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射作为中国古代军事作战的基本手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风尚，历来深受重视，可谓长盛不衰，是中国传统体育习俗的主要内容。明、清两朝，这一习俗仍很兴盛。
无论是明、清的军队还是学校，都十分重视骑射训练，如《明史·兵志》中就有明代“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的规定。清代更是“夙重骑射”，即便是在当时冷兵器已经衰落的情况下，火器营也必须“月习步射六次，骑射六次，马上技艺六次”。明朝初年，统治者就十分注意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将骑射作为学生的学习内容，据《续文献通考》的记载，洪武三年五月曾下诏令“国子生及郡县学生员皆习射”（《学校一》）。不仅如此，还把骑射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即便文科也如此。据《明实录》所载：“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试四书经义和策论，中试者于十天后“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而对武官子弟，则予以文化教育，“太祖以武臣子弟但习武事，鲜知学问，命大都督府选入国学。嗣后，勋臣子弟多入监读书”（《续文献通考》卷四七）。为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明初甚至不予设置武举制。洪武年间，“礼部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帝曰：‘析文武为二途，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乎……今又欲循旧，用武举，立武学，甚无谓也。’”故“寻罢不行”（同上）。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明代不仅军中将士娴习骑射，儒生文臣善于骑射者也屡见不鲜。如《日下旧闻考》记载，明代的节日庆典活动中，常有骑射比赛。在端午日，“赐文武官走骠骑于后苑”，“联镳飞鞚，竞以骑射为娱”。参赛的人数达“数百骑”。最后“乃衣蕃衣，臂鹰走犬，围猎状终场。”明代民间骑射也有广泛开展，像“徐州有箭手，善骑射”，“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善骑射”（《明史·兵志》）。可见骑射之俗在明代确是很流行的。
和明代一样，清朝除强调军中练习骑射外，也十分注重对八旗子弟的骑射教育，何况满洲有着“夙重骑射”的习俗。《清文献通考·选举考》记载：“士子应试，必先试其骑射，合式方准入闱”。这就使骑马射箭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广泛流行开来。当然，骑射并非单纯的军事武艺，平时也常用以交游娱乐。如徐珂《清稗类钞·技勇类》记载：“士大夫家居，亦以习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其娱乐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射鹄子、射花篮，以及射绸、射香火等。鹄的中心即靶心，小如羊眼，故此射法亦称射羊眼，清代“果益亭将军专工射鹄，有‘果羊眼’之称”。射花篮、射绸、射香火等难度更大。射花篮，是以相互联结的圆圈为靶子，当箭中关节处，诸圈皆开而不落，状若盛满鲜花的花篮，故名射花篮。射绸，是“悬方寸之绸于空而射之”。箭靶飘忽不定，射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射香火则是“于暮夜，悬香火于空而射之”，这要求射者的技术和视力都要有更高的水平。这些均反映出作为传统的民族体育习俗，骑射活动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