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抵御外来入侵的重要工具。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军队的建设，为提高作战能力而进行的各种体能的、技艺的训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称“军中戏”。
隋唐两代的统治者，自然也都十分重视对军队的建设。如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六年九月辛巳，“素服御射殿，诏百僚射”（《隋书·高帝纪上》）。《旧唐书·太宗本纪》亦记载：李世民于武德五年九月丁未，“引诸卫骑兵统将习射于显德殿庭，谓将军已下曰：‘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召，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放。’于是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自是后，士卒皆精锐。”这不仅说明统治者对军事训练的重视，而且可以看出射箭在当时仍居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新唐书·兵志》说，每个士兵要“人具弓一，矢三十”，弓箭是每个兵士都必须具备的武器。军中时常进行射箭比赛，并以成绩予以升级奖赏。“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癆手、步射。”“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御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棚，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新唐书·兵志》）显而易见，射箭不仅是当时军中的重要习尚，而且成为一种谋取职业、寻求升迁的手段之一。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以及弓箭在军队装备中的显著地位，更由于士兵们的勤学苦练、刻意创新，使射箭的理论有了新的成就。《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有王琚《射经》一卷，张守忠《射记》一卷，以及任权《弓箭论》一卷。这无疑是隋唐时代射箭活动的经验结晶。
格斗器械的训练是军队体育的主要内容，其中又以长枪为主。唐代不乏使枪的好手，如《旧唐书·秦叔宝传》载：“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太宗颇怒之，辄命叔宝往取。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真似俗话所说的于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旧唐书·程知节传》：程知节“少骁勇，善用马矟。”哥舒翰“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坠”（《旧唐书·本传》），“白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持矛跃马而搏之”（《旧唐书·白孝德传》）。五代时期，还出现了铁枪，重量加技术，更能提高杀伤力，但也无疑要增强训练的强度。《旧五代史·王敬荛传》记载：“敬荛魁杰沈勇，多力善战，所用枪矢，皆以纯铁锻就，枪重三十余斤，摧锋突阵，率以此胜。”《新五代史·王彦章传》：“彦章为人骁勇有力……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击如飞，而佗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
隋唐时期枪法训练已包括了避枪与夺枪的技法，尉迟敬德就是精通此技的著名战将：“敬德善解避矟，每单骑入贼阵，贼矟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以刺之。”以至“出入重围，往返无碍。”当时的齐王元吉，“亦善马矟，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矟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矟、避矟，何者难易？’对曰‘夺矟难。’乃命敬德夺元吉矟。元吉执矟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矟。”他的技能，不能不使身为皇兄又善使马矟的齐王元吉在叹异之余，又“甚以为耻”（《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除长枪外，唐代军队中的格斗器械还有陌刀、铁锤、拍刀、巨棓等，它反映出唐代军事体育的多样性。但这些训练纯粹是以提高作战能力为目的的，并非主观上的体育活动，只不过在达到目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为提高体能——身体素质的锻炼，对体育的发展和内容的丰富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而已。唐代军队中既具娱乐性，又包含军事训练意义的体育活动，还是角抵、马球、足球等项。
在民间作为娱乐活动的角抵，由于它所具有的格斗技能、攻杀手段等属性，一直也是军中常戏，唐代亦然。如左右神策军中多擅长角抵之徒，皇帝每每赴神策军中观看这一活动，《旧唐书·穆宗纪》载：穆宗即位后，“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观角抵，杂戏。”唐中央的“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抵、拔河、翅木、铁杠之戏”（《旧唐书·兵志》）。唐敬宗也常“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旧唐书·敬宗纪》）。
其实左右神策军的角抵好手，大多来自地方军队，如《唐语林》载：“李相绅督大梁，间镇海军进健卒四人……悉能拔撅，角抵之戏。”而民间的角抵名手，也往往被召入军队，甚至当官，如《旧五代史·李存贤传》记载：“存贤少有材力，善角抵……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博，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抵，存贤胜，得蔚州刺史。”就是一例。
此时的角抵活动业已形成一种风气，军队、民间、宫廷普遍都有开展，且已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军队的角抵赖于民间供应人才，而军队的角抵活动不同程度上也推动了民间角抵活动的普遍开展。宫廷角抵活动则往往标志着当时军队、民间角抵活动的水平，因为它汇聚着民间、军队角抵的精华。
唐代最为盛行的马球运动，并非宫廷贵族所独有，虽然因场地的限制和运动器具的要求在民间未能普及，但却是军队中极为普遍的运动项目。之所以如此，与唐初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其中主要的则莫过于突厥、吐谷浑等周边游牧民族的频繁侵扰。和这些善骑射的民族作战，必须有强大的骑兵，故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养马，“马者，兵之用也……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新唐书，兵志》）。只有马而不善骑，当然达不到养马的目的，大概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才用既可练兵，又能娱乐的马球运动让皇亲贵族“比亦令习”的。到天宝六年（747），马球迷唐玄宗的体会更深，认识到马球是“用兵之计”，“武由是存，义不可舍”，不能“徒习于禁中”，而要“示于天下”，并下诏将马球推广到军队中，使之成为练兵的手段。
不知是马球确实符合军队训练骑兵的要求，还是枯燥的军营生活使将士们为这项充满竞争精神、极具娱乐性质的活动所陶醉，抑或是唐玄宗对此项运动的大力提倡，马球运动在唐代军队中成为盛极一时的娱乐活动，尽管其目的曰“用兵之计”。在唐朝各地军队驻地，一般都修筑有马球场。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中“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之句，描画的就是今徐州地区唐朝驻军的马球场地。再如唐宣武节度使汴州刺史李绅在球场犒劳镇海派来的“健卒”富仓龙等四人；徐州军队三千人经过许昌，陈许节度使薛能招待他们在球场住宿；庞勋率一千人到泗州，刺史杜滔招待他们在球场吃饭。此外，常山（河北正定）、恒州（山西大同）、郓州（山东郓城）等唐朝军队驻地都修有球场。
唐代的将士们对马球运动非常痴迷，如唐德宗时，河北一位姓夏的军将苦练击球技艺，“常于球场中累钱千余，走马以球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太平广记》卷二二七）。“胡淛者，吴少诚之卒也，为辨州刺史，好击球，南方马庳小不善驰……且患马之不便翫习，因命夷民十余辇肩舁据辈癇杖，肩者且击，且走旋环如风，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淛用是以为笑乐。”（《南部新书》）虽然为打马球别出心裁，但以人为骑，未免太残酷。
唐代军队将官并非全是赳赳武夫，也有文弱书生，如徐州刺史张建封即其一例，他对激烈的马球活动也非常热衷，经常驰骋球场，挥杖击球。他的部下韩愈曾劝他不要从事这项活动：“凡五脏之系络甚微，坐立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韩昌黎集》卷一七《上张仆射第二书》）。但张建封却以为，一马一球一杖，其乐无穷：“俯身仰击复旁击，难于古人左右射。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杖移鬃下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这种对马球活动的痴狂，确是不置身于其间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或官僚的爱好，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甚至命运。故在那个时代也有以善击球而升官的。如唐末的周宝、高骈都是以打球军将身份起家至节度使的：周宝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镇使，以善击球，俱补军将……”（周宝）官不进，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可惜美中不足，终于“以球丧一目”，这大概也是对他不以正道擢进所得到的补偿吧！上行下效，周宝以长于击球而升官后，也有投其所好的，“镇海将张郁以击球事宝”（《新唐书·周宝传》）。这也是专制时代的特征之一，不足为奇。
蹴鞠一直是古代军队中用以训练的活动项目，虽然唐代马球运动的兴起，使蹴鞠退居次要地位，但仍然是军中常戏，唐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韦江州集》卷七）诗句，说的就是军队中的蹴鞠活动。徐松《两京城坊考》引《剧谈录》说“胜业坊北街军中少年蹴鞠”，也说明蹴鞠活动在唐代军队中还是时有开展的。
总之，唐代的军中戏还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马球活动堪称古代军事体育的奇葩。由于其士卒多来自民间，最终又归之于民间，故军中体育的活跃，一方面反映了民间的体育风尚，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民间体育习俗的形成与发展。宫廷体育之所以繁盛，与此也不无关系。