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黄袍加身时，全国尚来统一，直至公元九七五年，才灭南唐平定南方。这个过程长达十五年之久。为作好平定南方的准备，适应南方多湖泽的地理特点，宋太祖赵匡胤十分重视对水军的训练，自建隆元年（960）即位后，“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次。统一南方后，仍将水嬉作为练兵的手段。宋太宗天平兴国元年（976）就曾下诏引金河水筑“金明池”，大练水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练兵也就成了象征性的习惯了，而被健身娱乐的水嬉所取代。宋太宗于筑“金明池”的第二年于水殿观习水战时，就“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宋史·礼志》）。自此以后，金明池不仅作为训练水军之用，也被作为水嬉的场所。如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四月，幸金明池观水嬉”，“淳化三年（992）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显然是一场游泳比赛，而“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可见当时水嬉盛况之一斑。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五月，也曾“幸金明池观水戏。扬旗鸣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为标识，方舟疾进，先至者赐之。”（《宋史·礼志》）则是一场划船比赛。
北宋时的大型水上活动是颇有特色的，既是水上娱乐，也是水上练兵活动。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一些水上活动规模很大，有皇帝观看的水嬉更是如此：“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寥寥数回，作语，乐作，钩出活小渔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这些只是正式比赛的开场戏，虽然仪式繁杂，但内容包罗万象，可谓百戏毕呈水上，特别是“水秋千”，更是别具一格的跳水活动，引人入胜。“水戏呈毕，百戏乐船……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具有军训性质的划船比赛才正式开始。“水殿前至仙桥，预以红旗插于水中，标认地分远近。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队船相交互，谓之‘交头’。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癙之类，谓之‘标杆’，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驾幸临水殿观争标赐宴》）
由于皇帝对水嬉的重视与偏爱，使臣下也受到影响，他们不仅和皇帝一样以观看水嬉为乐，有的甚至附庸风尚，直接投身于水嬉。不过他们并非在惊涛骇浪之中，更非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是在自家的“游泳池”内。如宋徽宗时的大宦官杨戬就“于堂后作一大池，环以廊庑，扃癛周密。每浴时……跃入池中游泳”（《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当然这种条件也只能是那些权贵之家能之，平民百姓是无由问津的。
任何一种娱乐文化，既是社会的产物，需要时也会服务于社会环境。在南宋时期抗击西夏、金的战场上，平时的水嬉就被充分利用，为军事服务，如抗金名将刘癝率部抗金时，金军用毛毡裹船载粮，刘癝派遣“善没者凿沉其舟”（《宋史·刘癝传》）。咸淳八年，樊城守将张汉英也曾募善水者传递情报，或置蜡书于发髻中，或藏情报于“积草下，浮水而出”（《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六）。这反映出水嬉是宋代军中和民间开展较为普遍的活动。
即便在宋室南渡、大敌当前的环境中，水嬉依然十分兴盛，钱塘弄潮就是当时颇具特色的水上活动。据《梦粱录·观潮》记载：“临安风俗……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帅座出郊，教习节制水军……”“教阅水阵，统制部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展旗，百端呈拽……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上等舞枪飞箭，分列交战，试炮放烟，捷追敌舟，火箭群下，烧毁成功，鸣锣放教，赐犒等差”。那“天卷潮回出海东”的钱塘潮势，金风薦爽、丹桂飘香的美丽景色，战阵纷呈的水上军戏，无不使南宋都城家家室空，对景行乐。特别是还有许多观潮之人，“以大彩旗，或小清凉癟、红绿小癟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更是引人入胜。《武林旧事·观潮》也记载了钱塘弄潮之戏：“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可见钱塘弄潮是开展普遍的民间体育习尚，故人们对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由于每年也有不少人因弄潮而丧生，故官府曾明令禁止：“……惟江涛之最雄，乘秋风而益怒。乃其俗习，于此观游。厥有善泅之徒，竟作怒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谓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拏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癠，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虽然如此，人们并未因船沉而绝船，亦未因有人溺于潮而不弄潮，相反更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反映出钱塘弄潮这种习尚顽强的生命力。其原因何在，我们想，“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癊癊白旗轻。不因曾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梦粱录·观潮》）诗句就是最好的解释。
除上述之外，传统的端午竞渡之戏，于两宋时期依然盛行不衰，也是当时体育习俗的组成部分。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