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相扑之风，至明、清尤其是清代更为盛行，无论是其开展的广泛性，还是水平之高，都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代的摔跤活动在宫廷、军队和民间均有开展。《明史纪事本末》载，明武宗“尝于西内练兵，令彬等率兵入习营阵，校骑射，或时为角抵之戏。”（卷四九）《明史·江彬传》亦有“每团练大内，间以角抵戏”的记载。可见角抵活动也是军中的练兵手段。由于武宗对角抵的偏爱，故宦官刘瑾“日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明史·刘瑾传》），以讨武宗的宠爱。总的来说，明代宫廷摔跤活动远不如宋元时兴盛，而民间的摔跤活动则比较活跃，如张岱《陶庵梦忆·扬州清明》载，该地清明节时，杂戏纷呈，体育活动中就有“浪子相扑”。《沪城备考·徐翁》记，江北人徐翁以卖虾米为业，颇善摔跤，“市人或侮之，举手则为翁所仆……少年强从之习角抵，亦即指授。”此时已有摔跤理论出现，明万历年间刊行的《万法全书》中，已绘有“柔术”的图形，《纪效新书》、《阵纪》中也都有“千跌张”跌法的记载。
由于摔跤是满族的传统体育习俗，故这一活动在清代显得异常活跃，使明代已呈衰落之势的传统习俗得以振兴。
清代称摔跤为“布库”，系满语，译语谓之“撩脚”或“撩跤”。《归田琐记》即云：“何为‘布库’之戏？”“译语谓之撩脚。选十余岁健童，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受满族尚武之风的影响，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摔跤活动，在宫廷宴席、接待使臣、军营之中、村野市井时有开展。
康熙帝喜爱摔跤，据《归田琐记》载，康熙初年，太师鳌拜“恃其劳绩，肆行无忌”，为了铲除这一挡政的绊脚石，“在内日选小内监令之习布库以为戏”。利用这些“习布库者”擒住鳌拜，为康熙亲政扫除了一大障碍。其孙清高宗弘历也“最喜其技”。当时，蒙古王公贝勒朝见清帝时，常举行满、蒙摔跤力士的竞赛，“列圣巡幸木兰，蒙古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长例于路哨之后，恭进筵宴，习武合欢”。其中就有摔跤比赛。不仅如此，有时清廷亲王与蒙古使臣还要亲自临场较技，“顺治中，有喀尔喀使臣至，与近臣角抵，具莫能撄。王闻之，请于烈王，饰为护卫，入与使臣斗，应手而仆。世祖大悦，赏赍无算”（《清稗类钞·技勇类》），即其一例。
在清朝的京军中，有“善扑营”的编制，人员是从“八旗精练”勇士中选出三百人，习练摔跤等技艺，“凡大燕皆呈其技，或与外藩部角抵者，争较优劣胜者”（《啸亭杂录》），是供清廷役使的专业摔跤队伍。善扑营举行比赛或表演时，地上铺大绒毡，运动员脚着短靴，身穿窄袖褡裢，三跤两胜，倒地为败。善扑营的摔跤手为扑户，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按其摔跤技巧的优劣，每月发给钱粮。平时于营中，练习身手，研究脚步，两两相搏，“皇帝御试进士，车驾出巡，扈从宿卫，晏会蒙古藩部时，献技为戏”（清光绪续修《清会典》卷八八）。
清代的摔跤活动有官跤、私跤之分，“善扑营”与“八旗”军中的摔跤活动属官跤，而民间盛行的用以自娱和谋生的摔跤活动则为私跤。清代民间摔跤活动也很活跃，“杂耍诸技，皆村民为之，北人好技勇，故俗使然也”（《都门琐记》）。可见，民间摔跤，已成习俗，在北方，尤其是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此风更甚。
可以说，清代摔跤活动的盛行，是受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洲民族体育习俗的影响，在全国各地流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