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从繁华的郢都走向流放之地，一路上所见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楚国。由于国君的昏庸，荆楚的危难，奸佞的跋扈，导致了民生的万般艰难。这已经远不是屈原当初变法时的楚国了。屈原在流放的道路上，看到四处都是白骨，对民生的艰难不觉洒下了许多眼泪。
从郢都走向流放之地，使屈原接触到了下层百姓的生活，对于他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是有所帮助的。由于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的了解，这也促使屈原的思想观念有所转变，使他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的上层投向最广大劳动人民。
公元前295年，屈原流放到长沙。这里是楚先王始封之地，楚国王室的文化遗迹很多。尽管是先王始封之地，这里的百姓却异常贫穷。连年战争，连年灾荒，官府不管百姓的死活，只顾横征暴敛，人民只得勒紧裤带过日子，到处都是逃荒要饭的。尽管如此，当三闾大夫屈原到达长沙之后，当地的百姓还是竞相邀请屈原到他们的家里做客，杀鸡宰羊，以表示对三闾大夫的崇敬之情和爱戴之意。屈原每到一家，看到百姓对自己的热爱，看到百姓的贫困，就增添一分对百姓的怜悯之情。以前，他作为宫廷政治家，并没有亲身体验过百姓的疾苦生活。现在，屈原走村串户，看到百姓之家无一不是贫穷不堪，那颗同情百姓的心灵在泣血。
湘江一带渔民很多，许多人家都靠捕鱼为生。但渔民的生活更加艰难。这里山高皇帝远，贵族们横行乡里，霸占了水域，凡在江中航运捕捞者，都要收取“水赋”，这赋重于敲骨吸髓，害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屈原了解到，很多渔民交不起赋税，最后只得投江自杀。屈原游览湘江，看到湘江上漂浮着死人的尸体，那大都是悲愤与贫穷中自杀而死的渔民，这让屈原的心一阵阵战栗。
屈原平生最爱橘，他来到长沙，一日前往湘江上的橘子洲。橘子洲不大，遍地尽橘。时值金秋，蜜橘正熟，果实累累，像悬挂着的无数小灯笼。红绿相间的密林深处，点染着几间不显眼的茅草房。都关着门，似乎很久没有人烟了。屈原敲了好几家，都没有人应答。最后敲一户人家的门，出来的是一位老妪，老妇人目光浑浊，似乎眼泪已经干枯了，脸皱得像老榆树皮。屈原问：“老人家，您这里的几户人家，守着这么大一片橘树林，日子还算好吧。”老妇人一听就哀怨地说：“别说了，你别说了，哪里是日子，我们这些庄户人家，祖祖辈辈住在这湘江橘子洲上，祖祖辈辈就靠这橘树林过日子。可几年前，这地方上的一个大贵族，却不准许我们采摘这橘子了，说这是他们的地盘。要我们交纳赋税。哪里纳得起那沉重的赋税，这里祖辈居住的几户人家，都已经逃亡了。惟独我这老朽，走不动了，就在这里勉强熬日子吧。”
屈原听了，心头又是一阵悲愤，感觉热血都要涌上来了。过去，他无比爱橘，可是现在，看到硕果累累的橘树，却不是属于人民的，他心中不知该如何想是好。
屈原在长沙期间，广泛地接触到了劳动人民，每每见到劳动人民的贫穷与所受的压迫，心灵上便增加一钧重负，因而整个客居长沙期间，他的心情始终抑郁沉闷，须臾不曾有过明快开朗。
面对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肆意压榨，屈原非常同情劳动人民。“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意思是说，我长声叹息啊泪如雨下，哀伤人民生活多灾多难。这是屈原发自肺腑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之音，是屈原与统治者决裂之后的精神感受。
作为一个长期处于上层统治地位的贵族，能够看到下层百姓的苦难，并把它书写出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屈原的诗篇深刻地反映了楚国由盛转衰时期的人民生活的苦难，给当时与后世的人民以慰藉。正因如此，屈原才如此受到人民的热爱，在他死后，人民为了表达对屈原的怀念，将他投江自杀的日子定为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都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的爱民忧民的精神，成为后世文人精神的楷模，在无数的诗歌文章中渗透了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并形成一种传统，形成一种进步的声音。屈原之后，李白、杜甫、陆游、龚自珍等伟大的爱国诗人，无不在自己的诗篇中表现出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流露出对人民不幸遭遇的刻骨铭心的悲痛，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的一种精神风骨，使他们的诗篇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显示出一种博大的仁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也是他们的诗篇能够走入人民大众，千古流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