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深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科学研究上是如此，在艺术上的创新也是如此。在艺术上只有积极继承前人的成果，才能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艺术表达方式。古往今来的一切艺术进步，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屈原创作的《楚辞》，它继承并突破前人最明显的艺术特点，恐怕要属《楚辞》中“兮”字的运用和长篇长句的特点，以及它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兮”字的运用，这是《楚辞》中最典型的语言艺术特色。“兮”字古读“呵”，是一种表示感情的感叹词。在先秦时代，“兮”字就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特别是在民歌中运用得比较普遍。如《左传》记载楚囚钟仪操琴作南音，师旷歌南风，其中都有“兮”字的广泛运用。通过“兮”这个叹词，反复咏叹，婉转抒情，达到鲜明的艺术效果。在《诗经》中“兮”字也运用得很多，如“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等，都说明了“兮”字的运用是很广泛的。
对于这种表达情感的叹词，屈原则继承了当时的这种传统，推陈出新，使“兮”字得到了更为合理更有规律的运用。《楚辞》中有的隔几句就用“兮”字，有的句句都有“兮”字，更增加了这种感叹的语气。在“兮”字运用的句式上，也表现出比原来更多的灵活性与多样性，从而开创出了一条比原来更有规律更加灵活的语言表达方式，成为屈原《楚辞》的一大艺术特色。
大致归纳起来，《楚辞》中“兮”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种。
一是《离骚》式，其典型形式是“兮”这个字用在两句话之间，表示语气的停顿。《离骚》中隔句用“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
二是《橘颂》式，其典型形式是“兮”字运用在两句话的最末，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三是《天问》式，典型形式是不出现“兮”字，“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冯冀惟像，何以识之？”
四是《九歌》式，典型形式是每句中都有“兮”字，而且“兮”字出现在每句中央。“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或“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
以上几种句式，说明楚辞的多样性，其句式既有对民间文学的吸取，也有对巫歌、巫音的效仿，但更主要的是屈原对这些古典艺术形式的再创造，使得这一艺术更加焕发出新的光彩。《离骚》“兮”字的运用即是这一自创的生动体现。隔句用“兮”字，一吐其悲愤之情，合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多重表达其悲壮之志、奇幻之思，成为千古绝唱。
从民歌和民间文学中吸取艺术营养，是屈原继承古代文化艺术的一个显著方式。他还根据民间祭祀的歌词而加以改造，创作出了《九歌》。把乡野之中粗俗的祭祀歌词改变成了合乎音乐韵律的诗歌。这是屈原对民间文学的再创造。
除了“兮”字的运用，楚辞还显示出了较《诗经》更加辉煌灿烂的艺术特点。在字句、篇幅上，楚辞都大为扩展了，它不同于短短的一唱三叹的抒情歌谣，而是融叙事、抒情、说理于一体的长篇巨制。字数也发展为每句六七字，《离骚》多达二千四百七十多字，比《诗经》中最长的《鲁颂·闷宫》还长三倍多，从《诗经》到《楚辞》，既存在艺术上的继承关系，又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当然，《楚辞》是在《诗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的一种文体，很多研究者都说明了《楚辞》与《诗经》的继承关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风兼比兴。”这是说《离骚》的创作来源，在艺术上是依据《诗经》的。而现代研究家也都承认这一点，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价楚辞说：“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唯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
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将《诗经》与《楚辞》之不同，及后者受前者的影响，说得非常清楚。说《楚辞》与《诗经》最大的不同，在于形式辞藻，而非怨愤之言，也就是说《楚辞》在艺术形式上是继承《诗经》的，但已经有很大的变化。而且《楚辞》又继承楚国的故有文化传统，因此产生了文彩壮然的《楚辞》。
在艺术创作上，继承优秀文化并拥有创新精神是相当重要的。在继承的基础上，必须同时敢于突破前人的条条框框，另辟蹊径，走出前人的老路，才能不被已有艺术表达方式所束缚。每一个时代需要有符合这个时代特色的代表性的文化巨人，需要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某一方面较前人又有所创新，并且能在某一方面独树一帜。屈原之《离骚》《天问》等，远远突破了《诗经》等所开创的浪漫传统，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第一次把诗歌推向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高峰。自屈原以后，有许多诗人或文学家都自觉地走他所开创的这条道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