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青年时代，赴试南都所结识的“金陵三杰”中，官位之隆、声望之高，和诗文的造诣，都以南京刑部尚书顾璘为最。
顾璘爱惜人才，更爱结交朋友。支硎山下，扣庐访杨循吉，被拒于门外之事，在苏州已传为美谈。
脍炙人口的是，他和文徵明另一位友人太白山人孙太初结识的往事：
正德初年，传说为安化王亲支，风仪秀朗，踪迹奇谲的孙太初，在苏州和沈周、唐伯虎、文徵明等吴下名士诗酒欢会之后，即南下浙江，隐于霅溪、西湖一带。并与当时罢官闲居的刘麟等，结为“苕溪五隐”。正德晚岁，顾璘由浙江台州知府升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久闻孙氏丰仪才情的顾璘，渴欲结识这位名满西北与江南的山野奇士，却缘悭一面；一者是孙氏行踪飘忽不定，再则，孙氏似乎有意避开和高官贵戚相往还。顾璘为此数次道衣幅巾，放舟西湖之上；期望能在自然情况下，与孙太初纳交。一天月下，湖波荡漾，笛声悠扬。顾璘循声遥望，保俶塔高耸入云，山脚断桥处，有舟泊岸。隐约可见一僧、一鹤，和一个煮茗的童子；顾璘笑说：
“此必太初也。”随命舟子移船往就。身穿僧服的孙太初感其知音，从此打破隔阂，往还无间。可惜未及数载，太初即以三十七岁英年，遽归道山，遗下妻子施氏和所生一女。
嘉靖九年，顾璘由浙江左布政使被召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他以亲老为由，不欲远离江南，上疏乞终养。不意竟以“忤旨”罪降为都御史，以布政使官衔致仕，直到嘉靖十六年再起为官。在这六年多赋闲家居期间，一方面完成了他终养的心愿，同时也是他交结四方宾客，倡导风雅，埋首读书和著述的岁月。
为了问学、研讨和安置慕名而来的访客，顾璘构筑“息园”，建华舍数十间以为接待之所。客至如归，命觞染翰，各展其能；他像战国贤公子那样，周旋其间，永无倦色，务使款曲意尽而后去。
每当大宾客之际，须髯满面的顾璘，必命教坊以筝琶佐觞。弦管悠扬中，顾氏灵思泉涌，议论英发，听者倾座；而乐声也自然为之中止。待其谈论告一段落，厅内音乐，复行飘扬。在宾客心目中，这位饱享园林钟鼓之乐的江左风流人物，无疑是一代名士。
教坊中，少不了一位他最喜爱的小乐工杨彬。顾璘时常在宾客面前，以满足而得意的口吻称赞杨彬：
“蒋南冷诗所谓：‘消得杨郎一曲歌’者也。”（注一）
回忆顾璘的好客与好游名山胜水，文徵明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所至领客游，感时怀古，临观赋诗，风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张施，有古高贤特达之风。……”（注二）
然而，更让文徵明萦怀不已的，则是顾璘对他的相知和笃厚的友情：
“怀君不见动经年，有约犹悭访戴船，草阁自含悬榻愧，莲舟终少听歌缘。……”（前已引录）
文徵明珍藏笥中的这首顾璘七律，赋于嘉靖七八年，顾氏在浙江布政使任内。其时顾璘坚邀南归未久的文氏往游西湖，堤边赏月，画舫听歌，徵明却以疲病未果。不但顾璘在这首诗中，抒写出内心的思念和失望，其后文徵明也在复诗中，既感念主人的厚意，也以未能偕好友观潮、赏月为一大憾事。
“……田仁甫弱冠，却赙矜清修，元城寡内欲，亦自既壮秋。掩面过行女，闭门拒王侯。天然冰玉操，不与思虑谋，师资吾党少，少长咸低头。五车聚腹笥，发咏崇温柔，鲜云淡华泽，美玉辞雕锼。……”（前已引录）
顾璘此一“赠文徵仲”五古，也是赋于徵明致仕之后。诗中既描写他的性情学养，颂扬他的廉洁寡欲、急流勇退，也勾画出他退隐后埋首著述，诗文书画直追古人的境界：
“……颐神击罄室，放歌埋剑丘。掉笔弄图画，尽掩松雪俦。乃惊铁石肠，遗韵仍绸缪。伯阳信龙物，变化不可求。”（注三）
文徵明特别珍视这首长诗，不单是好友的知赏和揄扬，同时它也是遗赠给文氏的一面镜子；可以时时照见和剖析自己，鞭策着他善保晚节。
在《雅宜山人集》中，顾璘对王宠性情，也有一段刻画：
“……若吾友王履吉氏，遹发乡国，早闻四万，龙凤为章，山海为蕴，不谓有余既甚者乎！然逡巡若处女，俯诎若蒙士，自余所睹，未尝失色于人。及其遇一善，觌一才，若饥渴之于饮食，不厌不止；故年逮强仕，而海内胜流，什五齿交矣。……”（注四）
由此可见，在广结宾客，甚至可以说阅尽天下名士的顾璘眼中，文徵明和王宠，不仅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情操，而且系属同调；在序中，顾璘总结他对王宠的观感：
“……人皆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余独曰履吉之清纯不可再得也，盖伤人国焉。……”（同注四）
文徵明和王宠，无论就拙于世俗的应酬、无畏于权势的逼迫、蕴藏在胸臆间的才华、如龙一般不可测度的变化，乃至为海内胜流倾服与争相交结的品德，似乎处处都有着相同的基调；一言以蔽之，就是具有顾璘只眼独赏的“清纯”二字。
依文徵明的惯例，使者见过，或过客造请，他只礼貌性的在厅事拜谢，既不诣官府叩见，更不到河下报谒。过客倘若有所馈赠，也一概却而不受。犹记嘉靖十九年，以索取贿赂、搜刮古书名画、迫使老画师周臣为其作画而声名狼籍的礼部尚书严嵩，过访苏州。慊文徵明不肯破例前往河下报谒，使其面上无光，归语当时的工部尚书顾璘。哪知非但没有引起顾璘的共鸣，反而大加激赏地说：
“此所以为衡山也。”（注五）
这些虽只日常琐事，也足见顾璘对文徵明性格的了解和支持。
顾璘在历任官职中，一向乐观进取，不怕有权势者的阻挠，不惮事务如何繁巨，务必寻找根源，力除民弊，从事种种建设。但是在文徵明感觉中，嘉靖二十一年左右，顾璘由工部尚书迁为南京刑部尚书以后，在心境上似乎有了很大的转变；时常郁郁不乐，并萌生退志。渐渐地，文徵明就了解到，顾璘对家族戚党的照顾，一向不遗余力；唯独与法相抵触时，则必定秉公处理。他的苦恼便起于掌理刑部之后，父老请托的困扰，和豪强肆意诋毁的伤害。文徵明不能不为好友分辩：
“……及是虽典邦刑，而留司务简亦不足以尽其用；且乡里所在，父老姻戚，不能无望于公。而公执志坚定，不肯骫骳以徇；苟罹朽辜，必以法绳之。豪植强御，咸不得肆，而怨读言兴矣。言者因得假以为辞，肆言丑抵，而素所忌嫉之人，从而酝酿之。……”（同注二）
倦勤，使服行公职近五十年的顾璘一再表示，解职后将往来金陵和吴门道上，找寻乡里旧游。他更急切地想和文徵明杖履相接，尽游诸山，了却平生宿愿。
然而，这两位好友的山水之约，不但又一次幻灭，也成了文徵明毕生的憾事：
刑部尚书三年考满，顾璘按例晋京述职。回程时，不幸得到家人迎报长子顾屿病逝的噩耗，年及古稀的顾璘又是震惊，又是痛惜，当即得疾。抵家之后，病势愈发沉重，终于二十四年闰正月初八日，含恨以殁。
“金陵三杰”之中，王钦佩谢世最早，文徵明和三杰中的陈鲁南曾同时往祭。陈氏则卒于嘉靖十七年六月；至顾璘逝世，“金陵三杰”灯火尽熄。
文徵明思前想后，以四五十年的相交与相知，并参考顾璘门生太常少卿许穀所撰“顾尚书行状”，著为“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顾公墓志铭”。他像对待他所尊崇的太傅王鏊、沈先生石田、叔父文森那样，细密而真实的写下他们情行、遭际，以及对社会与生民的影响及贡献，以供来日修史者的采证。
“……徵明今年七十有六，病疾侵寻，日老日惫，区区旧业，日益废忘，愧于左右多矣。向委手卷，病懒因循，至今未曾写得，旦晚稍闲，当课上也。……”（注六）
从文徵明写给王鏊季子少溪王延陵的信中，不难想象其疲惫衰老的情形。然而，到了腊月二日无锡好友华云来访时，他仍欣然命笔，为作唐子西诗意山水图。华云这位书画收藏丰富，性情豪爽的王阳明门生，考中了嘉靖二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奉诏出使江南，便道归省其父。不意乃父竟于此际谢世；省父则变成了守孝。二十二年冬天，文徵明受华云之请，为华父麟祥撰写墓碑，也聊尽做朋友的一份心意。这次造访，则可能是丧满后，即将北上京师，起复官职，特来辞行。然而从王穀祥、陆师道的纷纷赋归，严嵩的深受宠信，朝廷景象，可想而知；文徵明也只能请这位书画知音，善自珍重。
又是一年的结束，明朝他将步入七十七岁；开门之后，前来投刺贺岁的同辈好友，不知尚有几人？略整架上图书；看看孙儿孙女摆列椒盘、翻检出各种年节的玩具；文徵明自己也无法确认面对“年”这种岁月流逝的刻画，究竟存有怎样的心情？
检点囊中所留下的诗作，依然零零落落，似乎很难像以往数十年那样，于除夕夜按序抄录，整理成帙；一如前已付刻的自选诗那样。然而，他依旧写下《除夕》七律，为乙巳年，作了个总结：
“樽酒淋漓半醉余，疏灯寂历夜何如！一行刚了床头历，四壁聊齐架上书。衰齿可堪时数换，穷愁应与岁俱除；东风喜得春来淮，早有梅花慰索居。”（注七）
由于文徵明年齿老迈，除门弟子外，交游日渐稀少，求书索画者，也就日益难有所得。如前所述，即使通家之好如王延陵者，欲得长卷，也一再迁延时日，不复像他盛年那样，立马可待。从许多画迹和后世著录来看，既然真迹难求，假书假画则充斥其间，加上真伪相掺的“名人”题跋，仿佛一口口陷阱，使欲探求文徵明晚年生命历程者，如履薄冰，随时可因画中题跋，导入迷途。
不过作伪者虽精摹细仿、割裂成张冠李戴，佐以熏、烤等技巧，但其文献资料难能齐备，或未加详考；因此，倘若细加体察，有的“自题”口吻不符，有则过度吹嘘夸张，更多的是伪造过世已久的名士显宦，秉笔题跋；其例俯拾即是：
△、清方濬颐《梦园书画录》，载文徵明七十一岁所作“观瀑图”一轴。上题七绝一首，末识：“嘉靖庚子七月，同补庵郎中游尧峰，颇兴，归而图之，长洲文徵明。”
尧峰山在苏州西南，山岗起伏，尧峰最高。初秋往游，对雅好登临的七十一岁老人而言，或能胜任。补庵华云，出身无锡世家，富收藏，和徵明、伯虎、仇英等书画名家皆有往还，作品并为华氏所珍藏。华氏中嘉靖二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刑部郎中。后因严嵩用事，朝政紊乱而乞休，事见《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庚子乃嘉靖十九年，是时，华云非但未为郎中，且未中进士。
△、胡尔荣《破铁网》书中，载文徵明嘉靖乙巳（二十四）年八月为谢时臣画“潇湘八景”一册。
谢时臣字思忠，号樗仙，吴县人，能诗善画，山水兼具沈周和浙派戴进、吴伟之风。年龄小伯虎、徵明十七岁左右。传说正德年间，曾与伯虎同应宁王宸濠之聘。前此文氏亦尝应时臣之请为作书画，见于著录。
嘉靖七八年间，徵明赋《潇湘八景》诗，每景五绝一首，载《甫田集》中。文徵明画《潇湘八景图》并各系以诗，仅《石渠宝笈》三编所录就有两册。如应乡里名手谢时臣之请，为作《潇湘八景图》，使成诗书画三绝，当不无可能。但据《破铁网》载，是册册首有文氏弟子陈淳隶书“潇湘八景”四字，便不免让人生疑。陈淳逝世于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廿一日——即图成的前一年，以隶书预题乃师的《潇湘八景图》，于理似乎未合。
△、据那志良《清明上河图》书中分析，被指为宋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者起码有三本，何者为真，学者各执一词。那氏在“本子真伪”一节的结论说：
“画的断代，画法笔法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画笔不到宋，别的问题便不必谈了。如果从这方面看，我们觉得宝笈三编本，是比其他为优。”（注八）
所谓“宝笈三编”本，即著录见《石渠宝笈》三编册三页一四五八者，图卷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卷纵七寸六分，横一丈六尺五寸。图卷之外，接在后幅的历代题跋，非常可观；仅正德年间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就有两篇洋洋洒洒的长跋，仔细描写画中景物及流传的渊源。并谓：
“……予始见于大理卿朱文徵家，为赋长句。继为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属纩，谓云阳（按，指李祁）手泽所在，遗命其孙中书舍人文灿以归予。……”（正德十年跋）
值得注意的是，李东阳同一跋的首段所谓“图高不满尺”与《石渠》所记尚属相近，但“长二丈有奇”，则与“横一丈六尺五寸”，相差颇大；其中矛盾，难以详考，且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嘉靖二年，前吏部尚书陆完，亦书跋一篇。
历代临仿张氏“清明上河图”或绘制此一题材的名家甚伙，仇英即为此中翘楚。那志良表示，仇英仿“清明上河图”。仅“国立”故宫博物院，即藏三卷之多。因之，无论私人著录或藏家，如再有仇氏临仿的“清明上河图”，当不足为异。
清代学者阮元弟子，致仕巡抚吴荣光，在《辛丑消夏记》中，录入《明仇实父模清明上河图卷》（注九）一则。
款署：“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四月既望画始，乙巳（二十四年）仲春上浣竟。仇英实父制。”由此可知，仇英笔下精雕细镂，画了三年始得完成。幅后共有三跋：首为文徵明长子文彭（三桥），跋于嘉靖三十年四月。次为陆完所题七古一首。再次为剑泉山人郭仁的七律一首。
文彭跋中显示，仇英所摹，即前述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且摹得“毫发不爽”。跋中并概述张卷流传源流，谓：“……后归少师徐文静公，其孙文灿命吾吴仇十洲摹之。……”
文彭跋既已显示《石渠宝笈》三编和《辛丑消夏记》有关“清明上河图”的记载，一为“原本”，一为“摹本”，而且载明二者尺度；唯二本之纵横比例相去甚远，如何能摹得丝毫不爽？不能无疑。
张本流传到少师徐文靖公手中，已有李东阳族祖李祁之跋；因而文靖公逝世前，遗命其孙徐文灿将《清明上河图》赠予李东阳以为纪念。按，“徐文靖公”名溥字时用，号谦斋，由编修累官华盖殿大学士，卒于孝宗弘治十一年，谥“文靖”。
因知文靖并非人名，“文彭”跋中写作“徐文静”，误以“文靖”为人名。
徐溥卒于弘治十一年，遗嘱赠图之实现，最迟亦当在正德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李东阳第二次跋《清明上河图》，叙述文靖公赠图始末之前。何能如“文彭”跋所谓嘉靖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间，徐文灿手中依然保有张氏图卷，作为仇英摹写的对象？
检视“文彭”的长题中，除结尾数语叙述仇英受托摹图之外，所有描写张择端图中景物的五百余言，全部照抄李东阳第二跋中的文句。
再就“文彭”跋之后的“陆完”跋而言：
正德末季，陆完于北京兵部尚书任内，受宁王宸濠之贿，助其恢复护卫，举朝哗然；改调陆氏为吏部尚书。宁王叛，陆完株连下狱，被司寇论为死罪。后以其曾有平盗之功，免死，谪戍福建靖海卫，嘉靖五年卒于戍所。能否跋仇英嘉靖二十四年完成的《清明上河图》，不言可喻。再二者形式、技法又“毫发不爽”，因此，把这两篇画记，试加对照，应能看出其间有无矛盾之处：
《宝笈》载，该图卷纵七寸六分，横一丈六尺五寸。《辛丑》所记仇摹本则纵一尺八分，横二丈五尺二寸九分；查所谓“陆”跋的诗句，不过抄自李东阳弘治四年九月所题张图七古长诗中的前十四句。
“仇摹本”中的第三位题者“剑泉山人郭仁”，依《历代画史汇传》所载，一名“郭存仁”，吴人，善山水、人物。“郭”题七律一首，尚未查明出处，暂且不论。
在《辛丑消夏记》的“凡例”中，吴荣光指出：高士奇《江村消夏录》，对书画卷册尺寸的记录，极为重视；但就其所见赝迹数种，题咏和尺寸，竟与《江村》著录完全相符。可见作伪造假之徒，花样繁多，防不胜防：
“……盖斗斛权衡，奸驵狡狯，愈出愈奇，不可究诘，要在真鉴，不必刻舟求剑也。……”
吴氏又在《仇摹本》三跋之后，自记二百六十余字：
“图画北宋都会之盛，自郊野而城市，而宫掖，凡人世所有嬉游诡异之观，无不毕具；三桥所记，已举其略矣。然画之工妙，则非以十洲之笔，竭千日之工，不能临摹若此。此图世多赝本，特就市井小人之事，偶举一二，以相比较，其细致易及，其传神不可及也。”
吴氏自记，一则肯定了“文彭”之跋，并盛称“仇英”摹本之真实与工妙。仇英此一摹本，今虽不得而见，但对“文彭”、“陆完”二跋之矛盾，吴氏并未及时发现，其自谓“要在真鉴”之功力，已不禁令人生疑。
其后“仇英”所摹《清明上河图》，转入近人裴景福手中。
裴氏在所纂《壮陶阁书画录》卷十页四三载录，该图与《辛丑消夏记》记载的尺寸完全相符，唯后幅仅有“文彭”分书一跋，裴氏觉得不真，已自行汰去。
当他向售主索取《辛丑》所载陆、郭与吴荣光三跋时，售主表示吴荣光已去日本。其实，后来吴氏自己也发现文彭跋可疑，因已经录入《辛丑》，只好保存于卷后，其余三跋则已失去。不过售主手上却有一向被认为真品的文徵明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跋，愿意奉上。
裴景福汰去假跋，失去陆、郭、吴三跋，却得到更为可贵的文徵明跋；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斐氏略感诧异的是，文徵明跋中亦称“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奇”，显然与“仇摹本”尺寸不相符合；不过他似乎并没想到，文跋系随李东阳跋而误，他以：
“名迹题跋，迷离荒幻，往往如此”说词“自解”。
至于时间上，何以“仇摹本”始于嘉靖二十一年四月，文徵明却跋于同年二月？如此不合情理之处，斐氏未予理会。但，他对“仇摹本”却是赞赏备至：
“……此图伪本甚多，先君于咸丰中在扬州获一卷，颇精，后归李良臣军门。”为了证实所藏确为真迹，裴氏不惜指出其父所获《清明上河图》，虽颇精致，未必真实，而他之所得，却是例外：
“……此卷青绿钩金，山水林木，楼阁人物，穷极工丽，真迹无疑。自题四年而后成，虽摹择端，实兼宗大小李、伯驹、松年、松雪诸家，精心结撰，穷年累月，生平亦未必多作；世传尽苏州片也。……”
裴景福对文徵明竟事先“预撰”之跋，也大为激赏：
“三桥记文法多隔阂，不及此简净。”但检视“文徵明”这篇既无“文法隔阂”，又大为“简净”的跋语，却是像“乃子文彭”一样，抄自李东阳第二篇题跋；只是抄了首章，遗其大半，所以裴氏认为“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