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社会文弱风气的影响，虽然比较剧烈的运动项目已鲜有文人、士大夫参与，但并非所有的体育活动均为他们所摒弃，一些在他们看来能够起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且比较文雅、高尚的活动，如围棋、象棋、投壶等项目仍深受他们喜爱。故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十分流行这类“雅戏”。
（1）围棋的繁盛
宋代建隆进士、《文苑英华》编纂者之一的宋白曾在《弈棋序》中说：“投壶博弈皆古也，礼经有文，仲尼称焉。弈之事，下无益于学植，上无裨于化源，然观其旨归，可以喻大也，故圣人存之。观夫散木一枰，小则小矣，于以见兴亡之基；枯棋三百，微则微矣，于以知成败之数。故弈人之说有数条焉，曰品、曰势、曰行、曰局……引而伸之，可稽于古，彼简易而得之，宽裕而陈之，安徐而应之，舒缓而胜之，有若尧之禅舜，舜之禅禹乎；彼战争而得，谨固而陈之，疾连而应之，变通而胜之，有若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乎；彼孤危而得之，悬绝而陈之，躁暴而应之，劫杀而胜之，有若秦之并六国、项羽之霸楚乎。”（《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第八百卷）。可见宋代文人是将围棋与治国之道联系在一起的，里边凝聚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学说，这对宋代大多数皓首穷经以期仕进的文人来说，确是一种既可消遣，又能陶冶性情的良好娱乐活动。像宋代大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十分喜爱下围棋，并十分看重围棋义理：“何处逢神仙，传此棋上旨。静持生杀权，密照安危里。接胜如云舒，御敌如山止。突围秦师震，诸侯皆披靡。入险汉将危，奇兵翻背水。势应不可隳，关河常表里。南轩春日长，国手相得喜。泰山不碍目，疾雷不经耳。”因此他认为“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能拟。成败系之人，吾当著棋史”（同前）。宋代大文学家、词人苏轼，尽管自谦“予素不解棋，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书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过乃粗能者”，连观棋也是“竟日不以为厌”（同前，苏轼《观棋并序》）。此外，大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也常以弈棋为乐，《冷斋夜话》说他居钟山时，常与薛昂下棋赌梅花诗，薛昂输棋而不善作诗，王安石只好输赢都作。著名文学家文天祥，对弈棋十分嗜好，据《宋史·刘沐传》记载，“天祥好弈，与沐对弈，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宋元祐进士、名将宗泽，在金兵大举进攻、都人震恐的情况下，仍“对客围棋”，镇定自若（《宋史·宗泽传》），似乎真正的战争不在沙场，而在楸枰玉局之上。临危不乱的围棋义理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围棋义理还被文人士大夫用以进献帝王，改善为政之道。如太子右赞善大夫潘慎修，“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其义，太宗览而称善”（《宋史·潘慎修传》）。仍然不外一个完人或有修养的人所应具有的仁义礼智信诸儒家学说。
当然，围棋作为一项传统体育习俗，并非为宋代文人所独有，其实，在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各个阶层中都有开展，只不过在宋代社会文弱风气的影响、文人体育日渐衰落的趋势中，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显得比较突出而已。如前举宋太宗就十分喜欢围棋，《荆公诗注》还有一段关于宋太宗与棋待诏贾元对弈的记述，十分有趣：“太宗时待诏贾元侍上棋，太宗饶三子，元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榜汝。’既而满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诈也，更围一局，汝胜赐汝绯，不胜投汝于泥中。’既而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胜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宋太宗不仅自己喜爱围棋，而且还鼓励臣下弈棋，“太平兴国六年，俶被病赐告久之，上遣中使赐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谕旨曰：‘朕机务之余，颇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宋史·钱氏世家》）。南宋时的孝宗，于“万机余暇，留心棋局，诏国手赵鄂供奉”（《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第八百卷弈棋部引《贵耳集》）。可见围棋在宋代君臣中是一项开展较为普遍的活动。
围棋在社会上也很流行，以致在城市中还出现了专门以围棋技艺谋生的“棋工”，据《鹤林玉露》记载：“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而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著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弈棋部引）《春渚纪闻》还记载：宋代围棋国手刘仲甫在一旅店悬赏求负，“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与其对手”，以致“观者如堵”，（同上引）。这也反映出围棋活动在民间开展的广泛程度。
正由于宋代围棋活动之盛，统治者之重视，宋人对围棋经验的总结、整理和撰述很多，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仅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辑著的《忘忧清乐集》就收有北宋张拟《棋经》十三篇，以及南宋初著名国手刘仲甫《棋诀》四篇和《诸国手野战转换十格图》、《开局棋势诸图谱》等，形成了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围棋资料辑著，对祖国围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这无疑是宋代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2）象棋的流行
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福建泉州湾的后诸港发现一艘沉在港道边缘的宋代古船，随船发现的文物中有木制圆形象棋二十枚，且这些棋子分散在第三、第十及第十三舱中，显然不是一副象棋，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船员、乘客们普遍爱好象棋，业已形成一种体育风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随着宋代文弱风气的日渐加重，与之相适应的一些“雅戏”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既可斗智斗勇，又不失翩翩君子之风的“象戏”自不例外。
据王明清《挥尘后录》云，北宋末徽、钦二帝被虏后，“显仁后未知上（高宗赵构）即位，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癡，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掷其将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额喜甚……”这里虽贯穿着儒家帝王承天受命的思想，但也反映出，至少北宋末中国象棋已基本定型，特别是宋人萧照画的“中兴瑞应图”中的象棋局，已与现今的象棋局无异，更是佐证。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们实践的产物。中国象棋经过曲折的发展，特别是在唐代不甚流行的情况下，之所以在宋末得到定型，显然与宋人对之的宠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据史籍记载，宋初时象戏尚处于百花争艳的时代，着法及局式多种多样，如司马光曾根据当时流行的两人对局象棋而编制的“七国象戏”即其中之一。棋子共“百有二十，周一，七国各十有七”。棋子色别“周黄、秦白、楚赤、齐青、燕黑、韩丹、魏绿、赵紫”，布置以“周居中央不动，诸侯亡得犯。秦居西方，韩楚居南方，魏齐居东方，燕赵居北方”。棋子名称有“将、偏、裨、行人、炮、弓、弩、刀、剑、骑”。参赛人数从七人至三人皆可。“凡欲戏者所得之国则相之。在坐七人则各相一国，六人则秦与一国连衡，五人则楚与一国合从，四人则齐与一国合从，三人则秦与二国连衡。或但今在坐之人各占一国而空其余国”（《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七九八卷《弈棋部》）。此外，还有三十二个棋子，纵横各十一路棋盘的象棋（《格致镜原》卷五九）、棋子九十八个、纵横十九路棋盘，被称为“广象戏”（《文献通考》卷二二九）的象棋等。但由于较为复杂，难为人们所接受，最终被子有“将、士、象、车、马、炮、卒”三十二个棋子、棋盘纵十路横九路的象棋所取代，成为当时及之后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迅速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
象棋定型后，以其优雅、着法多变而易学的特点得以推广。南宋时，象戏已成为“家喻户晓”（洪遵《谱双》页1。光绪丙午长沙叶氏刊本）的群众娱乐活动的内容了。临安城里的小商店、小摊贩那里随处可买“棋子棋盘”（《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宫廷设的“棋待诏”中，已有象棋手的位置，像杜黄、徐彬，林茂、礼重、尚瑞、金四官人、上官大人、王安哥等，都是当时“棋待诏”中的象棋高手。并且当时还有女棋手，如《太平清话》云：“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皆女流也。棋则沈姑姑为一时之选。”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也颇精于象棋，她在《打马图经》序中曾说：“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这不仅是她嗜好象棋的自述，也的确道出了喜爱下棋的人的心态。《福建通志》亦载：“程伯昌建阳人，善医，尤妙催生法，性好象棋，终日不释。有急叩之者，随以一棋子令持去，胎即下”。故事虽荒诞不经，但嗜棋的人一旦入局，即难以自拔，这是可信的。这都反映出两宋时期象棋是十分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象棋爱好者的不断研习、创新，逐渐丰富了象棋的着法，至南宋时已有棋局的记载了。如《事林广记》中就记载有三十个残局的名称。这无疑是对象棋实践经验的总结。象棋理论书籍的出现，对后世象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投壶的活跃
如果说马球、足球等活动是随着时尚的变化而为文人士大夫所喜尚或摒弃的话，那么贯串着儒家礼仪色彩的投壶活动却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乐道。这不仅仅因为它是宴会中具有礼仪色彩的娱乐活动，主客间要有一套谦让之辞，并有赋诗、击鼓奏乐诸举，而且在墨守孔孟之道的文人士大夫看来，这项活动既可体现、继承先王之礼，又能愉悦身心，也符合多数文人士大夫主静的特点和处处“慎独”修身的观念。所以，投壶活动，历代不衰，成为文人体育的主要内容。
两宋时代是文人比较活跃的时期，投壶活动自然非常流行，而且投壶活动并未因它的技艺多样化、娱乐性增强而减弱其在文人士大夫们心目中的性质。即便在司马光更定“投壶新格”之后，也依然如此。正像他在《投壶新格》序中所说：“夫投壶细事，游戏之类，而圣人取之以为礼……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事林广记》续集卷六《投壶》）。这种寓德育于体育的思想，也正是中国古代体育的特色之一，尤其在宋代文弱的社会氛围中，投壶活动在文人士大夫中更有着广阔的市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就盛赞司马光的“投壶新格”是“虽嬉戏之间，亦不忘于正也”。因此，宋代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宴请宾客，还是谈文赋诗，都喜爱进行投壶之戏。如欧阳修《归田录》记载：“杨大年每遇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而不妨构思，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投壶成了启发他作文灵感的契机。
作《投壶新格》的司马光也十分喜爱投壶活动，“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渑水燕谈录》）。正是在他善于这项活动的基础上，他才对投壶旧规进行了改革：“公以旧格不合礼意，更定新格。以为倾邪险癢，不足为善，而旧图反为奇箭，多与之癤，如倚竿带剑之类，今皆废其癤以罚之；颠倒反复，恶之大者，奈何以为上。如倒中之类，今当尽废壶中癤，以明逆顺。大抵以精审者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徼幸者无所措手”（同上）。并对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计分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投壶新格”的产生，无疑是当时流行投壶的反映。
因投壶多系文人所为，常以输赢赌酒赋诗，甚至任何一个投壶动作或结果，也会引出一些佳句。据《闻见前录》云：“康节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应声曰：‘几乎败壶’。坐客以为的对。”就是一例。
抗金名将岳飞，不仅“好贤礼士，博览经史”，而且也“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宋史·岳飞传》）。宋代的文弱风气，使不少文人士大夫为投壶活动所吸引，“投壶新格”的产生，更影响到后世投壶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这项活动“修身”、“治心”、“恭谨志、存中正”的宗旨，更是使之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