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种残酷的杀戮，是征战双方一种欲置对方于死地的野蛮搏杀。提到战争中的杀戮，提到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痛苦，没有人不心惊胆寒。所以，对于人民来说，是反对战争的，当然也就反对战争中的种种野蛮虐待俘虏与屠杀的不人道行为。
楚国在与秦国的交战中，屡屡失败，秦乃无义之师，在战争中对俘虏往往大批地杀害。楚怀王时，秦楚曾经有过两次大战：丹阳之战与蓝田之战，一次楚被秦斩首八万，另一次被斩首两万，而且被俘虏的将军七十余人也全部被残酷地杀戮。楚国将士的尸体遍布荒野，疆场上血流成河。不但如此，在楚国的土地上，秦兵也大肆杀戮楚国的人民。秦攻占郢都时，到处焚烧抢劫，杀戮奸淫，无恶不作。史书记载：“征城以战，杀人盈城。”可见战争中屠杀行为比比皆是。
“战国无义战”，这些战争，基本上是一种劫掠，不具有正义性。正因如此，在战争中的屠杀行为相当野蛮而没有节制。
屈原在他的诗作中对战争中的非人道行为提出了批评。
在《天问》中有“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意思是说，武王猛击纣王尸体，周公对此并不赞许。为何周公亲自兴师伐纣，奠定周朝基业反倒叹息？
在《天问》中还有“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伯林雉经，维其何故？”意思是说，武王斩下纣王的头，为何那样义愤填膺？载着文王的灵牌会战，为什么那样心急如焚？把纣王的尸体悬在柏树林，那究竟是什么缘故？
这两段诗里，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屈原对战争中的不人道行为的不赞成态度。前者是借周公的叹息表明其意思，后者则是用诘问的方式表明其态度。纣王是公认的罪大恶极的人物，天下人的公愤，但屈原仍然对于武王割下其头颅鞭挞其尸体等做法表示了不赞赏的态度，认为有失战争的人道。由此可见屈原的悲悯情怀是多么深刻。
屈原在他的作品《离骚》《天问》当中，提倡爱民与德政，赞扬了“尧、舜、禹、汤、文、武”，批评了桀、纣等君主，其标准是“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这个“道”，很自然应该包括在战场上的行为，是以德来统一天下，还是以屠杀和暴力来统一天下，役使人民。这是考察君主之“道”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屈原倡导效法尧舜，以德治来统一中国。这一点与孟子的思想相同，“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就是说，惟有推行仁义的有德者才能一统天下。屈原是赞成这一观点的，他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一统天下，以消除因统一战争而对百姓和兵士的杀戮，这表明了屈原关于战争的鲜明的人道主义思想。因此，屈原在他的诗歌里，对有道之君进行了表扬，而对无道昏君提出了批评。
在战国历史上，战争的大屠杀不胜枚举，各国君主为了显示自己的武力与威风，往往把屠杀作为一种武力炫耀。屈原生活在战国这个战争频繁发生的年代，对战争自然投入了特别的关注，他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反对战争中的不人道行为。屈原作为一位文明的先贤，出于对人民的深刻同情与怜悯的感情，反对战争的屠杀行为，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所具有的社会良知，体现出一种博大深沉的仁爱精神。这是他伟大而不朽人格的重要表现。
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军队所到之处，“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畜，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战争的确给老百姓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而战胜国的君主们却坐得渔利。
比屈原早些时代的商鞅，正是因为看到了君主们好战这一点，从而在秦国实行变法，推行法家学说，以“耕战”为立国之本，使国家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说：“国之所以兴者，战争也。”可见商鞅推行战争从来就不讲仁义，没有什么正义之战与非正义之战的观念。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他认为天下就是霸道的天下。这一观点为当时的七国之君主广泛采纳，他们为了扩充地盘，连续不断地发动不义战争，使七国都置于战争的机器之下。
屈原与商鞅虽然同是改革家，但他们对于战争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屈原对战争遵从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统治者们和政治改革家大不相同。屈原像那些儒家学者一样，竭力倡导战争的正义性，反对不义之战。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只有正义战争，才能屡战屡胜，使国运昌盛，他信奉孟子的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衅，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在屈原的眼里，道德压倒强权，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天下必将统一于仁义至上的王道。因此，只有正义之战，才能战必胜，不义之战将有亡国之险。
屈原在《天问》中，对楚怀王发动不义之战进行责问，认为长期如此将有亡国之险。“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意思是说，黄昏时分电闪雷鸣，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忧愁？楚国威严不再保持，乞求上帝又有什么用？我遭流放山洞隐藏，对国事还有何话讲？楚王动辄兴兵打仗，国家命运怎能久长？倘能悔悟改弦更张，我又何必把话多讲？
在这里，寥寥数语，屈原对楚王进行沉痛的告诫，发自肺腑的告诫之语，伴以电闪雷鸣的气氛烘托，照亮了屈原的灵魂。他劝楚怀王不要发动不义战争，否则将导致亡国，他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可见诗人对国家的忠诚，也可见屈原的战争思想，他是排斥非正义战争的。
屈原对楚怀王的劝说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楚国积贫积弱，但好大喜功的楚怀王还是不断地发动不义战争，使国家陷入更沉重的灾难之中。丹阳、蓝田之战，使楚国受到重创，就是楚怀王好不义之战的典型例子。
屈原借《天问》阐述君主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即劝勉君主要行正道，少征战，与民休养生息，使国力强盛。这也是屈原强调的减少战争中非人道的屠杀行为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屈原的人道主义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