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的文学创作实践，都不可能离开他所生活的文化土壤，否则将会是无本之木，无花之果，是不可能枝繁叶茂并硕果累累的。要使自己的文学深深的扎根于民族之林，就必须虚心学习这个时代的优秀民族文化，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文化特色的作品来。
屈原的诗歌创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产物，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大胆想象与绝妙幻想，与当时的诸子争鸣的文化思潮所带来的散文的兴起，及游说风气中的雄辩说理气势森然等文化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这一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的产物。离开了这一环境，屈原的诗歌或许就会失去很多风采。
战国时期由于哲理思辩的兴盛，带来了散文的繁荣，诸子百家都争相以散文来表达看法与观点。而先秦的散文，最大的特色是文彩盎然而又说理深刻，如庄子的《逍遥游》，恣意汪洋，充满了神奇而浪漫的想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样的奇特夸张，饱满丰富的想象，是先秦时期散文的一大特点。
先秦时期散文的另一大特点是说理深刻，而且极重视逻辑推理。在《战国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中有：“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观之，王之蔽甚矣！”这是充满逻辑思辩力量的说理，富有雄辩的力量。
《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另一个说理深刻的典型例子。针对马无故逃走，人们都来哀悼，但这个失马人的父亲却认为失去马是一件福事。后来马回来了，人们都来祝贺，但他的父亲说这很快就会变成一件祸事啊。果然他的儿子因骑马而摔坏了腿，验证了其父所言。这时人们都来看他的儿子，但这位父亲又说，这难道不可以是件好事么？果然不久胡人入塞，壮丁都去参加了战争，而他的儿子因残废没有去，躲过了战争中的伤亡，而参加战争的人死者十之有九。父子因残废而相保。这个故事寓理明显，表达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哲学观。很具有逻辑思辩的能力。
《逍遥游》《邹忌讽齐王纳谏》及《塞翁失马》等，都是具有饱满想象、深刻说理及思辩力量的散文。只不过有的是用浪漫夸张的神话故事来说理，而有的是借助生活中具体的事情来说理，但都达到了深刻透彻这样的效果。这是先秦散文的一大特色。在说理过程中，都运用了夸张排比手法，增强了说理的气势。
屈原出生的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其诗歌自然也要受到当时这种散文兴盛之风气的影响。屈原的诗歌，或引述神话、寓言、历史故事，以阐述其主张，极富文彩。同时也具有说理透彻的恢弘气势。可谓说理与浪漫相结合的光辉篇章。
此外，屈原的诗歌也受到当时纵横家的影响。雄辩的力量在当时的政治外交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像苏秦那样以雄辩折服人心的例子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又如身材短小的晏子出使楚国，楚人在大门外开了个小门让晏子入，晏子不入，说：“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说：“你们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说：“齐王派遣使者，是因为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用处，派遣贤者出使贤王，不屑者出使不屑的王，我最不屑，因此齐王派遣我出使楚国。”这显示了雄辩的力量。但楚王还是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宴席上，又让吏捆了两个盗贼，说：“这是两个强盗，都是齐国人。”晏子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而生于淮北则为枳，叶相似但味道不同，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水土不同，这两个人在齐国时不偷盗，但到了楚国来就偷盗，这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民善于盗窃吗？”楚王自取其辱。
在先秦时代，纵横家们游说天下所具有的雄辩力深深打动了人们，尤为知识分子们所推崇和效仿。纵横家们游说天下，反复辩难，辞藻夸张、优美甚至绚烂，兼有逻辑性和生动性，力图打动对方。这种学术风范也被屈原所推崇，他在《楚辞》中就充分体现了这种雄辩所具有的逻辑、生动的文化特点。屈原的政治抒情诗，不乏议论，不乏引证历史，可以说已经颇有“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这都是吸收了当时游辩之士们的思辩说理能力。
在《离骚》这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中，屈原也以历史为鉴，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等，都是借历史来表达其高洁志向，告诫统治者要看清道路，不要荒淫误国。这些借助历史来说理的诗歌，思辩说理透彻，很有说服力与艺术感染力。后世评论说：“上道帝窖，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屈原以其深刻的历史思辩力量，奏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符。而这思辩力，是与游说之士的说理辩论力相一致的。
屈原的诗歌是深深植根于他那个时代诸子百家散文繁盛的文化基础之上，他与所处时代的文化之间好比鱼水的关系，并非横空出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屈原能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家，是他善于吸收他那个时代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