徵明谦虚地说。
不过，当王虞卿一再恳求这位沈周传人，继续完成此一气势磅礴的巨作时，他一方面表示：
“自顾拙劣，乌足为貂尾之续哉！”一方面脑中却浮起石田师当时关于画法的教诲和剖析：
“画法以意匠经营为主，然必气韵生动为妙；意匠易及，而气韵别有三昧，非可言传。”
文徵明揣摩沈周原意，就长卷所经营的位置加以点染之际，不但进一步体会到石田老人构思之妙；也愈发觉得那非言语所能传达，端赖资质悟力所流露出来的“气韵生动”之不易捉摸。他在拖尾识语中自谓：
“此卷意匠之妙，在公可无遗恨；若夫气运（疑韵之误），徵明何有焉？嘉靖丙午四月望，后学文徵明识；时年七十有七。”（上引三原句同注十）
宜兴首屈一指的胜地张公洞，在县东南五十五里的湖之上。玉女潭则在张公洞西南，相距不及三里。潭在山半腰的深谷里面，上为插天峭壁，下临莫测深渊。
玉女潭之名，见于唐代，名贤胜士，多往游览雅集。唐大历中滁州刺史李幼卿、唐昭宗宰相陆希声早年避乱，均曾居玉女潭一带。李幼卿之友，常州刺史独孤及，答李幼卿诗中，有“日日思琼树，书书话玉潭”之句；所谓“琼树”，即指玉女潭附近“凝玉池”南的那株根柯郁蟠，礌磈如石的古榉树，由此可见玉女潭风物之胜，何等令人心向往之。
但，唐朝以后，玉女潭之名就沉寂下来，玉女潭也在荒烟蔓草中沉埋达八百年之久。嘉靖十三年，王阳明门生溧阳史际（恭甫、玉阳）进士（注十一），归葬其母，乃买地山中。当他行走山上，俯视土人所欲售的深谷溪涧时，发现石梁遮覆，榛芜掩蔽的山腰，有片碧绿的光辉。经过披荆斩棘之后，方广不过五丈，如美女深情眼波一般的玉女潭，顿然呈现，同时，人们也发现潭右有一虎窟，人骨、兽骨，狼籍其中，不知是否使玉女潭长久荒芜隐没的原因之一。年近不惑，官于春坊的史际，随即召募勇士，逐虎远去，筑亭虎穴之上，以绝后患，并伐石铺路，在玉女潭的上方及左近，修建庄馆台轩，以供游览。玉女潭之名，因之重振，再度成为仕女向往、歌啸的胜地。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望日，文徵明在儿子与门生陪伴下，往游玉女潭和史际的玉阳洞天，可能即于当时应史际之请，为撰《玉女潭山居记》，转眼已近三易寒暑，直到二十五年的中秋，始得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